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与著作》，[美] 巴特·舒尔茨著，陈江进、曾小倩、李秉格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2月出版，684页，168.00元
如题所示，在《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与著作》一书中，美国哲学家巴特·舒尔茨（Bart Schultz）不仅详细阐述了葛德文、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密尔父子（詹姆斯·密尔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西季威克等英国“古典功利主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学说，同时也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勾勒出与之关联的人物群像——如葛德文的夫人、英国首位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夫妇的女儿玛丽·雪莱（小说《弗兰肯斯坦》作者）及其夫君诗人雪莱，老密尔的夫人哈丽雅特·泰勒（二人合著《论自由》），以及他们的好友、首创“劳动价值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当然，贯穿全书始终的灵魂人物非边沁莫属：他拥有“功利主义”一词的专利发明，他与葛德文及老密尔亦师亦友——自西季威克以下，其余人等则无不遥尊其为功利主义之鼻祖，而他们所阐发的功利主义学说无非是边沁“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论的升级版而已。
巴特·舒尔茨在本书开篇原原本本转述了1781年夏边沁所做的一场春秋大梦：除了妙手偶得“功利主义”一词，边沁还梦见自己在时任首相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陪同下，“偶遇”国王乔治三世。此时的边沁志得意满，俨然以“帝师”身份自居，遂“指示”他的“使徒”谢尔本：“将我书中的一页交给国王，让他多读多记，勤学善思。”——正如中国古代读书人希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边沁也期盼他的功利主义学说能够成为英王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文件。根据他的设计，倘若一切为了人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太平盛世岂不指日可待？然而，边沁的美好愿景终究不过是南柯一梦。据作者在后文暗示，边沁向议会提交他的“全景（panopticon）监狱计划”后，历经十余年反复调研、论证，结果仍是不了了之，而阻挠这一计划实施最大的幕后推手正是国王本人。
边沁
1785年，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邀请，边沁前往俄国，帮助起草和完善俄国法典。其时，他的兄弟塞缪尔（Samuel Bentham）在波将金亲王府邸任总管。身为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塞缪尔发现，庄园的工人懒散成性，缺乏纪律约束，因此管理者亟需一种更好的培训与监督方案，这便是全景监狱的最初构想——塞缪尔设想将工人安排在一栋全景敞视建筑内，而监工置身于该建筑中央，环视四周，工人一举一动尽收眼底，靡有孑遗。边沁瞥见草图，凭直觉预感到这一方案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秉承全员监督的理念，该全景敞视建筑不仅能够用于监狱改造，更能够广泛运用于工厂，医院，学校，济贫院，乃至政府办公机构。
两年后，边沁返回英国，立刻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全景监狱的规划与建设事业当中。他的理想不止于将全景监狱打造为一个“压榨流浪汉之诚实与懒惰者之勤劳的工厂”，更希望借此机会按照功利主义原则改造英国监狱系统。鉴于当时英国监狱普遍存在肆意殴打和凌辱罪犯以及强迫罪犯从事苦力劳动等现象，边沁从保障犯人身心健康角度出发，计划采用全景敞视结构，旨在强化社会各界对于监狱系统的监督机制：既然公众可以随时参观监狱，考核典狱长及狱吏的日常管理工作，后者自当有所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在《惩罚与规训》一书中，福柯抨击边沁这一方案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它既“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压抑美好情感的生活方式”。然而，揆诸边沁本意，其目的并非为加强对于罪犯的人身控制；相反，他对罪犯（尤其是贫穷之人）颇多同情，希望通过新型监狱解决其居住问题，并通过适当劳动解决其生计问题。如此一来，既可节约管理成本，又能增进社会福祉，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与市政当局签署合同后，边沁将筹募的资金悉数投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他从谢菲尔德采购钢铁、砖石等建筑材料，从临近地区招募熟练工匠，并自告奋勇担任工程监理。与此同时，边沁将这一计划呈请议会批准——一旦获批，便意味着它将获得政府层面的财政支持。然而，就在项目紧锣密鼓推进之时，当初口头支持边沁改造计划的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因税制改革受阻和解放天主教等问题与国王发生争执，被迫黯然辞职。边沁失去朝中大人物的庇护，不得不独自应对官僚阶层的颐指气使和颟顸推诿——面对边沁的再三请求，他们先是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敷衍了事，随后又以地方乡绅联名抵制为由（后者坚信营造监狱会拉低周边商业地产价格），展开旷日持久的实地调查和听证。不久，他们又在国王授意之下，以边沁提案“不符合议会惯例”为由，在议案表决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逼迫边沁反复修改，直至最终将他最初撰写的内容改得面目全非。边沁的这段经历日后被狄更斯写进《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大作家将百般刁难的衙门美其名曰“拖拉机关”（circumlocution office），可谓一针见血。照巴特·舒尔茨的看法，原先边沁对自己的计划实施后所能增益的公共福利怀有诸多奢望，等到他如梦初醒，不得不放弃这一“完美”计划时，他就不忍心再多看一眼与之相关的文件材料——用边沁本人的话说：“这就像是把关着魔鬼的抽屉打开，使得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鬼气。”从此之后，边沁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民生、教育以及民主法制建设，而不再将心思花在“开导他后来所谓的邪恶利益集团之上”。
