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王大河，是河口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件事过去十四年了，可到现在，村里人只要一提起来，还是忍不住要打寒颤。
那年是2012年，夏天热得邪乎。地里的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绿油油一片，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海似的。
叶穗就是那年七月来的。
一
我还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村口的样子。那天下午，我正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下象棋，就听见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由远及近。
一辆沾满泥巴的拖拉机在村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一个姑娘。她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帆布书包，手里还拎着个编织袋，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白T恤上印着几个褪了色的字，像是某个大学的名字。
“大爷，请问河口小学怎么走？”她的声音清脆，带着城里人那种好听的普通话口音。
下棋的老陈头抬了抬眼皮，手里的棋子“啪”一声落在棋盘上：“将军！”然后才慢悠悠地说，“往前走，看见那棵歪脖子树没？往右拐，再走一里地。”
姑娘道了谢，把编织袋往肩上提了提，迈开步子往前走。太阳毒得很，她的额头上很快就渗出汗珠，后背的T恤湿了一小片。
“城里来的大学生？”老陈头眯着眼看她的背影。
“听说是来支教的老师。”我接话道，“村长前几天说过，有个师范学校的学生要来咱们村小学教两个月书。”
“娇滴滴的，能吃得了这苦？”旁边看棋的老刘头嘬了口烟，“咱们这地方，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关于路灯的随口一句话，会在后来成为整个村子的噩梦。
叶穗在河口小学安顿下来。学校就两间瓦房，一间当教室，一间隔成两半，一半是她的宿舍，一半堆杂物。校长老吴是个五十多岁的民办教师，一个人撑了这个学校十几年，听说有大学生来帮忙，高兴得提前三天就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
村里人对这个新来的女老师好奇得很。孩子们倒是最快接受她的，才两天功夫，就有一群小屁孩跟在她身后“叶老师、叶老师”地叫。叶穗脾气好，下课了还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清脆的笑声能传出去老远。
我媳妇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叶穗来的第三天，她就拎了半篮子鸡蛋去学校看望。
“那姑娘真不错，”晚上吃饭时，媳妇跟我说，“宿舍里就一张木板床、一个破桌子，她一点怨言都没有。还自己带了蚊帐，说夜里蚊子多。”
“城里姑娘能习惯咱这儿？”我扒拉着碗里的饭。
“习惯不习惯的，人家态度好。”媳妇叹了口气，“你是没看见，她桌上摆着一摞书，说是要给孩子们补课用。老吴校长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说总算有人能教教英语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叶穗很快融入了河口村的生活。早晨六点，学校那口破钟就“当当””响起来，七点钟就能听见她带着孩子们念课文的声音。下午放学后，她有时会去村里家访，特别是那几个家里困难、可能辍学的孩子，她一趟趟地跑。
七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在自家玉米地头碰上她。她正蹲在地边上，看几个孩子捉蚂蚱。
“叶老师还没吃饭？”我问。
叶穗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笑着说：“王大伯，我刚从李铁军家出来。铁军那孩子数学有进步，他爸答应让他继续上学了。”
夕阳照在她脸上，汗湿的头发贴在额角，眼睛里亮晶晶的。那会儿我觉得，这姑娘真像她的名字，像一株迎着太阳长的庄稼，有一股子蓬勃的生气。
“那就好，那就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从地里掰了俩嫩玉米，“这个你拿去，煮着吃，甜。”
叶穗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接过去了，笑得很开心：“谢谢王大伯！我最爱吃煮玉米了。”
那是她来河口村的第二十七天。
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她在村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完整的白天。
二
那天晚上的闷热，我到死都记得。
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黏糊糊的，像能拧出水来。天上堆着一层厚厚的云，月亮时隐时现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叫唤，热得趴在地上吐舌头。
晚上九点多，我洗完澡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乘凉，就听见媳妇在屋里喊：“大河，叶老师是不是还没回来？”
我坐起身：“不能吧，这么晚了。”
“我刚才去小卖部买盐，路过学校，她屋里黑着灯。”媳妇擦着手从屋里出来，“这大晚上的，一个姑娘家...”
