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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恐惧表达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复杂而特殊的,就像玉石也各式各样,无法被摆在同一个展柜内,而只能被一颗颗欣赏。

配图 | 电影《小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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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我那天,父亲的迟到,让我成了脑瘫,这是我人生故事的第一行。后来,因为我爱思考,喜欢写作,家人常说,适合当“坐家”。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笑了很多年,也在心里较劲了很多年,我的人生,难道要被写作困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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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世界的第一次交手就不太顺利。

2005年冬天,母亲已经临近预产期,一个午后,她忽然感到身体不适,继而羊水破裂,家人急忙将她送入我们本市的医院。医生说情况十分危急,子宫大出血,需要立即剖宫产,医院规定手术必须等孩子的父亲来了签字才能进行,而父亲正在邻市出差,他只能临时往回赶。

就这样,因为长时间窒息,我的大脑缺氧,在保温箱里住了很多天,而且我脑内一部分神经永久受损,洗澡时,我的手常常“飞”到背后,头也不正常地扭向一边。

经过一系列检查和测试,我被诊断为“徐动型脑瘫”,主要症状为肌张力异常,无法精确控制自己的动作,这也会影响我的语言能力。母亲起初还以为做几个月康复训练就能恢复正常,直到追问之下,医生才说出实情:“你这个小孩一辈子都好不了。”

三个月大时,我开始了康复训练。这对幼小的我是一种煎熬,对家人更是,我喝中药喝到吐,娇小的身体被扎满银针,母亲和外婆就在一旁默默流泪。

康复治疗的效果极为细微,需要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点点进步,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退步。母亲和外婆也会病急乱投医,经人介绍或四处打听“神迹”的消息,辗转各地,花费大量金钱与精力,哪怕知道可能受骗,也要赌上“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三岁时,依旧无法完整地说话,只能咿咿呀呀,只有母亲和外婆偶尔能听懂。那一年,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离婚,抚养权判给父亲,可他因工作繁忙,将我寄养在一位亲戚家,我的康复被搁置,上学的计划也遥遥无期。

母亲对此于心不忍,同时发现我只是行动受限,智力并不落后。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不顾亲友的劝阻,把我接到身边,靠着之前积累下来的一些财产,全职照顾我。她拥有湖南人性格里的豁达与爽朗,让我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快乐成长。她常说:“我们母子可是有生死之交的战友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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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上幼儿园的年纪,我都在康复训练,母亲骑着一辆电动车,风雨无阻地送我去医院。这段日子构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幼年片段:康复室的哭闹声、银针扎入头皮的刺痛、站姿矫正松绑后的一身轻松、午后小卖铺门前慵懒的猫和它柔软的肚皮。康复老师对我很好,我还在康复中心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当时《勇敢的心》正在热播,我们还学着剧情去“拜把子”。

回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卡点”看少儿频道的《智慧树》,姐姐给我买了一台iPad,我喜欢看模拟太阳系,五岁的小孩,在凝望之中,第一次认识到了宇宙的广阔。

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会推我出去逛逛,长沙的公园、图书馆、科技馆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她教我读书认字。我虽然没有上幼儿园,但懂得的知识并不比其他孩子少。

外婆对我很好。平日最不喜欢下厨的她,一听见我饿了,便会立马戴上袖套,冲进厨房,炒一碗朴素的蛋炒饭,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一口口喂我,非常耐心。她担心我长大后变成“废人”,常说:“福坨啊,我们管得了你一时,管不了你一世,有些事能靠自己就靠自己,莫偷懒!”

外婆有着一种军人独有的气质,早晨起来会端着歌谱昂头挺胸地唱老红歌,生活井然有序。她家还有一个后院,种满了各种蔬菜,她乐呵呵地看我玩土。

冬天,外婆会在我上床后提来一只热水袋,放在我脚边,暑天时,我们祖孙俩睡在一张窄窄的竹床上,背贴背,虽然略微闷热,我却睡得无比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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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母亲扶着歪歪扭扭的我走进校门,接待的人看到我就连忙摆手。母亲找到教务处,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小学是义务教育,就算是残障儿童也没理由拒收。他挺聪明的,应该拥有正常孩子的生活。”经过几次交涉,学校接纳了我,要求是必须有人陪同以保证安全。

