我叫周辉。
我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村子不大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两三户人家独占一个山头，走到沟底才能看到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的通向镇上。
我父亲兄弟三个，在那个重男轻女年代，奶奶生了三个儿子可是个大功臣，当时太爷爷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木匠，虽然当时大家都很穷，但太爷爷多多少少还是能挣一些，凭借着精湛的木工手艺让一家老小少挨了很多饿。
这份手艺是祖上代代相传下来的，后来听父亲说只传男不传女，而且只传长子，所以爷爷就继承了这份手艺。
爷爷对木工手艺更是看重，他常说这门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榫卯都要严丝合缝。
到了父亲这一代，爷爷对大伯要求很严格，大伯很小的时候就跟在爷爷的屁股后来转，干一些担水，扫地等粗杂活儿。
爷爷是一个特别注重手艺的人，大伯上完小学，爷爷就让大伯回家了，每天就陪着爷爷拉锯、磨刨刃、锉锯。
这些活儿干的能看得过去了，爷爷才会让大伯跟着他学推刨子、凿眼等下手活儿，大伯从小性格内敛，不管干什么都很踏实，这也让爷爷十分欣慰，但有时还是避免不了会挨爷爷的打骂。
爷爷脾气不好，如果大伯刨子推不平，拉锯跑了线，砍斧过了头，爷爷二话不说就是一巴掌，后来一提起来父亲都会开玩笑的对大伯说：“幸亏没有传给我，要不然依我这性格，早跟爹闹掰了，撂挑子不干了。”
等到大伯把这些活儿都学会了，爷爷才会给大伯教怎么捉锛、抡斧、打线、开料。
那时候都流传着一句话：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能成师傅。大伯就这样跟着爷爷把这门手艺学了出来。
二伯不爱学习，从小脾气就犟，听父亲说有一次二伯逃课去别人家偷吃了一个西瓜，被那家主人抓了个正着，直接抓着后脖梗拎到了家里。
爷爷知道后，气得抄起扫帚就打，二伯却梗着脖子一声不吭，愣是不认错。后来还是奶奶心疼二伯，护着他，又好生跟爷爷求情，这才让二伯逃过一劫。
但二伯不服气啊，隔天就偷偷溜出去，趁着天黑把那家瓜田给糟蹋了一番，那时候不是谁家都能种西瓜的，在我们村也只有那么几户人家能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一些。
二伯洋洋得意的回了家，以为出了一口恶气，谁也不知道，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那户人家就寻着脚印来了，非得让爷爷赔西瓜。
爷爷一气之下，拎起笤帚就把二伯打得上蹿下跳，嗷嗷大叫，二伯才知道捅了大篓子，爷爷惩罚二伯去山里砍了一个月的柴火。
后来那户人家的儿子要结婚，爷爷硬是一分钱没收，给人家做了一套家具，才把这事摆平了。
二伯小学上完，就回家当了农民，18岁的时候娶了二娘，二娘是同村刘奶奶家的女儿，二娘人很勤快，就是特别爱占小便宜，总是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村里人闹不愉快，去别人家串门，临走时总要顺走点小东西，哪怕是一把瓜子，有时候去借农具，归还的时候总要磨蹭半天，想多借几天。
在一起过日子过得久了，二伯也跟二娘一样了，总是为了一些小事斤斤计较。
但作为一家人，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计较这些，日子也算过得去。
父亲他们兄弟三个，性格都截然不同，父亲是属于那种很沉稳，性格随和的人。
父亲排行老三，也是最爱学习的，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到了晚上父亲就点着昏暗的煤油灯，趴在炕边看书，哪怕是在农忙时节，他都会抽空学习的。
父亲是22岁结婚的，母亲是农民，一个大字都不识，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父亲就听从爷爷的话跟母亲结了婚。
父亲后来当了民办老师，在我们村教书，学校在村委会旁边，离我们家差不多有四五公里的路程，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往学校赶去。
父亲带出来了很多学生，就连四爷爷家的两个叔叔，都是父亲教的，他们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
父亲对学生要求很严格，那个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总有一些学生会逃课，父亲都会抓着后脖梗拎到学校去。
我们能上学的时候，父亲也还在村里教书，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跟着父亲一起出发了，那时候学校也有住的地方，但父亲不放心家里，总想回家帮着母亲多干点活，所以那条路父亲来来回回走了很多年。
父亲很爱学习，他对知识的渴望和执着，在后来的日子里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兄弟两个。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只能去乡镇上的学校上，正好那个时候父亲也顺利考上了公办教师，到了乡镇上的学校当老师。
