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踏遍豫西大地，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那一刻，他或许以为自己找到了打开夏朝之门的钥匙。
然而六十多年过去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超过4万平方米，出土了宫殿基址、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形器等震惊世人的文物。
但“夏朝”二字，却始终没有在任何一个陶片、一块甲骨上现身。
那不是考古不够努力的问题。
从殷墟到二里头，从登封王城岗到禹州瓦店，几代考古人几乎翻遍了中原大地的每一寸黄土。
如果我们把寻找夏朝比作一场寻宝游戏，那么地图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照亮，唯独“宝藏”本身，始终不肯露面。
问题出在哪里？
答案或许令人意外：我们之所以找不到夏朝，很可能是因为“夏”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王朝，而是一个被后人追述、建构出来的“时代”。
商有甲骨，周有金文，夏有什么？
商代有甲骨文，刻着自己是“商”；周代有青铜铭文，历历可查。
这两个朝代的存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可夏呢？
《史记·夏本纪》记载了从禹到桀共十四代十七王的完整世系，与《殷本纪》中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
商代世系已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铁证如山，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夏本纪》的世系同样可信。
但“可信”不等于“可证”。
世系可以靠口耳相传，靠竹简记录，可一个王朝要在考古学上“站住脚”，需要的是它们的文字，同时代的、自己记录自己的文字。
而夏朝，恰恰缺了那最关键的一环。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青铜器、玉器、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
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堪称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核心文化”。
但就是没有文字。
由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学者曾直言：
夏后氏也许只是联盟里最强的那个“班长”，不是统管所有人的天子。
谁实力强，大家就暂时听谁的；等另一个地方崛起，中心就转移过去了。
松散、流动、没有唯一核心，也许才是那个时代政治版图的真实样子。
如果再回到文字本身，抛开夏朝的一些历史记述，单说“夏”字，文献中还是有的。
不过，在后世的文献中，但凡提到“夏”的时候，几乎都在前面加一个“有”字。
如，“有夏之居”、“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等。
关于这个“有”字，官方解读说只是朝代前的词头，没有意义。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有”在上古汉语中，有“求告、祭祀、拜谒”之意。
那么“有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崇拜、信奉夏的地方”？
更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前后，学者整理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一篇提到了“西邑夏”三个字。
“西邑”在更早的甲骨文中也出现过，指的是一个地方、一片区域，不是政权的名字。
也就是说，连古人在提起“夏”的时候，用的也是地域概念，而非王朝概念。
《尚书·舜典》记载尧帝命皋陶作刑时说：“蛮夷猾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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