正说着，就听见隔壁老陈家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陈家的闺女小芳跑出来，看见我们就喊：“王大伯！王大娘！叶老师不见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芳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脸都白了：“叶老师下午说去孙寡妇家给她儿子补课，说六点前回来。可、可现在还没回来！孙寡妇刚才来学校找，说叶老师四点就走了！”
“别急，兴许是去哪家串门了。”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开始打鼓。叶穗来村里这段时间，作息规律得很，晚上从不乱跑。
媳妇已经转身回屋拿手电筒了：“咱们去找找。小芳，你去村长家说一声。”
河口村的夜晚黑得实在。手电筒的光束切开黑暗，只能照出眼前一小片路。我和媳妇沿着村里主路走，一边走一边喊：“叶老师！叶穗！”
几个村民听见动静，也开门出来问情况。听说叶穗不见了，都拿着手电加入寻找的队伍。十来个人，七八道手电光，在黑暗的村庄里晃动。
我们先去了孙寡妇家。孙寡妇急得直抹眼泪：“叶老师真走了，说是回学校批改作业。我还让她带上了两个蒸馍...”
从孙寡妇家到学校，要经过一片玉米地。那是村里的集体地，夏天时玉米秆能长到两米多高，密密麻麻的，白天走进去都容易迷路。
我们走到地头时，村长也带着几个人赶来了。老吴校长也在，老头急得说话都不利索了：“这、这能上哪儿去啊...”
“分头找！”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当机立断，“两人一组，别走散了。叶老师！叶穗！”
喊声在寂静的夜地里传出去，又被茂密的玉米地吞没，连个回声都没有。
我和媳妇一组，沿着地边的小路往深处走。手电光扫过高高的玉米秆，影子晃来晃去，有点瘆人。媳妇紧紧抓着我的胳膊，她的手心全是汗。
“叶老师会不会已经回学校了？”她小声说。
“再找找。”我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走了大概一里地，媳妇突然停下脚步，手电筒的光定在一处：“大河，你看那是不是叶老师的包？”
光束照在玉米地边上，一个帆布书包半倒在土路上。我几步走过去捡起来——就是叶穗天天背的那个，上面还别着一个笑脸徽章。
书包的带子断了，像是被什么硬扯断的。旁边的玉米秆倒了一片，有挣扎的痕迹。我的头皮一下子炸开了。
“来人！快来人！”我扯着嗓子喊。
手电光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村长看见我手里的书包，脸色一下子变了：“快！在附近仔细找！”
接下来的搜寻带着一种可怕的急切。人们不再喊叶穗的名字，而是沉默地、快速地用手电光扫过每一片玉米地。空气中只剩下脚步声和玉米叶的沙沙声。
最先发现的是老吴校长。他发出一声短促的、不像人声的惊叫，然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手电光聚集处，玉米秆被压倒了一大片。叶穗躺在那儿，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牛仔裤上全是泥土。她的眼睛睁着，望着黑漆漆的天空，但瞳孔里已经没有光了。
最瘆人的是她脖子往下的位置。衣领被撕开一道口子，锁骨那里，一个深深的、紫黑色的咬痕，在手电光下清晰得可怕。
现场死寂了几秒钟。
然后我媳妇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接着是呕吐声。几个大老爷们也都白了脸，有人别过头去，有人腿软得往后退。
村长还算镇定，但声音也在抖：“都、都退后！别破坏现场！老陈，你快跑回去报警！用我家电话！”
老陈跌跌撞撞地跑走了。其他人僵在原地，手电光在尸体和彼此惨白的脸上来回晃动。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才发现它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那晚后来发生的事，像一场混乱的梦。警车刺耳的鸣笛声划破村庄的宁静，红蓝闪烁的灯把半个村子都映成了诡异的颜色。警察拉起了警戒线，穿白大褂的法医在玉米地里进出。
村民们都出来了，挤在警戒线外围，踮着脚往里看，又不敢看得太仔细。女人们搂着自己的孩子，男人们闷头抽烟，烟雾在凝重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叶穗的尸体被抬出来时，盖着白布。但一阵风吹过，白布掀起一角，有人看见了她惨白的脚踝，上面还沾着泥土和草屑。
人群中响起压抑的哭声。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警察在玉米地里勘查，手电光晃来晃去。那咬痕的样子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那不是普通的伤口，那牙齿印又深又齐，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咬下去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恨意。
村长蹲在路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老吴校长被两个民警扶着，老头整个人都垮了，一直在喃喃自语：“我怎么跟她爹妈交代...我怎么交代...”