于是母亲开始了十二年的陪读兼家教,我们被安排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她说:“和你同窗,也算是回炉重造了。”我行动缓慢,别人只需一分钟的路程,我需要五分钟,时常来不及吃早餐。到了教室,我们便会躲在墙角,偷偷吃一个包子或一份切饼。

一、二年级时,下课时我大多只是趴在窗前看同学们嬉戏打闹。学了拼音之后,我可以用平板打字,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可打字速度太慢,交流时总是会出现一些时差,我总是犹豫到底要说什么,表达时常是紧缩、字斟句酌的,所以我还是没交到什么朋友。

我参加了一些作文比赛,但是因为打字速度太慢,大部分内容由母亲代写,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种打击。我会怀疑,那些获奖的文字,究竟属于我,还是属于母亲?如果我无法独立完成,那写作是否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我卡在浩瀚的想法和笨拙的指尖之间,动弹不得。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增加了一门校园诗歌特色课,我尝试着在平板上写出一些短诗,老师看了会给我积极的肯定,我爱上了文学创作。有一次,我参加作文比赛,得了二等奖。外婆见到熟人就满怀骄傲地介绍我:“这是我外孙伢子嘞,他聪明得很,前段时间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外婆》,得了奖哩!”

我用听书软件听完了《查理九世》和《盗墓笔记》这两套书,沉浸在奇思妙想的文字世界。六年级时,我凭着一时的灵感,写了一部灵异探险类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四卷。阅读课时,我靠着窗边,拿出平板,用小拇指慢吞吞地写,一个同学好奇地靠了过来,被我的文字吸引,接着围观的同学围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被那么多人簇拥,于是我更加卖力地写,可第五卷却在灵感耗尽和自我怀疑中不了了之。

有一天,我看到一张遗体捐献的海报,说是可以为医学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我正沉迷于科幻小说,也知道爱因斯坦离世后,他的大脑被人解剖出来以供研究。我童言无忌地问母亲:“妈妈,我以后能不能捐献遗体啊?我想让医生研究我的大脑,找出办法治好我这种病。”

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全国作文比赛,命题为“我有一个愿望”,我便把自己这个小小心愿写出来,没想到拿了特等奖。后来,在康复中心,我和母亲接受了地方报社的采访,几天后,我们惊讶地在头版上看到了我的大头像,背面是我们母子的事迹。父亲看到后立即打来电话,怪我们“洗他门子”(让他丢脸),因为访谈中稍微提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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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一个同班的女孩走入了我的生活,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只隔着一栋楼。周末时,我们常常相约去公园或博物馆,最难忘的画面是她推着我奔跑在和煦的春风里。有时,我周末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去她家楼下,正对着她房间下面有一棵树,我就常常坐在树下,静静地望着她的窗,窗里面装着我懵懂的幻想。

当时有一个作文比赛,命题是《给十年后的某某》,我们写了对方的名字。我问她的梦想,她说是“医生”,因为想治好我。

有一次她来我家找我玩,母亲不在,我的手拧不开那道门锁,又说不清自己的情况,让她产生了误解。这件小事成了我一个心结,感觉自己似乎被一扇门困住了,无法推开,也无法发出声音。后来的我,一方面很期待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耍,但另一方面又十分恐惧,因为明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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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年中难免有自己的事务需要处理,不能把我带在身边,于是就把我送到乡下娭毑(长沙话:奶奶)家。娭毑十分疼爱我这个长孙,仅仅小学毕业的她,在乡村田野忙碌了一辈子,抚养了五个子女长大成人。

我回乡前,娭毑会去小卖部买上我喜欢吃的零食。乡里乡亲难免会出现一些闲言碎语,娭毑便会极力维护我:“我的长伢子是我的心头肉哩!脑袋非常灵光,以后当了作家必定有大出息!”有一次我在平板上写了一篇日记,欢欣雀跃地拿给她看,她说:“孙啊,娭毑看不得这么多字嘞。你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啰,我相信你一定会写得好。”

别人遇见我们经常会说:“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太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拖油瓶”,阻碍了家人的发展。

