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大千"词条、"徐雯波"词条、"摩耶精舍"词条、"八德园"词条、《张大千年谱》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7年深秋，成都一处宅院之内，一场婚宴正在举行。
宴席上宾客济济，酒香四溢，灯火将整个院落映照得通明。
新郎胡须飘逸，年近五旬，是当时中国画坛家喻户晓的张大千。
他身旁的新娘，梳着乌黑的发髻，年仅十八，是成都金融实业家徐季良之女——徐雯波。
席间不乏低声的议论，有人悄悄算了算两人之间三十年的年岁差距，各色情绪交织在这场婚宴的喧嚣之中，令宴席之上始终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
然而，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场婚宴的表面热闹背后，张家内部已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伏；更鲜少有人知道，在张大千与徐雯波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一段跌宕起伏、辗转半个地球的人生，而这段人生的终点，将以一种谁都不曾预料到的方式落幕。
从1947年深秋成都的那一场婚宴开始，这个故事的第一页，才刚刚翻开。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字季爰，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今属内江市，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
内江地处四川盆地腹地，沱江穿城而过，山川灵秀，人文积淀深厚。
张大千的家庭，是一户虽不富裕却颇有文化氛围的普通家庭。
他的母亲曾友贞擅长绘画，尤喜花卉草虫题材，运笔细腻，颇具韵致。
张大千幼年时常在母亲身旁耳濡目染，对笔墨产生了最初的感知与兴趣。
这段童年时光，被张大千本人多次提及，在他看来，自己对中国传统绘画那种骨子里的亲切感，正是从母亲执笔的那些安静午后慢慢生长出来的。
张大千兄弟众多，其中二哥张善孖对他的早期艺术成长影响尤为深远。
张善孖以画虎著称，在民国画坛颇有声名，张大千少年时代随兄长学习绘画，在张善孖的指点下打下了绘画的初步基础。
在这段早期学习之后，1917年，年仅十八岁的张大千远赴日本京都，进入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工艺。
这次赴日经历，使他较早接触到了日本绘画的色彩体系与装饰性风格，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也为他日后在工笔重彩方向的深入探索埋下了伏笔。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归国，在上海先后师从曾熙与李瑞清两位先生，系统研习书法与绘画。
曾熙是晚清著名的书画家，工于书法，兼擅绘画，治学严谨；李瑞清则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与书法家，对金石篆籀之学有极深的研究，在书画界德高望重。
张大千在这两位先生门下，接受了极为正统而全面的传统书画训练，书法与绘画双线并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扎实的基础体系。
在跟随两位先生学习的同时，张大千还广泛临摹历代名迹。
从宋代范宽、郭熙，到元代黄公望、倪瓒，再到明代唐寅、仇英，以及清代石涛、八大山人，他几乎将历代各大流派的重要画家一一钻研，遍摹精品，积累了极为深厚而宽博的艺术根基。
在这一大规模临摹学习的过程中，张大千对石涛的研究尤为深入，以至于他的仿作达到了令当时诸多鉴赏家难辨真伪的程度，多幅仿石涛作品流入了当时的重要私人收藏，此事在民国画坛一度引为奇谈，也从侧面印证了张大千对古代大师笔墨精髓的把握，已经到达了相当高超的水准。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张大千的画坛声誉持续攀升。
他往来于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地，与各地画家广泛交流，展览不断，藏家追捧。
他的画风兼收并蓄，既有工细雅丽的工笔花鸟人物，又有苍茫雄浑、气韵生动的山水长卷，于当时画坛形成了鲜明而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
他的作品，在画面的经营构图、色彩的运用、笔线的质量上，无不显示出远超同代多数画家的深厚功力，令观者叹服。
与此同时，张大千的私人生活也趋于稳定。
他在四川老家迎娶了原配曾庆蓉，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家庭人口繁盛；后又迎娶成都名门出身的黄凝素为二夫人，再添几个孩子。
1940年代初，张大千一家居于成都，宅院宽敞，亲属云集，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家庭。
张大千的大女儿张心瑞，系原配曾庆蓉所出，自幼聪慧，性情爽朗，深得张大千喜爱，常随父亲左右，在书画的浸润中一天天长大。
