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胡适自传》《四十自述》（胡适著，1933年）、《胡适传》（江勇振著）、《安徽文史资料》、《先母行述》（胡适著，1919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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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安徽绩溪上庄村的山，已经染上了深秋的枯黄。
这里是徽州腹地，群山合抱，山路弯曲，外面的消息进来总要晚上许多天。
村子极静，静到家家户户门缝里飘出的柴火气，算是那个时节里最热闹的动静了。
可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这个秋天格外沉。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叫冯顺弟，46岁，一字不识，守寡23年，一个人把儿子从4岁带到了27岁。
她的丈夫死在她23岁那年，葬在千里之外的厦门。
她的儿子，八年前去了大洋彼岸，一年前回了国，已经在北京大学做了教授，在报纸上发了文章，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成了无数年轻人追着看的名字。
那个儿子，叫胡适。
胡适这两个字，在后来的中国，分量极重。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之一。
而托举起这一切的那个女人，不过是安徽深山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寡妇，46年短暂人生里，从没走出过那座大山。
【一】1890年，17岁嫁给49岁的男人
冯顺弟出生于1873年，安徽绩溪人，祖籍冯村。
绩溪地处安徽南部山区，是徽州文化的腹地，素有"徽商故里""程朱阙里"之称。
这里山多地少，每一块能种田的地，都是从山石里硬抠出来的，可种的面积不多，产出也有限。
本地男人历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走遍江南各地，靠徽商的招牌在外撑起一片天地。
女人则留守家中，操持农活，生养子女，从生到死，大多数人的一生，就在这几座山围起来的地方转。
普通农家的女儿，从来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冯顺弟打小帮着父母做活，长到了17岁，被家里安排嫁人。
要嫁的那个男人，叫胡传，字铁花，也是绩溪人，清末贡生出身。
胡传早年在淮军做幕僚，后来辗转在台湾任职，先后做过台东直隶州知州等职，在那一带算是有功名、有阅历的人物。
他见过外面的世界，读过不少书，身上带着一股寻常绩溪农村里少见的气质。
然而这个男人，那年已经49岁了，比冯顺弟整整大了32岁。
不止年龄上的差距。
胡传前妻曹氏早逝，留下了六个子女，这六个孩子里，年纪最大的几个，已经比冯顺弟本人还要年长几岁。
胡传本人老病缠身，常年不太好，从台湾辗转回乡，身体更是大不如前。家底也算不上殷实，虽有功名，却没有积下多少家产。
这样一门亲事，放到今天来看，每一条都算不上好。
一个17岁的农家少女，嫁给一个大她32岁、拖着六个孩子、常年有病的老人，进门就要给人当继母。
可1890年的安徽农村，婚事从来不是女儿自己说了算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就是命。
冯顺弟嫁了，没哭没闹，踏踏实实进了胡家的门，开始过日子。
进门之后，她的处境，尴尬到几乎无处落脚。
继子女比她年纪还大，她这个继母，在家里辈分最低，却要撑起最多的活；
胡传年迈，日常家务料理，大半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加上家里底子薄，每天的柴米油盐，都要一分一分地算着花。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婚后第二年，1891年12月17日，冯顺弟生下了一个儿子，胡家给他起名胡嗣穈，这就是后来改名胡适的那个人。
胡传对这个儿子极为重视，孩子还小，就给他请了私塾先生，从小认字读书。
他自己是贡生出身，深知读书的分量，哪怕家里日子紧，这件事，他不肯省。
冯顺弟在旁边看着，把这一切默默记了下来。
她自己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可她把丈夫对读书的态度，一字不差地记进了心里。
这件事，在她后来的岁月里，变成了支撑她整个下半生的信念。
【二】1895年8月，天塌了