我感受到的爱存在着某种割裂。理论上的爱,是那种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静静欣赏岁月流逝。而我却觉得自己走在一座高悬的桥之上,往前走之后,后面的一端便会轰然崩塌,感觉自己随时可能被抛弃。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男孩,去奶奶家的前几天想妈妈,慢慢适应跟奶奶一起生活后,然后知道妈妈会来接我,便开始恐惧和奶奶分离,回家后又开始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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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不擅长告别的人,也害怕面对未来。可人生就是要不断面对离别的,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分别是猝不及防的。

2018年的元月,天气阴沉清冷。有一天,我去外婆家,由于冬天天黑得快,我和母亲便早早准备离开。临走时我还盼望着,秋天到了,外婆就能看我上初中了。出了门,正在下楼时,忽然听见外婆在背后呼唤我,原来是为了给我送几个橘子。

第二天,下雨了,我没有去找外婆,也错过了最后一次与外婆交谈的机会。傍晚母亲接到电话,是外公打来的,我只听到零星几个词语:娘老子、救护车、医院、你快点来。外婆突发脑出血,由于有冠心病无法进行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外婆躺在ICU,空荡的房间只有刺耳的仪器声,她中间短暂醒来过几次,断断续续说着呓语,此后就再没醒来。医生说过了三个月就没有醒来的可能了。我握紧她的手,咿咿呀呀呼唤着,说我想吃她做的蛋炒饭了,却再没有回应。

外婆中风后接近三年都瘫痪在病床,她像是以一种“一步三回首”的方式淡出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做着漫长而静默的告别。她喉中积集的痰液不能自主排出,医生不得已在她颈部开了一道圆形小口,以便仪器吸取痰液,并用大号注射器打些流食维持生命。

外婆身形日渐消瘦,最后可以用“瘦骨嶙峋”形容,这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恍惚感,这是外婆吗?她也是一辈子要强的人,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是完全不由己的,翻身、排泄、吸痰,甚至连进食也如同机械添加燃料似的。有时看到她举起手乱挥,虽然知道是无意识行为,但我还是感到十分不忍:“您一定非常痛苦吧,也非常不甘心吧。”

原先每当我叫她,都会得到洪亮的回应,可后来无论我如何千呼万唤,只在运气好时得到用鼻音发出的一些断断续续的音节。一阵寒意在我心头弥漫,随后又转为一股热流噙满眼眶。我渐渐忘却了她的声音,想去捕捉,却缥缈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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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我的第一个毕业季,拍毕业照时,老师邀请母亲一起,说她也是“六年同窗”。

初中开学,我忐忑地和母亲从后门进了教室。第一节课下课时,新同学互相认识,有同学向我搭话,我打字回复。

初中开学几个星期后,我结识了几个伙伴。上体育课时,两个“大汉”架着我往操场上走。我体型小,有几次响了铃,一位女同学把我一个公主抱,冲刺到集合的位置。母亲偶尔外出办事,同学们得知了就会拿着零钱来找她:“阿姨,帮我带碗面条呗。对,就是巷子里的那家,拜托啦。”

初中最先和我熟络起来的是H同学,他脾气又温和又义气,母亲不在时,他会喂我吃东西、喝水,带我上厕所。有一次,他听到有人说我的闲话,当场和那个人红了脸。还有一位P同学,我们下课时经常讨论练习本上的难题,也会在教室内追逐打闹,聊一些时事话题。

午休时,趴课桌实在不舒服,于是我们几位哥们就躺在后排的空地上午睡,后来我买了两块垫子,几个人凑在一起,很挤也很美好。

我还在初中经历了最难忘的一场初雪,全校学生趴在露台上,看着雪花纷飞,我走得慢,H同学过来拉我,个别活泼的学生跑下楼去打雪仗。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了六百字的作文作业,我写了一篇《星城的秋》,被当作范文全班朗读,那是我初中唯一的高光时刻。

我的座位靠窗,窗外有一棵老树,春天会飘进细小的绒毛,夏天是震耳欲聋的蝉鸣。我见证了那棵树一年的枯荣,也见证了教室里一群人的聚散。这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像一块块彩色的玻璃,构成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名为“青春”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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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的一个午后,我坐在教室门口发着呆。小L是学生会成员,执勤回来时和我打了声招呼。我们真正熟络起来是初三的国庆,我在西北的戈壁滩上看着“长河落日圆”,发了几张风景图给她。荒漠上的信号断断续续,我们相隔万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那时,我的状态很差,几乎陷进抑郁,整个人充满戾气。小L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我,她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寒假时我与她无话不谈,从动漫聊到小说再到流行歌,少年情窦初开,男孩子的青春是充满幻想和自卑的,每当想到她,我满心欢喜却感觉触不可及。

