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自忠"词条、"枣宜会战"词条、"黄维纲"词条、"第三十三集团军"词条；《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张自忠将军传》；《大公报》1940年5月相关报道；民政部2014年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湖北省志·军事志》；《宜城县志》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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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省宜城县南瓜店以北的山岗上，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一整天。
这片山岗地处鄂北丘陵地带，植被稀疏，土地红褐，视野开阔，四周没有可以凭借的坚固工事，只有几处起伏的地形和散落的灌木丛，能够为守军提供有限的遮蔽。
这种地形，对于人数占劣势、弹药即将告罄的一方来说，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被困在这里的中国部队，自5月7日从宜城西侧渡过襄河起，已经在东岸地带鏖战了将近十天。
这支队伍从最初渡河时的两千余人，打到5月16日，身边的卫兵只剩下最后数十人。
带队的将领，右臂已被子弹穿透，腹部连续中弹，军装上的血迹早已凝结成一块块硬痂，却仍然站在阵地上，没有撤退。
日军第39师团的搜索部队，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山岗收紧。
午后，一名叫横山武彦的日军下级军官，率领搜索队从东坡方向冲上山岗，在混战中近距离向这名仍在坚持战斗的中国将领开枪射击。
倒在南瓜店山岗上的人，叫张自忠。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是整个二战期间同盟国阵营中战死沙场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横山武彦凭借这份"战功"，在日军内部迅速获得嘉奖，一路晋升，此后数年间被视为侵华日军中有名有姓的"功勋人物"，在各种场合作为战功的佐证被反复提及。
他以为，1940年5月的这一枪，足以为他铺就一条通达的道路，让他在日本陆军体系内从此平步青云。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战场，那些亲历了南瓜店的士兵，以及那位在后方收到电报的第38师师长黄维纲，从那一天起把这笔账记在了心里，此后五年，从来没有一天真正放下过。
【一】从一个饱受争议的留守者，到正面战场上频繁出现的身影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幼年随家迁居临沂。
早年间他辗转进入济南法政学堂就读，在学期间接触到了大量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思潮，这对他后来走上军旅道路产生了一定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张自忠离开学校，奔赴武汉参加革命军，这是他军旅生涯的正式起点。
此后多年，他辗转加入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参与了北伐战争中的多场重要战役，在军中一步步积累资历。
到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西北军体系经历重组，张自忠随第29军体系继续发展，在冯治安、宋哲元麾下任职，逐渐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职责。
1936年，张自忠升任第38师师长，同时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全面负责天津的地方事务。
这一身份的双重性，在1937年7月7日之后，让他陷入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境地。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第29军主力在宋哲元的指挥下，一边与日方谈判，一边保持作战准备。事变发生后约三周，局势已无法挽回。
7月下旬，第29军撤离平津，大部分高级将领随军南撤。
张自忠此时以天津市市长的身份奉命留守，负责与日方进行交涉，以为撤退的部队争取时间。
留守这件事，在后来成了压在他身上最重的一块石头。
8月初，张自忠离开天津，经由辗转路线抵达南京。
这一段时间，国内舆论已经对他形成了极为不利的评价。多家报刊以"汉奸"的措辞指向他，认为他的留守行为是配合日方接管平津的主动之举。
《申报》、《大公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章，刊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公众情绪一度非常激烈。