凌晨三点，派出所的所长把村长和几个村干部叫到一起，也包括我这个妇女主任的家属。所长姓周，是个黑脸膛的中年人，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初步判断是他杀。”周所长的声音干巴巴的，“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具体的要等法医报告。你们村里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
大家都摇头。河口村是个闭塞的小山村，总共不到一百户人家，大多是几十年的老住户，外来人很少。
“叶老师来村里这一个月，和谁有过矛盾没有？”周所长又问。
“没有，真没有。”村长急急地说，“叶老师人好得很，对孩子有耐心，对老人也客气。村里没人说她不好。”
“那她有没有...”周所长顿了顿，“感情上的纠葛？比如和村里哪个年轻人...”
几个人面面相觑。村长想了想，犹豫地说：“前阵子，我好像看见村西头赵家的老二，赵满仓，老往学校跑。但说是找他侄女，他侄女在叶老师班上。”
周所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赵满仓...多大了？干什么的？”
“二十五六，没成家。在镇上水泥厂干活，平时住厂里，周末回来。”村长说，“那孩子有点愣，但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外面的人流窜作案？”我问。
周所长看了我一眼：“玉米地离大路有三里多地，外面人一般不会摸到这么深。而且...”他停顿了一下，“现场没有抢劫的痕迹，叶老师的书包虽然掉了，但里面的钱包、手机都在。不像是谋财。”
这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不是谋财，那就是...害命？或者别的什么更可怕的动机？
天快亮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问话。村里人都被惊动了，家家亮着灯，没人睡得着。人们聚在村口槐树下，压低了声音说话，每个人的表情都又惊又疑。
“听说了吗？脖子上有个大血口子...”
“何止，锁骨那儿被咬掉一块肉！我亲眼看见的！”
“造孽啊，多好的姑娘...”
“谁这么丧心病狂...”
“警察在问话呢，听说要查所有人昨晚的行踪。”
“该查！这种祸害不能留在村里！”
太阳升起来时，玉米地那片被围上了更大的警戒线。几个警察还在里面勘查，黄色的封条在晨风里飘。
我回家时，媳妇坐在堂屋里发呆，眼圈乌黑。看见我，她哑着嗓子问：“叶老师...真的是被人...”
我点点头，倒了杯水，手还是抖的，水洒出来一半。
“找到人了吗？”她又问。
“哪有那么快。”我一口气喝干水，冰凉的液体下肚，却压不住心里那股寒意，“警察说，要等DNA结果。”
“DNA？”
“叶老师身上有咬痕，留下了凶手的唾液。”我说，“警察提取了，说要和村里所有成年男性的DNA比对。”
媳妇愣住了，然后打了个寒颤：“全村男人都要...验那个？”
“周所长是这么说的。”我坐下，觉得浑身都没力气，“说是最快、最准的办法。”
媳妇半天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门外。院子里，晨光照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可是河口村，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个问题——
那个在玉米地里，用牙齿狠狠咬进一个二十二岁姑娘锁骨的畜生，现在就藏在村里。也许是我昨天还打招呼的邻居，也许是常来家里串门的后生，也许...
我猛地站起身，走到院子门口，望着晨曦中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狗吠，看起来和往常一样。
但每个人看彼此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
三
DNA比对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河口村炸开了。
派出所来了四五个民警，在村委会摆开阵势，要采集村里所有十六岁以上男性的唾液样本。周所长在大喇叭里喊话，声音严肃得很：“这是刑事侦查的必要程序，请全体村民配合。如果不配合，就是妨碍公务，要负法律责任！”
话是这么说，但真做起来，阻力大得很。
“凭啥要我们验？我们又没干亏心事！”村东头的孙老汉第一个跳起来，他儿子拽都拽不住。
“就是！这不成把我们当犯人了吗？”有人附和。
“我活了五十多年，没受过这种侮辱！”
村委会院子里挤满了人，男人们大多阴沉着脸，女人们则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眼神不时瞟向那些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儿子。
周所长站在台阶上，脸色铁青：“孙老哥，这不是侮辱，这是为了破案！叶老师死得多惨你们不是没看见！不找出凶手，她对得起谁？你们村里留着个杀人犯，晚上睡得着觉吗？”
这话戳中了要害。院子里安静了片刻。
“那...那要是验出来是谁...”有人小声问。
“法律自有公道！”周所长说，“但如果不验，就让凶手逍遥法外，你们心里能安生？”
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人动了。第一个走上前的是老吴校长。老头这几天瘦了一圈，眼睛深陷，他默默走到民警面前的桌子旁，拿起棉签，在嘴里刮了刮，放进采样袋，写上自己的名字。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村里的党员、干部陆续上前。接着是些年轻人。年纪大些的虽然不情愿，但看着这阵势，也磨磨蹭蹭地排起了队。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头。空气闷热，蝉在树上拼命地叫，吵得人心烦。排我前面的是赵家老大，赵满囤。他不住地用袖子擦汗，脖颈后面全是湿的。