我与因游戏认识的朋友“凌梦幻忆”提起她,我说:“别人是情窦初开,而我是异想天开,她是仙女,而我是地狱中的恶魔。”

可我终究还是不甘心,因为我只会打字,不能写字,无法参加中考,所以毕业后可能就跟她没有未来了。我花了一年的零用钱订了听书软件的会员,“恶补”了她当时最常看的小说,又用小拇指,花了几个月在游戏中还原她最常看的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去做一件事。

但是,我建着建着突然发现一座大殿有个重大的错误,需要全部返工。我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她,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为博她嫣然一笑,我还是拆了重建。我下定了决心,这是抓住青春的最后机会。我知道希望渺茫,也不奢求结果,只想为青春燃烧一次,留下回忆,便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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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周五,我15岁生日。那天晚上,我请一群朋友来家里庆生。

他们亲自下厨,买了条鱼做酸菜鱼,几个人挤在厨房里叽叽喳喳,争论该冷油下锅还是热油下锅。幸亏他们提前买了只烤鸭垫肚子,大家才没饿坏,我记得入口时那股热气,慢慢从胃里暖到心里。许愿时,我望向夜空里最亮的一颗星。后来很多孤独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它。

聚会结束后,我低声对H同学说:“我的青春结束了,你们加油吧。”

他却回答我:“你的青春才刚开始,要相信自己。”后来很多次,当我在黑暗里徘徊时,这句话都会重新把我拉回来。

中考后的一周,他们前程似锦,陆续步入新阶段,而我仿佛回到原点。重归孤寂,临别的一个瞬间,我想不顾一切对小L大声表白,可年少的冲动还是败给了与生俱来的怯弱,千言万语转瞬凋谢,嘴角只挤出苍白的一声“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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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历停留在了初中毕业,我很绝望,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终点。我只能把那些无从向别人诉说的情感写成诗歌,初中毕业后的三年,我大概创作了一百八十多首,写作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出口。也就是在那时,我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君陌”,意思是“即使我们是陌生人,也能通过文字来促膝长谈”。现在想来那是一种积累,凌梦早就跟我说过:“你没有白走的路。”

当时也想过去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可一想到自己要坐在书桌前整天埋头写作,一种恐惧就盘踞上心头,我厌恶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脱离学校后,我非常孤独,渴望被人看见,产生了“一夜成名”的幻想,却又缺乏实际行动,一直徘徊在自己的世界。我隐隐感到不安,我是否过于依赖这个抽象的世界,反而被它困住了?

在只能与自己相处的漫长时光里,除了书籍和游戏,还有一方荧幕为我点亮。电影和纪录片是我的伙伴,我迷恋科幻片里宏大的想象,仿佛我的轮椅也能随之驶向星辰,我也在那些细腻的文艺片里,观察着人与人之间复杂难言的情感流动,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还未能充分体验的课题。

纪录片则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我的身体无法远行,镜头却带着我潜入深海,攀登雪峰,穿越雨林。那些讲述不同群体生活的纪录片,让我意识到世界的广阔和生命的多样性。

这种观看,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种陪伴,它让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我的困惑和挣扎,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正以另一种形式上演着,像一艘无声的船,载着那个孤独迷茫的少年,渡过了许多平静的时光,默默地塑造着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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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我精神世界被重新打开的一年。初春三月,母亲带我去云南游玩,当作散心。那是疫情的后期,旅行的人很少,房费也很便宜。我们最先在西双版纳游玩,结识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的可爱的人。母亲和他们聊得很投机,恰逢远方的家乡又暴发疫情,便一拍即合同游。

我们在大理古城南侧找到一家客栈,每天房费仅三十出头,这一住便是一个月。大理四季如春,白天我们外出游玩,漫无目的,足迹散落于田野或古城之间。到了傍晚,在附近菜场淘来一些新鲜食材,借用厨房燃起炊烟,有时大伙还一起包顿饺子,其乐融融,离开时我们都恋恋不舍。之后我们这个大家庭又在云南周游,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力量,离别时互相祝福,相约下次再聚。