到达南京之后，张自忠被送交军事法庭，接受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军事法庭认定其留守行为系奉命而为，并无通敌证据，予以释放。
然而舆论的定性，不会因为法庭的结论而立即消散。从南京到后来重返部队，张自忠始终处于各方的审视目光之下，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战场上用一场接一场的仗来给出回答。
1937年9月，张自忠重新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率部赶赴山东战场。
1938年3月，临沂战役打响，这是台儿庄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第5师团濑谷支队企图攻占临沂，为台儿庄主攻方向提供侧翼掩护。张自忠率第59军紧急驰援临沂，在庞炳勋部的配合下，与濑谷支队展开了数天激烈拉锯。
3月12日，第59军发动反击，成功击溃濑谷支队，稳定了徐州战场的北翼态势。
这一仗，被战史记录为台儿庄战役体系中的重要胜仗之一，也是张自忠在1937年天津事件之后，在正面战场上重新建立形象的关键节点。
1938年5月，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向西撤退。
第59军在此期间承担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在苏北和皖北一带与追击的日军反复交手，以拖延日军追击速度，为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时间。
1938年秋，武汉会战期间，张自忠所部在大别山南麓地区参与防御作战，多次阻击日军向大别山纵深推进的尝试。
这一带地形复杂，补给困难，日军依托装甲力量的优势在平原推进，而到了山地地形，补给线被拉长，第59军在此期间利用地形实施灵活防御，多次迟滞了日军的推进节奏。
同年10月，张自忠被任命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防区以鄂北为核心，负责整个汉水以西到大洪山一带的防御体系。
1939年5月，随枣会战爆发。
日军第11军以约10万兵力，分三路向鄂北发动进攻。张自忠率第33集团军部队，在枣阳北部地区组织阻击，同时以部分兵力实施侧翼迂回。
战斗期间，第33集团军在南阳以南的地区与日军第13师团主力激战，于战役后期切断日军补给线，迫使日军在5月中旬开始撤退。此役中，张自忠所部战果较为显著，缴获日军大量武器物资。
1939年11月，国军发动冬季攻势，试图在全战场范围内主动出击。
第33集团军在鄂北方向参与了攻势作战，在京山、钟祥一带与日军第11军所属部队交手，多次突破日军阵地后因友军未能配合推进而撤回，但整体上对日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
从1937年底到1940年初，张自忠的名字出现在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几乎每一个关键战役的作战序列里。
那段因留守天津而背负的历史，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记录面前，正在被逐渐覆盖。
【二】枣宜会战：一个主动渡河的决定
1940年5月1日，日军第11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正式发动枣宜会战。
参战日军包括第3师团、第13师团、第39师团以及骑兵旅团、炮兵联队等直属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分多路向鄂北地区发动进攻。
日军此次作战的核心目标，是消灭第五战区主力，同时夺取宜昌，以控制长江中上游，切断中国军队的战略物资输送通道，并借此对陪都重庆形成直接的军事压力。
第五战区负责防守，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以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第11集团军等部分别部署于不同方向。
从纸面兵力来看，中国军队的总人数并不少，但各部之间相互策应能力有限，装备和弹药的储备与日军相比差距明显，能够调用的机动力量十分有限。
战役爆发后第一周，日军推进迅速。日军第39师团从南阳方向向东南推进，很快打到了枣阳外围。
5月9日，枣阳失守，日军在鄂北正面打开了一个宽大的突破口。
此时，张自忠面临一个关键抉择。
他手中的第33集团军主力，此刻担负着右翼防守任务。按照战区部署，他可以在后方统筹协调，指挥部队在阵地上进行防御消耗，等待战局演变。
然而从5月上旬的战场形势来看，日军第39师团的侧翼存在一定的暴露，若能在此时以有效力量从侧面打击，有可能打乱日军的整体推进节奏，为右翼的友军赢得喘息时间。
5月7日，张自忠做出决定，亲率第74师两个团、第38师部分兵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约两千余人，由宜城以西强渡襄河，进入东岸地带，主动向北出击，寻机打击日军第39师团侧翼。