迟至1813年，边沁最终获得议会提供的两万三千英镑赔偿。相比于他在该项目上的历年投资总额（约一万英镑），这一笔“生意”似乎算不上亏损，然而这笔赔偿金只能弥补他金钱方面的损失，却换不回他在该项目上耗费的心血，更难以弥补他对整个官僚机器“所感到的巨大的失望”。这当然不是边沁第一次投资失败。准确地说，自1796年边沁继承家族遗产起，他的每一笔投资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最早投资的詹姆斯·格雷利尔公司（James Grellier and Co.）以水泥制造闻名遐迩，后因经营不善进入破产清算状态，边沁的资金也打了水漂。1800年，在友人劝说下，边沁尝试投资建造一座“冷藏室”（frigidarium），用于保存鱼肉、水果和蔬菜，结果因技术原因半途而废。此外，他还向财政部呈交币制改革方案，向英格兰银行示范如何制作防伪钞票，并向美国人建议修建巴拿马运河——凡此种种项目计划，耗费他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惜收效甚微。借用同时代社会评论家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话说，“边沁先生……颇具浪漫主义，把一部分可观的财富挥霍在了不切实际的投机上”。
赔偿金全额到账后，边沁向他和老密尔共同的理财顾问、贵格教徒艾伦（William Allen）咨询该如何投资（边沁当时看中邻郡一处矿产，但心有余悸，因为数年之前，他在康沃尔郡一座矿山上赔了一大笔钱）。深谙边沁心理的艾伦撺掇边沁、老密尔和新拉纳克（New Lanark）工场创始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会面，后者宣称，倘若边沁想从投资中获得最大回报，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购买新拉纳克工场的股份：投资一万英镑，每年至少可以分红百分之五（即五百英镑）。考虑到当时普通工匠的年薪不超过五十英镑，而一位资深律师或名医的年薪也不过在六百英镑左右，欧文开出的条件的确让人动心。1814年1月，边沁下定决心入股欧文的纺织工场。当年年底，他以分红所得在德文郡（Devonshire）租下福特修道院（Ford Abbey），年租金为三百一十五英镑。此后数年，随着新拉纳克产业蒸蒸日上，投资收益源源不断流入边沁腰包——事实上，这也堪称“边沁平生唯一一次成功的投资”——直至1820年代欧文离开新拉纳克，前往美国创建乌托邦农场“新和谐村”（New Harmony）。
欧文出身寒微，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凭借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成长为纺织工场高管。1800年，他从岳父手中接管拉纳克工场，更名为新拉纳克，随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技术革新、部门重组等各项改革。像同时代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一样，欧文认为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神职人员、武士和贵族、领主之类——他们是财富的挥霍者，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治理新社会则必须依赖时代的“新秀”——即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勤勉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初期，工人的生存条件异常恶劣。诚如恩格斯后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中所说：产业革命“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当时的资本家只关心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的建筑师对于卫生和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的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最严重的病害。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纺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热病”被统称为“工厂的热病”，无疑也是包括新拉纳克在内的纺织工人死于非命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由于早期机器设计比较粗糙，而且几乎完全没有配套安全措施，导致工伤事故频发：面对飞速转动的机器，工人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死亡——最常见的是手指关节被压碎，有时是整个手指，整只手，乃至整条胳膊被轧碎。更扎心的是，事故发生后，由于缺乏劳动保障条例，工人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赔偿，数额多少全凭老板的“善心”。即便老板一毛不拔，受伤者也只能自认倒霉。此外，在欧文的工场，最让他揪心的是女工和童工的悲惨境遇。“成堆的女人不是像人一样工作，而是像马一样劳作”——她们与童工一样是廉价劳动力：每天工作十三小时，“全日制女工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一”。
欧文接管工场后，首先决定不再雇佣十岁以下的儿童，而且将所有人的工作时长缩短到十小时（不久，又正式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即“八小时劳动，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随后，他又从工场利润总额中提取部分资金，为“失业”的童工及当地留守儿童兴办学校（涵盖托班、幼儿园和小学）——事实上，它也是“英国第一所幼儿学校”。两年后，他又为“小升初”的青少年兴建了一所中学。绝大部分中学生毕业后进入欧文的工场，考虑到他们在学识和经验方面仍有欠缺，欧文又斥资创办了一所“培养性格的新学院”，青年人可以通过上夜校来完成继续教育，并最终成长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欧文坚信，人是环境的产物。一旦贫困儿童能够像富家子弟一样接受学校教育，他们也必定会被塑造成社会的可用之才。
据后来参观新拉纳克纺织工场的记者报道：仅仅数年时间，此地可谓“旧貌换新颜”：与英国其他工场不同，这里的环境整洁卫生，这里的工人意气风发，整个社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除了股东分红和企业发展基金，欧文将工场每年年终利润的“大头”全部用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福利，包括完善机器安全装置、新建员工住宅、修建厂区道路，以及——全员覆盖（免费）医疗和伤病保险（工人只需缴纳每月工资的六十分之一）。与时人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不同，欧文以实际行动表明，改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与企业盈利的目标并非互不相容，恰恰相反，二者完全有可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边沁选择投资欧文，除了听取老密尔等人的意见和建议，显然也经过他本人的深思熟虑，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边沁相信欧文是精明的工场主和高效的管理者，大概率能够实现资本（股金）的保值增值——早在《为高利贷辩护》（In Defence of Usury，1787）一文中，边沁便将企业管理者称为“谨慎且有远见的规划者（projectors）”，或“清醒的人”（thesober people，亚当·斯密语），即“所有为了追求财富而投身于任何新领域，尤其是任何发明领域的人”，可见他对于具有实干精神的企业家的钦佩之情。