胡适4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冯顺弟命运的事。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在这一年4月签下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日本。
胡传那时仍在台湾任职，局势骤变，他不得不随清廷官员陆续离台内渡。
当年8月，胡传在厦门病故。
消息传到绩溪上庄，冯顺弟23岁。
这个消息，把她的日子彻底打碎了。
她原本就没多少依靠，胡传这一走，那最后一点依靠也不剩了。
摆在她面前的，是一堆乱摊子：家里的债务和财产要清算，继子女们各有各的打算，4岁的胡适尚在懵懂，家里没有稳定收入，外面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继子女们陆续分了家，拿走了各自该得的那一份，留给冯顺弟和胡适的，就更少了。
几亩薄田，一年出产，勉强够填肚子，能余下来的，几乎谈不上。
冯顺弟是继母，年纪又小，在家里原本就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传一死，这个局面更难把握。
她既不能太软，软了被人踩着走，连胡适的那一份都守不住；又不能太硬，硬了撕破脸，家里更难安生。
她只能在这两难之间一步一步走，往两边撑，一边护住胡适，一边维持和继子女表面上的和气。
那些年里，田要种，账要算，亲戚往来要照应，红白喜事的规矩要守，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件都不能落，全是她一个人扛。
可有一件事，不管多难，她从来没有松过口——胡适的学费。
绩溪本地请私塾先生，束脩不便宜，冯顺弟给胡适请的，还都是那一带数得上名的好先生，价格自然更贵。
对一个靠几亩薄田过活的寡妇来说，这笔钱，是把自己嘴里的粮食一口一口省出来的。
她自己穿的衣服缝了补，补了缝，不到实在不能见人的地步，绝不换新的；吃的东西，能省就省，不讲究；日常花销，能不出去的绝不出去。
可每到交束脩的时候，她从没有拖欠过，从没有说缓一缓，每次如数交齐。
这个坚持，一年一年地撑了下来。
【三】那九年，不打不骂是怎么管孩子的
1895年到1904年，是胡适跟着冯顺弟在绩溪上庄读私塾的九年。
这九年里，冯顺弟对胡适的管教方式，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罕见的。
打孩子、骂孩子，是那个时候普通人家教育孩子的日常手段。
"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几乎所有人信奉的道理。
私塾里先生打手心，家里父母打屁股，孩子犯了错挨打挨骂，没有谁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冯顺弟从来不打胡适，也不骂他，更不说脏话。
这在左邻右舍眼里，是件稀罕事。
她的管教，是另一套做法。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透，她就起身，把早饭备好，然后叫胡适起来读书。
她催人的方式，不是大声嚷，不是扯开嗓子喊，就是静静地在旁边站着，等他自己爬起来。等多久，就等多久。
起来了，洗漱，吃饭，送他去私塾，一天不落，雷打不动。
这件事，持续了整整九年。
据胡适在《四十自述》里的记述，冯顺弟有一个从不改变的规矩：孩子犯了错，她绝不在外人面前说，不管当时场面多难堪，不管旁边围了多少人，她都忍着，一字不提。
等到人散了，门关了，夜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她才把事情拿出来，轻声跟胡适说清楚，说错在哪里，说该怎么改。
说完就翻篇，不再提。
胡适在文章里说，母亲这种说法，比挨打记得深得多。
挨了打，哭一场，怕一场，过了就过了，未必真往心里去。
可母亲那种夜里关了门的轻声细语，是要他自己想明白的，想不明白，这件事就过不去，这种压力，反而比打骂更难受。
冯顺弟还有一件事，是胡适后来在多篇文章里反复提到的：她从不在外人面前说胡适的不是，也不借着有亲戚在场的机会借题发挥教训孩子。
她始终维护胡适在外人面前的体面，哪怕那天孩子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
这个细节，胡适后来在很多文章里都归到了他性格的某一部分——他一生处事，从不在公开场合让人下不来台，遇到争议，先顾对方的颜面，再讲道理。
这个习惯，他自己说，是从母亲身上看来的。
除了管教的方式，冯顺弟还有一件坚持了整个九年的事：每天晚上，她在收拾完屋子之后，会在油灯边坐下来，让胡适说说今天在私塾学了什么，先生讲了什么，背了什么。
她自己什么都不认识，听不懂那些内容，但她认真坐着听，有时候听了一遍，让胡适再说一遍。