1940年，一个将对中国艺术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在张大千心中悄然酝酿成形。
彼时，他已多次从各方途径听闻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伟大与珍贵，那些关于千年壁画的传说与描述，使他心中升腾起了亲赴一探、系统记录这批无价遗珍的强烈念头。
这个念头，在随后的数月里愈演愈烈，终于演变为一个付诸行动的计划，将他引向了一段极为艰苦却又极为辉煌的旅程。
1941年2月，张大千率领家属、学生及助手一行人，离开成都，踏上了前往甘肃敦煌的漫长旅途。
前往敦煌的路，在那个年代极为艰辛。
从成都出发，需要历经数千公里的辗转跋涉，经过多个中转站，穿越黄土高原，才能抵达那片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荒远之地。
一行人历经数月，于1941年春季正式抵达敦煌莫高窟，开始了这次在中国艺术史上意义深远的临摹记录工作。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营造与修缮，绵延开窟七百余座，保存壁画约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两千余身。
这批艺术遗产，跨越了一千余年的历史长河，记录了中国佛教美术从早期的稚拙质朴到盛唐的华丽雍容再到晚期的世俗生动的完整演变历程，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罕见的宝库。
然而彼时的敦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黄沙漫天，日夜温差悬殊，物资匮乏，洞窟内采光极差，临摹工作所需的纸张、颜料等材料，大多需要从内地长途运输而来，供应极不稳定。
张大千一行人就在这片荒远之地，过着极为朴素、艰苦的生活，每日钻进洞窟，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千年壁画进行系统而细致的临摹记录。
张大千在敦煌共历时两年七个月，期间他对莫高窟各洞窟逐一进行编号与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临摹工作。
他召集家人与学生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前后共完成临摹壁画两百七十余件，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个历史时期，几乎系统地覆盖了莫高窟整个艺术史的主要阶段。
这批临摹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涵盖的时代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敦煌临摹期间，张大千对壁画的研究不仅停留于技法层面，更深入至对壁画所呈现的服饰、器物、建筑、音乐舞蹈等各类历史信息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他在洞窟内所做的详细记录，成为此后众多学者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3年，张大千携大批临摹稿件从敦煌返回成都，随即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展览，将这批从千年洞窟中临摹而来的珍贵作品，带到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之中。
展览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众多学者、艺术家与文化界人士，通过张大千的临摹作品，第一次系统而直观地了解到敦煌壁画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各界对这批珍贵文化遗产的认识与重视。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也因此被后来的艺术史学者视为民国时期中国艺术界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书写与研究，都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1943年秋，返回成都后的张大千，重新投入繁忙的日常创作与交际之中。
彼时，成都张家宅院之内，又恢复了往日那种人声鼎沸的热闹气象。
张大千每日在画室里整理临摹稿件，为展览图录撰写题跋，接待来自各地的访客，创作从未停歇，日程始终紧凑而充实。
张大千的大女儿张心瑞，此时已进入成都女中就读，在学校里结识了许多同龄的好友，其中有一位与她性情极为相投、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闺中密友。这位密友的名字，叫徐雯波。
徐雯波，1929年出生于成都，父亲徐季良是当地颇具声望的金融实业家，在成都的商业圈子里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与人脉资源。