从云南回来后,我感觉像是命运安排了这一切,带给我新的可能,世界很大,人也很多,“山”的背面还有我不曾见到过的风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视频网站上看到有人上传了心理学的课程,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点开了它,我开始慢慢了解自己,凌梦也在千里之外给我许多指导。

渐渐地,我爆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开始阅读与学习新的知识。曾以为一片荒芜的世界,随着我前进的脚步,只要我用心去看、去听,也开始慢慢生长出新的花朵。

人们常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以前的我不以为然,直到听到了一句话:“在孤独的人生旅途中,唯有书籍能陪伴漫长岁月。在书中我们可以超越短暂的今生。”我虽然行动不便,但时常在书海里感受到一种怡然自得的自由,可以到古希腊与先哲们促膝长谈,到瓦尔登湖共赏林中风雪,穿越千年游历各段辉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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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旅居时,我无意中表达过自己想去看一看大海。第二年开春,一对来自江西的老夫妻将这个愿望记在了心里,问我愿不愿意一同前往陵水旅居,我欣然接受这份邀请。

在那里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也和老夫妻聊了一些话题。爷爷因为小儿麻痹症,腿部落下了一些残疾,有时走得比较慢,奶奶便会等他,或是回头去牵住他的手,两个人影在夕阳西下互相依偎。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最温柔也最美好的模样,这也可以让我走很远很远,走到自己开始爱这个世界。

那段时间,我也学以致用,协助策划了一场夏令营,这是我做得最有意义的事之一。机缘之下我开始认识一些新朋友,可以一起走过漫长时光。老同学也给我打来语音电话问候,当时我以为是点错了,然后他们解释说是想我了才打过来,我真的被感动到了,心中有某些僵化已久的东西慢慢被暖开。

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命运是什么?家人有时候会感慨:“可能提早五分钟动手术,你就大不一样了。”我真的非常不甘心,但后来我想通了,抱怨毫无作用,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阿德勒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幸运的,有这么多人愿意陪在我这个怪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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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冬,临近自己的十八岁,我选了临着生日的周六,宴请了在人生各个阶段对我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人,亦是我成长的见证人——祖辈、发小、康复老师、机构老师、初中同学。

那天下午,初中的同学们提前来到我家,像那年夏天一样围坐畅谈。那年夏天并未成为我们的句点,而是一个各自努力的分号。快日落时,我们出发去饭店。本来我打算慢慢走下楼,他们看到后便说:“这样走多耽误时间啊?‘飞’下去啊!”于是我会心一笑,抬起两只胳膊,他们便一边一人架起我这只“小鸡仔”,往楼下飞奔而去,一如往昔。

一个人走过四季大抵会觉得漫长,但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并肩同行,细说年华,便觉岁月从耳畔呼啸而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饭桌上,老师们感叹万分:“没想到咱们的小王同学都长成个大小伙了。”我也在心中暗暗感慨:“没想到真的走到这一天了,而且还挺好的。”

饭后,我们点燃生日蜡烛,当我闭上双眼时,耳边传来合唱的歌声,起初还不太同频,我能分辨出一些人的声音,顿时,脑海中闪过一幕幕画面,十八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却又无比漫长。

聚餐结束时夜幕早已降临。那晚夜空澄明且纯净,几点银蓝色的星点缀着它的一角,晚风冷冽又干燥。我骑着电动轮椅,与初中同学走在街头,嬉笑着,城市灯火闪烁,向远方无限铺展延伸,而当时的我并不在意路会通向何方。

生日当天零点,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只有短短十六字,四个成语:“知足常乐,保持谦卑,心怀感恩,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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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学们都在准备高考时,我也等到了自己破茧成蝶的时刻。有一天,家中来了几位客人拜访外公,看见我在读书,便问起我的情况,随后建议道:“那你们可以试试去联系一下大学的文学系,看看能不能让小王进去旁听,应该问题不大。”

外公博学多识,从文学到乐理再到哲学,我有不懂的他都能指点一二。他老人家经常鼓励我把所思所想写出来:“不用管写得好不好,写出来就是好的。”

那人联系报社记者为我们做了一个报道,紧接着又有几家媒体来采访我们母子。临近农历新年,有一群可爱的小学生跑来慰问我,把我当作学习榜样,手拉手围着我歌唱。这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片段。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不让关心自己的人失望。

