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张爱玲传》《对照记》《小团圆》及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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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天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有一栋建于1920年代的三层小楼。
这座老式洋房在当年算得上体面,可此刻却成了囚禁一个十七岁少女的牢笼。
二楼靠北的那间卧室,门从外面上了锁,窗户被钉上了厚重的木板,只在顶部留了一小块透气的空隙。
九月的上海依然闷热难耐,房间里的空气几乎凝固。
床上躺着的少女名叫张爱玲,她浑身发烫,腹痛如绞,已经连续高烧三天三夜。
痢疾这种疾病在1930年代的上海是常见的致命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率相当之高。
张爱玲感觉自己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身体虚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房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张爱玲虚弱地睁开眼睛,以为又是佣人何干来送饭。
可这次推门进来的却是父亲张志沂,他手里拿着一个褐色的药瓶,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
父亲走到床边,把药瓶放在床头柜上,低声说了句把药喝了,然后匆匆离开,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连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张爱玲盯着那个药瓶看了很久。这是她被囚禁半年来,父亲第一次单独进入这个房间,第一次给她送药。
可她心里没有任何感激,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
她费力地拿起药瓶,拧开盖子,仰头喝下那苦涩的液体,然后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
这个场景后来被记录在张爱玲的多篇文章中。
很多年后,当有人提起这段往事,说父亲毕竟救过她一命,这份亲情总该记得,她的回答始终是那句话:他本该这么做,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不是什么恩情。
这句看似冷漠的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一】显赫家世与没落遗少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也就是今天的泰兴路。
她的出身在当时的上海滩可以说是显赫至极,祖父张佩纶是清末重臣,曾在光绪十年担任福建巡抚,参与了著名的马尾海战。
兵败后张佩纶被朝廷降罪流放,后来娶了淮军统帅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为妻。
祖母李菊耦知书达理,精通诗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颇有名望。
外曾祖父黄翼升是清流派名臣,外祖父黄宗炎是清朝翰林,曾任长江七省水师提督。
这样的家世背景,让张爱玲一出生就站在了旧时代的顶端。
可惜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民国时期,这些昔日的荣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祖父张佩纶1903年就去世了,祖母李菊耦1910年也离开人世,整个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父亲张志沂生于1896年,在祖父去世时只有七岁,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的管教。
他在祖母和姑姑的溺爱中长大,养成了典型的遗少作派。
张志沂不工作,不问世事,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听戏,养鸟,打牌。
他对新时代的一切都充满抗拒,活在过去的梦幻里无法自拔。
母亲黄逸梵与父亲的性格完全相反。
她1896年出生,与张志沂同年,从小接受新式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思想开明,向往自由,热衷于西方文化。
1920年,两人经媒妁之言结婚,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悲剧。
一个沉溺于旧时代梦幻的遗少,一个追求新生活的新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同一个屋檐下碰撞,结果可想而知。
张爱玲就在这样矛盾重重的环境中长大。
她后来在散文《私语》中回忆,母亲在她三岁时就带她上街,当马路上驶过双层的公共汽车时,母亲格外紧张地攥紧她的手,生怕她冲上前去。
母亲对她很严格,从小就教她英语和钢琴,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女性。
父亲则对子女教育漠不关心,他的世界里只有鸦片带来的短暂快乐。
1924年,年仅四岁的张爱玲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别离。母亲黄逸梵无法忍受这段窒息的婚姻,决定离开家庭去欧洲。
这一去就是四年,张爱玲和两岁的弟弟张子静被留给了父亲和姑姑张茂渊照顾。那四年里,张爱玲经常在夜里哭着找妈妈,可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1928年,母亲终于从欧洲回来了,可她与父亲的关系已经无法修复。
两人勉强维持了两年的表面和平,到了1930年正式离婚。
母亲搬出去住,张爱玲和弟弟依然跟着父亲。
那年张爱玲十岁,她清楚地记得母亲离开的那天,自己站在窗口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空落落的。
父亲很快就续弦了。1931年,他娶了孙用蕃为继室。孙用蕃比父亲小十几岁,是父亲一个朋友的遗孀。
这个女人精明能干,善于持家,很快就掌握了张家的财政大权。
可她对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并不亲近,甚至可以说是冷淡。
张爱玲在散文中写道,继母是个很会笼络人心的人,却偏偏对她没有用这套手段。
继母进门后,张家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父亲对继母言听计从,很多时候甚至站在继母那边说话。
张爱玲和弟弟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像是两个多余的人,在这个家里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母亲虽然住在外面,可与他们的联系从未断过,每次母亲来看望,都会给他们讲外面世界的新鲜事,这让张爱玲更加向往自由。
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是张爱玲人生中相对平静的一段时光。