每天来往太远了，我们只能一周回一趟家，母亲就在家操劳着，里里外外都得靠母亲，她总是被晒得黢黑黢黑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后来我们考上学去了县城上高中，父亲还在乡镇上教书，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就得搭别人的三轮奔子，到了乡镇上就会和父亲走上回家。
父亲一直在外面，那个时候二伯二娘也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母亲拌嘴，但母亲性格好，从不计较这些。
一直到父亲56岁那年，二伯说他想给家里盖新房子，但没有那么多钱，当时我们也工作了，父亲为了帮二伯，我们全家人给凑了两万块钱。
但房子盖成后，二伯对这两万块钱闭口不提，好几年都过去了，二伯从没想过给我们还，父亲总觉得二伯难，等他有了会给的。
后来母亲病了，需要做手术，父亲就想问二伯要回那两万块钱，可二伯说什么都不给，说他没有，等什么时候有了再给，让父亲再想想办法。
父亲一着急上火就跟二伯大吵了一架，从那儿以后，二伯一见人就说父亲的不是，把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来覆去地提，不就两万块钱吗？说父亲不讲兄弟情分，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动干戈。
父亲听到后窝了一肚子火，给母亲做完手术回到家后，二伯二娘也没来家里看母亲，父亲更是想不通了。
从此之后，父亲和二伯就形同陌路，见面也不打招呼，甚至在很多红白喜事上，也各自坐在角落，互不理睬，仿佛对方不存在一般。
亲戚朋友们都劝说兄弟俩和好，父亲心软，只要二伯把那两万块钱还了，他可以什么都不计较，但二伯不行，说父亲太小气了，他在家种地吃了那么多苦，父亲现在有工作，还不是他当年把机会留给了父亲，这些钱父亲给他花也是应该的。
就这样，父亲和二伯闹矛盾一闹就是10年，谁都不低头，逢年过节，我们两家也不来往，我们去大伯家，都要错开时间。
作为晚辈，我们也想劝和，那年我和大哥就劝父亲不要那两万块钱了，就当给二伯花了，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一直这样下去太伤感情了，软磨硬泡下，父亲这才答应了，只要二伯能当面给他说句对不起就行。
我们想着两家冰释前嫌的机会到了，可没想到二伯碍于面子，说什么都不愿意向父亲低头，兄弟俩又僵持了很久。
一直到第十个年头，二伯的身体突然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生病，但那个时候两个姐姐是远嫁，很少回家，二伯怕花钱也不愿意去外面看病，就这样自己买些药维持着。
我们两家住的不是很远，但平时都忙着自家的事，很少见到，那天突然听大伯说二伯病重晕倒了，连夜叫车送去了县城。
父亲一听慌了，但他还是板着脸说：“活该，谁让他这些年干这种拿不上台面的事。”
大伯还安慰父亲说：“别生气了，你二哥就这样的人，跟他计较个啥。”
父亲回到家，在地上踱来踱去，终于憋不住给我和大哥打了电话，说二伯病重的很，他想去看看，让我们赶紧回家一趟。
我和大哥马不停蹄就开车往家里跑去，回到家，父亲正在收拾东西，还让母亲取出来了一万块钱，我笑着说：“爸，你不计较那两万块钱了？”
父亲挠了挠后脑勺说：“哎，算了，计较了十年了，有啥用。”
我和大哥也一人拿出了五千块钱，母亲笑着说：“我儿子就是懂事，像你爹。”
我们都相视而笑。
说完我们就带着父亲去了县城医院，到了门口看到二伯坐在病床上，呆呆的望着窗外，父亲红了眼眶。
我推开门，大声喊着说：“二伯，我爸来看你了。”
二伯一下惊呆了，有点慌乱的从病床上爬了起来，不好意思的说：“弟弟，你怎么来了？”
父亲抿了抿嘴唇说：“二哥，我来看看你，听说你病了。”
二伯皱着眉头说：“哎，这是我应得的，跟你计较了十年，老天在惩罚我。”
父亲走过去握着二伯的手说：“别说了二哥，好好看病吧，以后这些事不提了。”
二伯瞬间泪流满面，抱着父亲说：“弟弟，对不起，二哥错了，等出了院我就把钱给你。”
父亲摇了摇头说：“不用给了哥，看，这里还有一万块钱，留着给你买补品。”
我们也接着一人拿出5000块钱给了二伯，二伯瞬间嚎啕大哭。
从病床边上溜下来，半跪在地上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弟弟，二哥错了。”
父亲一把扶起二伯，拍着他的后背说：“别说了二哥，以后这些事再不提了，我们都好好的。”
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
我们看到这一幕，站在一旁也泪目了。
二伯脑子里面长了瘤子，第二天医生就安排做了手术，好在手术很成功。
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们两家人相处的很和睦，二伯二娘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特别的慈祥和蔼，逢年过年，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
无论如何，兄弟始终是兄弟，即便打断了骨头，筋也是相连的，毕竟是一母所生，血脉相融，这种关系永远都无法割裂。兄弟之间的情谊，任何时候都会相互惦念，倘若有些误会，咱们作为晚辈，要是能够从中调解一番，给彼此一个下台的机会，那么所有的恩恩怨怨便都会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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