徐家的生活，自是衣食无忧，徐雯波自幼便在书香与富裕兼备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均有所涉猎，所受的家庭文化熏陶，远超同龄的普通女孩。
1943年，十四岁的徐雯波进入成都女中，在那里结识了张心瑞，两人相谈甚欢，很快成了关系亲密的挚友。
徐雯波随张心瑞出入张家的次数，随着两人友谊的加深而逐渐增多。
她在张家的院子里帮忙抄写，在画室里与张心瑞聊画论艺，时常在饭桌上遇见张大千，礼貌客气地互相打招呼。
这个阶段，徐雯波对张大千的全部认识，不过是张心瑞口中那个才华横溢、声名卓著的父亲，是那个从敦煌带回了数百幅珍贵临摹稿的画坛大家。
1945年，张大千在整理那批从敦煌带回的大量临摹稿件时，发现工作量极为繁重，单靠自身与几位学生，进度十分有限。
这批稿件数量庞大，每一幅均需细心誊写题跋，并按照年代与洞窟编号系统地进行整理分类，工作既要细致，又要持续，需要一个字迹工整、做事认真的帮手长期协助。
张心瑞此时正全力备考，无暇分身，便向父亲推荐了徐雯波，称她字写得端正，做事仔细可靠。
由此，徐雯波成了张大千的临时助手，开始每日前往张家画室，投入到整理这批珍贵临摹稿件的工作之中。
她每天与那些描绘着千年飞天、盛唐菩萨与五代供养人的画稿打交道，在张大千的指导下，将一幅幅题跋工整誊写，将一叠叠稿件按年代与洞窟编号仔细归档。
工作量相当繁重，徐雯波做得一丝不苟，深得张大千的认可。
在长期的协助工作中，张大千偶尔也向徐雯波指点几句书法的运笔要领与绘画的基本技法。
这些日常的艺术交流，在相处日久之后，逐渐延伸为更为广泛的谈话内容，涉及画史沿革、古代文人的轶闻往事、艺术审美的种种话题。
两人在画室里共度的时光，从起初的午后，延续到傍晚，有时甚至入了夜仍未结束。
这段长达数月的朝夕相处，使张大千与徐雯波之间，在艺术认知上产生了颇多的共鸣，对彼此的了解也远超寻常的主客之谊。
1946年前后，成都的社交圈子里，已开始出现一些关于两人关系的议论，这些议论在不大的圈子里悄悄流传，给张家带来了一种微妙而压抑的内在张力。
对于整个张家而言，1946年冬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折节点。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张大千向家人宣布了他迎娶徐雯波的意愿。
这个消息，在张家内部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曾庆蓉与黄凝素各有反应，而对这件事冲击最深的，莫过于张心瑞。
徐雯波是她自成都女中时代便相识多年的挚友，是常年出入张家、与她一同在画室里谈天说地的同龄密友。
父亲对这段关系的态度，对她而言，既是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动，更是一种难以消化的情感冲击。
徐季良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与权衡。
他深知张大千在画坛的地位，也同样清楚地看到了这桩婚事摆在明处的种种现实考量——年岁的悬殊、张家已有两房妻室的既成格局，以及女儿此后将要面对的种种生活处境。
他在这件事上反复权衡了相当长的时间，最终没能改变女儿坚定的态度。
徐雯波对这段关系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清醒而坚定的。
她在与张大千数年的接触中，对这位年长她三十岁的画坛大师，有着超越寻常的崇敬与深切的情感认同。
长期对敦煌壁画临摹稿的接触，使她对张大千在艺术上的追求与付出有着切身的感受；而数月的朝夕相处，也使这种崇敬在潜移默化中演变为更深切的情感联结。
她的选择，是在充分了解这段关系所有代价与困难之后做出的。
1947年深秋，婚礼在成都正式举行。
宴席设于成都一处宅院，宾客落座，觥筹交错，灯火通明。
张大千坐在宴席正位，身旁是年方十八的新娘徐雯波。
席间宾客的话语，有道贺，有感叹，也有低声的议论，各色情绪掺杂在这场婚宴的喧嚣之中，难以一一细辨。
张心瑞没有出席这场婚宴，她在此前便已暂离张家，婚宴之上那把空着的椅子，是这段新婚故事里一个不言自明的注脚。
婚礼之后，徐雯波正式踏入了张家的门槛，成为张大千的三夫人。
从这一刻起，她的人生轨迹，与张大千的命运完全缠绕在了一起，此后三十六年，再也没有分开过。
1947年深秋的那场婚宴，是这段姻缘的起点，也是这个家庭许多事情开始悄然改变的节点。
婚后的张家，表面上维持着正常的生活节律，张大千照常作画、待客、出席画展，徐雯波协助整理画稿，打理日常。
然而1940年代末，整个中国大地正处于历史性的剧变前夜，山河风云骤变，任何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轨迹，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这场巨变深刻改写。
1949年，局势骤然变化，张大千面临着一个足以决定此后全部人生走向的重大抉择。
这个抉择，将把他和徐雯波带上一段跨越南美、南亚与东亚的漫长漂泊之旅，远离故土，辗转半个地球；而在这段旅途中等待着他们的。
除了那些可以预见的艰辛与收获，还有许多谁都不曾预料到的事，如同暗流，在时光深处悄悄奔涌，一步一步向着他们涌来，最终汇聚成一段令人久久无法释怀的往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