九月中旬,大一新生还在军训,我便先去大二班级旁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一直到现在,我有空了也还是去旁听。

一开始我进入新的集体会比较紧张,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欢迎我,老师鼓励我在写作群里发一些自己写的文字。那时我也交到了几位朋友,母亲扶我上下楼梯变得很吃力,便买了一台爬楼机来载我去上课,同学们也会给我们让出一条路。

那年年末,电影《小小的我》上映了,易烊千玺很好地演出了一位脑瘫青年的倔强与迷茫,看到有更多人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我感到无比温暖。

我特意旁听了中国电影史的课程,了解了很多电影的创作背景和过程。记得一次夏令营,小组内讨论晚会表演节目时,我厚着脸皮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排演一部微话剧。后来演出结束,谢幕时,主持人以导演的身份呼唤我的名字,我又找到一种自豪感。

在那一刻,我想,冥冥之中命运仿佛注定要把我推向这条道路,那我就走,只要走下去就是一个答案,以后要编写一部属于我们的故事。在动笔之前,我脑海里盘旋最久的一句话,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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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日常与思考,希望能给予一些朋友共鸣与温暖,因此认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互相激励彼此的成长。

我发布了第一条视频,被小张看到,她说:“感觉我们的想法很相似,于是就想找你聊聊。”当时我防御心非常重,回道:“如果你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前来,那就没必要。”看到她回复:“觉得你的文字很有趣,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吗?”

小张是一位非常好的女生,尽管她似乎不这么认为,通过和她的相处,我渐渐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甚至经历了几次较大的“颠簸”,直面自己本来就是痛苦的,我就像一只幼鸟一般跳跃、盘旋,相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去面对自己。

当我开始为了沟通而书写,而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作家”而书写时,我的文字开始变得轻盈而真诚。它不再是一座需要我艰难攀登的高山,而是一条可以载着我去见朋友的河流。怀着这份轻盈与真诚,我创作了一个剧本,它是我过去这些年所有困惑、观察与希望的一个安放之地,也是我写给所有曾感到失语、曾在沟通中感到无力的人的一封长信。

故事里有三位年轻人:内心敏感、渴望表达却因残障与社交恐惧而步履维艰的林深;生活在家人过度保护中,却用艺术感知世界的视障女孩江若楠;还有外表强硬,在电竞梦想与现实偏见中碰撞的轮椅青年彭浩。

林深在诗会上鼓起勇气用自己真实的声音朗读,江若楠用画笔拓展世界的边界,彭浩从渴望被接纳到开始创造自己的规则,这些瞬间,都源自我自己或身边朋友的生命片段。

他们面对的,不是如何去“战胜”困境,而是如何在其中找到一种能与自己、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栖居”,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而是在每一个“刚好”的当下,寻得安顿。

小张问我,为什么是剧本?我想,可能是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线性故事。它充满了沉默、留白、未完成的对话和戛然而止的瞬间。剧本的形态,天生就允许这些存在。它不强迫我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而是诚实地呈现那种挣扎、笨拙和微小的尝试。

我试图做到的,不是塑造励志典范,而是展现一种反励志的真实: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居高临下的鼓励,而是被平视、被理解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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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时,本以为会是我的“自传”,但我发现真正落下的,只是一些故事的横截面。它就像一首散文诗,只截取了让我感到触动的片段,诗篇,它没有句点,就如我们的故事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开始与结束。我们会不断与他人、与“自己”相遇,而后被世界紧紧拥抱。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很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我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文字,传达出去,为更多的朋友带来温暖与触动。写作不再是一个可能“困住”我的标签或宿命,而是我主动选择的,与世界交手的方式。我用它来凿开隔阂的坚冰,用来连接相似的灵魂,用来雕刻我存在的痕迹。脑瘫困住了我的身体,但写作,却为我的心灵插上了翅膀。

我终于明白,我已经用写作打破了重重禁锢,让它成为我疗愈心灵的方式。我不再恐惧表达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复杂而特殊的,就像玉石也各式各样,无法被摆在同一个展柜内,而只能被一颗颗欣赏。

所以,没关系的。那些漫长的寒冬、困顿与迷惘,终究都会过去。

春天总会来临。

说明: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苏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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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陌

我不再在乎生命中那些既定时差,我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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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