“满囤，你弟呢？”我随口问。
赵满囤猛地一抖，转过头来，脸色有点白：“啊？满仓...满仓在厂里，昨晚就没回来。”
“警察不是让所有人都要验吗？在外地的也要通知回来。”
“通知了，通知了。”赵满囤连连点头，“我昨晚就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说今天请假回来。”
采样进行得很慢。每个人都要登记姓名、年龄，然后拿棉签在口腔里刮几下。民警的表情严肃，村民们大多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人。院子里除了蝉鸣，就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
轮到我了。我拿起棉签，放进嘴里。棉签头有点粗糙，刮在口腔内壁上，引起一阵轻微的恶心。我盯着采样袋，看着民警在上面写下“王大河，48岁”，然后封好，放进一个塑料箱里。
那一箱子采样袋，就是整个河口村成年男性的“清白证明”。或者说，是找出其中一个人的“罪证”。
我采完样没走，站在院子边上看着。队伍缓缓移动，像一条垂死的虫。我看见了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年轻的后生，壮年的汉子，白发苍苍的老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复杂——有不耐烦，有愤怒，有紧张，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是的，恐惧。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惧弥漫在空气里，粘糊糊的，和暑气混在一起。
如果凶手真的在这些人中间，他现在就站在队伍里，和别人一样张着嘴，让棉签刮过自己的口腔。他可能昨晚还在玉米地里，咬着那个姑娘的锁骨，今天却若无其事地站在这里，看着警察收集能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这个念头让我脊背发凉。
“王大伯。”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转过身，是陈家的闺女小芳。小姑娘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怎么了，小芳？”
“叶老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叶老师真的回不来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拍拍她的肩：“警察会找到凶手的。”
“可是...”小芳咬着嘴唇，眼泪又掉下来了，“叶老师那么好...她还说要带我去县城买书...她说话不算数...”
我心里一酸。小芳今年十三岁，家里穷，差点辍学，是叶穗一趟趟家访，还自己掏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才让她留在了学校。
“你好好读书，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我说，但这话说出来，自己都觉得苍白。
小芳抹了抹眼泪，突然压低声音：“王大伯，我...我可能看见了一个人。”
我的心猛地一跳：“看见什么？”
“那天晚上...”小芳左右看了看，声音更小了，“叶老师去孙寡妇家补课，我去给她送我妈腌的咸菜。回来的时候，天还没全黑，我好像...好像看见一个人影，在学校附近转悠。”
“谁？”我的声音也压低了。
“没看清脸。”小芳皱着眉头，“天有点暗，那人走得又快，拐个弯就不见了。但看身形...有点像赵家二叔。”
赵满仓？
“你确定？”我的心跳加快了。
“不确定...”小芳摇摇头，“就是有点像。他个子不高，走路有点外八字，赵家二叔就那样走路。”
我抬头，看见赵满囤已经采样完毕，正急匆匆地往外走，脚步快得有点慌。
“这话你跟警察说了吗？”我问小芳。
“还没...”她犹豫着，“我不敢乱说。万一不是呢？而且赵家二叔...他平时对我也还行，去年我爹摔了腿，他还帮我家收过麦子。”
这就是农村的难处。大家几十年住在一起，沾亲带故，互相帮忙，关系盘根错节。就算怀疑谁，没有确凿证据，谁也不敢轻易开口。
“你还是去跟周所长说说。”我劝她，“不说别的，就说你看见个人影，让警察去查。要是不是他，也不会冤枉他；要是...”
我没说下去。小芳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采样工作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三点。有些在外打工的，警察也登记了，让他们三天内必须回来采样。全村成年男性，一个都不能漏。
傍晚时分，最后一份样本采集完毕。周所长指挥民警把几个装满采样袋的保温箱搬上警车。那些透明的袋子里，装着一个村庄的秘密。
警车开走了，扬起一阵尘土。村民们还聚在村委会门口，没散。没人说话，大家都看着警车远去的方向，仿佛那辆车带走的不是唾液样本，而是某种决定命运的东西。
“要几天才能出结果？”有人问。
“听说快的话，三四天。”村长哑着嗓子说。
三四天。这个村庄要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恐惧中，度过三四天。
晚饭时，媳妇没什么胃口，扒拉了两口饭就放下了筷子。
“你说...”她看着我，“会是谁？”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警察说，那咬痕很深，是下了死力气的。”媳妇的声音发抖，“叶老师是得多疼啊...”