当其鼎盛之时，新拉纳克工场（及社区）总人口近三千人，俨然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而欧文作为工场最高决策者，其商业运作及管理才能，有目共睹。更有意思的是，新拉纳克社区规划建筑以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排列，主要建筑物（会议厅、图书馆、食堂、学校、幼儿园等）处于中心位置，周围则是居民住宅——在边沁看来，这一构思与他的全景监狱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边沁发现欧文著作中体现的功利主义思想与他本人颇多共鸣。比如欧文在《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一书中一面痛斥社会弊病（“目前的社会安排是最反社会、最不明智、最不合理的；在它的影响下，人类所有优越和有价值的品质从婴儿时期就被压抑了，最不自然的手段被用来激发最有害的倾向”），一面提出日后他身体力行的解决方案，即以互助合作取代残酷竞争（“内卷”）。在欧文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由于无产者失去一切生产资料，他们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竞争首先就是“拍卖劳动力的竞争”，最终则难免因自相残杀而沦为赤贫。基于功利主义学说，欧文宣称，“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且终身葆有；用一般人的话来说，这便是人的利己之心”，在通常情况下，“人的享受幸福的欲望，也就是人的利己之心愈是受到正确的知识的指导，人的高尚的和造福他人的行为也就愈多”。因此，欧文的结论是，“每一个人必然会在自己的行动范围内努力促进其他一切人的幸福，因为他必然会明确无疑地理解到这种行为是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也就是自己幸福的真正因素”。作为“幸福论”的鼻祖，不难想象，边沁读到如此善解人意的文字——与他的“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原理高度契合，内心是何等喜悦。
此外，同样作为教育思想家，欧文成功的教育实践令边沁极为折服。像欧文一样，边沁曾撰写一系列教育理论文章，并大力倡导创办一所“功利主义示范学校”（Chrestomathic school，该词源自希腊语，意为“传播有用知识的学校”），试图为伦敦的中产阶级子女提供教授实用知识的课程，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该项目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最后无疾而终。出于审慎考虑，边沁（时年六十五岁）委派他的侄儿前往新拉纳克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新拉纳克的教育体系日益完备，吸引外来学生数量日渐增长，发展形势喜人。这一切也益发坚定了边沁的投资信念。
欧文家长式的管理赢得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但由于他始终坚持将大部分利润用于提升工人福利待遇，无形中“损害”了股东利益，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最终欧文决定出售全部股份，移居新大陆创建乌托邦农场（“新和谐村”）。1820年7月，欧文临行前致信边沁，告知他“上一个季度的红利”已按时发放。至此，双方合作告一段落。1830年代，在美国投资失败的欧文返回英国，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恨之入骨，思想变得格外激进，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也越发浓郁，与信奉古典经济学“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边沁渐行渐远——此后双方再无交集。
新拉纳克工场项目结束后，边沁再也没有闲暇从事类似商业投资项目，因为他将晚年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运用到推广功利主义道德和政治学说的事业中去。广义来说，这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投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如果说欧文毕生孜孜以求的是众生平等的财产权，边沁念兹在兹的则是众生平等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在边沁看来，“最大幸福”原理（即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应当成为人们信守诺言、捍卫集体利益的“社会契约”——因此，“当国王的行为与他的人民的幸福相抵触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服从他”。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由于没有天然的保卫者，被社会排斥的人们的利益总有被忽视的危险”，因此，代议制政府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实现“力量的平衡”，并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既得利益集团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
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边沁试图以此为准则去创立道德规约和完善法律制度。边沁清醒地认识到，扩大选举权是功利主义最迫切的政治要求：通过一年一度普选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的代表权，方能实现废除贵族制、削减教会权威以及全面改革司法制度之根本目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悲悯之心，边沁不顾年迈体弱，每日奋笔疾书，身后积余手稿累数千万字，诚如他在《札记》（Commonplace Book）中所言：“我的这些篇章中，哪一页曾有一刻忘记了对人类的爱？告诉我，我将第一个把它撕下来。”
1832年6月6日，边沁以八十四岁高龄病逝——次日，英国议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获得通过。这一历史性文件意味着，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展至普通市民阶层，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正式接管政权，同时也宣告在英国盛行数百年之久的贵族寡头统治寿终正寝，英国政治“开始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正如《幸福哲学家》一书副标题所示，为代议制民主而奋斗终生，或许这才是边沁这位“功利主义巨擘”平生最大的一笔投资生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