一个一字不识的女人，就这样，用最笨的方式，参与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私塾教育。
冯顺弟常对胡适说的那几句话，朴素到像田间地头的野草，算不上什么大道理：要做个好人，要争气，要对得起你父亲。
胡适在后来写母亲的文章里，把这几句话反复写到，说它们跟了自己七十年，直到最后。
【四】1904年3月，从上庄村到上海
胡适在绩溪读了九年私塾，到1904年，冯顺弟觉得本地的先生已经教不了更多了，开始托人给胡适张罗去上海读新式学堂的事。
那一年3月，胡适13岁，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绩溪上庄，去上海投奔三哥胡洪骍，进了梅溪学堂读书。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这座大山。
梅溪学堂是上海当时有名的新式学校，设有国文、英文、算学等课程，和绩溪私塾背的经史完全不同。
胡适在那里重新开始，读英文，学算学，接触那个时代新引入的各种知识。
1905年，他又转入澄衷学堂，这里的学风更开阔，学生来源也更多样，胡适在这里开阔了更多的见识。
1906年，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就读。
中国公学的来历，和1905年的留日学生罢学潮有关，是留日学生归国后创办的，带着一股特别的气质——学生来源广，思想活跃，课内课外的讨论都不少。
胡适在这里，开始在学生刊物上尝试写作，也开始形成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上海这六年，胡适每年寒暑假回绩溪，能见到冯顺弟。
那段时间，冯顺弟还能在假期里和胡适面对面地坐着说话，听他说说上海的事，听他讲讲学堂里的新鲜东西。
她听不懂那些具体的内容，但她听得出来，儿子在外头学的那些东西，和绩溪私塾里背的那些经书，不一样，是更宽阔的东西。
假期一过，人又走了，家里又剩她一个人。
1910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听说清政府开设庚子赔款留美学生选拔考试的消息，决定去试一试。
这项考试，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专项资助中国优秀学生赴美深造，名额极少，竞争极大。
胡适那年19岁，在上海准备应考。
他回绩溪跟冯顺弟说了这件事，说想去考，考上了就去美国读书。
美国，对冯顺弟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那地方在哪里，有多远，去了能不能平安，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法想象。
但她没有拦。
她让胡适去考。
1910年7月，清政府游美学务处在北京举行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第二次考试，全国各省的优秀年轻人云集北京，参加这场竞争。
这场考试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在上海举行，参考人数超过四百人，录取七十名。第二轮移至北京，最终只录取四十七名学生。
胡适第一轮顺利过关，赴京参加了第二轮。
放榜那一天，他的名字，在录取名单里。
1910年的秋天，19岁的胡适，拿着这张改变他一生走向的录取资格，从上海登船，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
这一次，不是去上海，不是去北京，是去一个冯顺弟连名字都说不好的地方。
送走胡适之后，冯顺弟一个人走回绩溪上庄，走回那个越来越空的院子，开始了新一轮等待。
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八年。
信，隔几个月才来一封，她托村里识字的人念给她听，听不懂就让人再念一遍，把能听懂的那几句话记下来——儿子还好，儿子在读书，儿子写了文章，儿子今年过得怎么样。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紧，田地还是要种，人情来往还是要走，冯顺弟的身体，在这些年的积劳里，一点一点地往下垮。
1917年，胡适回国任职北京大学教授的消息传进绩溪，上庄村里识字的人把报纸上的名字念给冯顺弟听，那是她等了七年才等到的消息。
可就在这个消息还在山间口口相传的时候，上庄那座小院里，有一件事，正在悄悄走向它最无法挽回的结局，而身在北京的胡适，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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