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这几天晚上锁好门。”我说，“院里那条棍子，放在床头。”
媳妇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
那晚，河口村家家户户都早早关了门。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月光很亮，透过窗户纸，在地上投下一片惨白。
玉米地现在应该已经被警戒线围起来了。叶穗的尸体下午就被运走了，听说要送到市里去做尸检。那个活泼泼的、会笑会带着孩子们唱歌的姑娘，现在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身上盖着白布，锁骨上有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凶手呢？他今晚睡在哪里？是在自己家里，躺在熟悉的床上？还是根本睡不着，睁着眼盯着黑暗，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昨晚玉米地里的那一幕？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坐起身来。
“怎么了？”媳妇也没睡。
“小芳说，她好像看见赵满仓那天晚上在学校附近转悠。”我压低声音，“而且赵满囤今天说，他弟昨晚在厂里没回来。可水泥厂离咱们村就二十里地，骑摩托车半小时就到...”
媳妇也坐了起来，在黑暗中，我能看见她眼睛里的光：“你是说...”
“我不知道。”我重新躺下，“等DNA结果吧。”
话是这么说，但那个念头一旦生出来，就在脑子里扎了根。我想起赵满仓这个人——二十五六岁，还没娶媳妇，在水泥厂当搬运工，平时话不多，有点木讷。他爹死得早，是他哥赵满囤把他带大的。前年有人给他说媒，女方来相看，嫌他家穷，没成。后来就再没听说他说亲的事。
如果真是他...
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屋子里闷热，但我却觉得有一股寒意，从脚底板慢慢爬上来。
接下来三天，河口村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
表面上，生活还在继续。人们下地干活，吃饭睡觉，孩子上学——虽然学校暂时停了课，老吴校长说等案子破了再开。但那种平静，是绷紧了弦的平静，是暴风雨前的死寂。
人们照面时还会打招呼，但笑容都僵在脸上，话也少了。眼神碰在一起，很快就移开，好像多看一秒，就会从对方眼睛里看出什么秘密。
警察又来了两次，一次是走访叶穗生前接触过的人，一次是重新勘查玉米地现场。周所长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凝重。有传言说，现场除了咬痕，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玉米地里脚印杂乱，那晚去找人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第三天下午，村里来了两辆车。一辆是警车，一辆是黑色的轿车，看着就贵。从轿车里下来一对中年夫妻，女的被男的搀扶着，脚步虚浮，脸色惨白得像纸。
是叶穗的父母来了。
他们直接去了派出所，然后被周所长带到村委会。村长让我们几个村干部都过去。走进会议室时，那对夫妻正坐在长条凳上，女人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是叶穗的毕业照，穿着学士服，笑得很灿烂。
“这是叶穗同志的父母，叶建国同志，李秀珍同志。”周所长介绍，声音很轻，好像怕惊扰了什么。
叶建国站起来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瘦，但很有力，手心全是茧子，是个干体力活的人。李秀珍没动，只是盯着手里的照片，眼睛干涸，一滴眼泪都没有——不是不伤心，是眼泪已经流干了。
“穗穗...”她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我的穗穗...在哪里？”
村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老吴校长捂住了脸，肩膀开始抖动。
“嫂子，叶老师她...”我开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是个好姑娘，村里孩子都喜欢她。”
李秀珍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深，很深，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空。
“她写信回家说...”她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抠出来的，“说这里的孩子很可爱，说乡亲们对她很好，说她教得很有成就感...她说等支教结束，要带几个孩子去城里看看...”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她才二十二岁。”叶建国开口了，声音硬邦邦的，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再过三个月，就二十三了。她说生日想要个新书包，旧的背了四年，带子都磨毛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一个崭新的帆布书包，淡蓝色的，上面印着小碎花。标签还没拆。
“我买好了...”这个一直挺直脊背的男人，突然弯下腰，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没人说话。窗外蝉鸣刺耳，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这个世界叫裂开。
后来，叶穗的父母去看了女儿出事的那片玉米地。他们没进警戒线，就站在地头，李秀珍蹲下身，抓了一把土，握在手心里，很久很久。
走的时候，叶建国对我们说：“请你们，一定要找到凶手。不为别的，就为...就为我女儿不能白死。”
他们的车开走了。我们站在村口，看着车扬起的尘土，久久没有人动。
那天晚上，消息传来了。
DNA比对结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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