渡河之前，张自忠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写给第33集团军代理司令冯治安，交代了主动出击的战术意图，并对留守部队的任务作出安排。
另一封是私人书信，写给麾下数位老部下。这两封信在战后均有原件留存，被收入相关档案馆馆藏。
渡河的第一天，部队向北推进，沿途与日军先头侦察部队发生数次遭遇战，击退了当面之敌，顺利推进至方家集一带。
5月8日至9日，部队在方家集与日军前锋部队展开较大规模接触战，交火持续两日，双方均有伤亡，第74师击退日军正面进攻，继续北上。
5月10日，部队到达快活铺附近，与日军部分步兵发生激战，此次战斗持续时间较长，第74师在多处阵地与日军反复拉锯。
然而，战场形势在这几天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日军第11军的侦察机，在5月11日准确标定了张自忠东渡部队的位置。
园部和一郎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以主力包围歼灭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机会，立即电令第39师团调整部署，以最快速度完成对张自忠所部的合围。
5月12日，日军第39师团开始向南、北、东三个方向展开迂回，逐步切断张自忠所部与西岸的联系。
5月13日，日军完成合围的基本架构，渡口被截断，来自西岸的增援无法通过。张自忠所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后数日，被围困的部队在弹药日益告罄的情况下，依托南瓜店附近的丘陵地形，组织逐次抵抗，不断消耗着最后的兵力和物资。
5月15日深夜，张自忠向黄维纲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确认了东岸的处境已无法改变。
当天他写下的那封信，言及死生，语气平静，字迹工整，后人从信纸的纸质痕迹判断，这封信写于深夜灯光不足的环境下，墨迹略有晕散，但字句清晰完整，没有一处涂改。
5月16日清晨，日军对山岗发动总攻。
【三】南瓜店以北山岗上的最后一战
5月16日的战斗，从黎明前即已开始。
日军以步兵配合机枪阵地，从三个方向向山岗发动攻击，同时以炮兵对山岗顶部实施覆盖射击，在山岗四周构筑拦截阵地，切断任何可能的突围路线。
守在山岗上的中国士兵，已不足百人。
弹药极度匮乏，重武器早已在前几日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只剩步枪、手枪和少量手榴弹。
张自忠在右臂中弹之后，仍然坚持在阵地上指挥战斗，以左手握枪继续参与近战。
随着日军逐步压缩包围圈，山岗上的守军节节退守，最终被压缩至一处极为狭小的区域。
上午的战斗中，张自忠腹部中弹，伤势已无法掩盖。卫兵试图搀扶他撤离，均被拒绝。
午后，日军搜索队从东坡方向冲上山岗。混战之中，横山武彦率部近距离向张自忠开枪。
战斗在短时间内结束。山岗上的中国士兵全部阵亡，无一人生还。
横山武彦确认了倒下者的身份之后，向上级发出了战报。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收到战报，在核实身份后，下令以庄重方式处置张自忠的遗体：
由卫生兵擦洗遗体，重新整理军服，用木棺妥善盛殓，就地掩埋，在墓前立木牌，上书"大将张自忠之墓"。
支那
随军记录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了文字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被收入日方战史档案。
对于被自己视为交战对方将领的人给予军礼，这在侵华日军的战史记录中极为罕见。
日方档案中对这一处置的记录说明，日本陆军内部对张自忠的评价与其在战场上的表现直接相关。
日军随军记录者留下的文字中，将张自忠的战死描述为"以大将之身死于战阵，堪称武人之节"。
这段文字，后来被引用于多部研究枣宜会战的中日两方史料之中。
横山武彦的名字，因为这份战报，从一个在日军内部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变成了一个被第11军司令部特别提及的名字。
嘉奖令在战役结束后下达，晋升的文件随之而来。
张自忠牺牲的消息，于1940年5月17日传到第38师师长黄维纲手中时，整个师部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沉默。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司号员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黄维纲站在地图前，看着那封电报，很长时间没有动。
然后，他转向参谋，说出了四个字——"立刻集合部队"。
而那些在场的老兵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数十公里之外的日军第39师团临时指挥部内，有一份文件已经悄悄在案头搁置了两天，上面记录着的内容，足以让此后发生的一切，走上一条谁也未曾预料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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