她先在黄氏小学读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圣玛利亚女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这所学校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之一,学费昂贵,学生大多是租界里的富家小姐。
张爱玲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英文教育,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同时也开始展露出惊人的文学才华。
在圣玛利亚女中的日子里,张爱玲在校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文笔老练,见解独到,完全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所写。
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认为她将来必有大成就。
可是这个在学校里光芒四射的女孩,回到家里却变得沉默寡言。
她把所有的感情都藏在心底,只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伦敦大学的预科。
这本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可就在这一年,一场家庭风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二】囚禁的起因与半年煎熬
1937年夏天,母亲黄逸梵从欧洲回到上海。她这次回来,是想接张爱玲去一起生活。
母亲在上海赫德路爱丁堡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希望女儿能搬过去住,这样既可以让她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也能帮她准备去英国读书的相关事宜。
母亲知道女儿在父亲家里并不开心,所以一回来就着手安排这件事。
张爱玲当然愿意。在父亲家里,她感受不到丝毫温暖,继母对她冷淡,父亲整日昏昏沉沉,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母亲那边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父亲家,可至少有自由,有尊重,有真正的关心。
她开始秘密准备离家的事情,趁着家里人不注意,把自己的衣物和书籍一件件收拾好,偷偷藏在箱子里。
可这一切都被继母孙用蕃发现了。
1937年8月的一天下午,继母趁着张爱玲不在房间,进去搜查了一遍,发现了她藏在衣柜深处的行李箱。
继母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整齐叠放的衣服和书籍,立刻明白了张爱玲的打算。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话,说张爱玲这是要投奔前妻,这是对张家的背叛。
父亲张志沂听完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女儿要投奔前妻,就是在打他的脸,是对他的背叛,是对张家门风的玷污。
更何况他本就看不惯前妻的作派,认为前妻把女儿带坏了,让女儿变得不听话,不守规矩。
这件事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
那天晚上,父亲冲进张爱玲的房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问。
张爱玲一开始还试图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去母亲那边住一段时间,可父亲根本不听。
他越说越气,最后拿起放在房间角落的藤条,对着张爱玲就是一顿毒打。
这种老式的刑具在旧式家庭里很常见,打在身上火辣辣的疼。
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中写道:我挨了一顿打,被幽囚在空房里,关了半年。
这顿打打得很重,藤条抽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红痕,有的地方甚至破了皮。
张爱玲咬着牙一声不吭,她知道哭喊只会让父亲更加愤怒。
打完之后,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指着她说从今天开始你哪里都不许去,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反省。
接下来的日子,张爱玲真的被囚禁了起来。
父亲下令把她关在房间里,门从外面锁上,窗户钉上厚重的木板。
每天只有佣人何干按时送三餐进来,除此之外,她不许见任何人,不许出门,更不许去学校。
原本已经考取了伦敦大学预科的她,就这样被迫中断了学业。
这场囚禁从1937年8月一直持续到1938年2月,整整半年时间。
这半年里,张爱玲几乎与世隔绝,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那场震惊中外的淞沪会战正在进行,不知道上海已经陷入战火。
她的世界就只有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天花板,四面墙壁,还有那扇永远紧闭的房门。
最初的几天,张爱玲还试图反抗。她拍打房门,大声喊叫,可没有人理她。
渐渐地,她放弃了挣扎,开始学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生存。
她在房间里读书,把能找到的书都翻了一遍又一遍。
她写作,把自己的感受写在纸上,一页一页地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房间通风不好,终年不见阳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卫生条件也很差,洗澡都成了奢侈的事情。加上营养不良,她的抵抗力越来越弱,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到了秋天,她开始频繁地生病,先是感冒发烧,后来又出现了肠胃问题。
九月的一天,张爱玲突然开始剧烈腹痛,紧接着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
一天要跑十几次厕所,每次都痛得冷汗直流。她知道自己这是得了痢疾,这种病在1930年代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相当高。
可她被关在房间里,根本无法求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加重。
高烧持续了三天三夜,张爱玲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一点点流失。
她躺在床上,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有时候甚至产生了幻觉。她想,也许死了也好,至少不用再承受这样的折磨。可她没想到,父亲会来救她。
佣人何干向父亲报告了张爱玲的病情,说大小姐已经连续三天高烧不退,人快不行了。
父亲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女儿真的死在房间里,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外界交代。
更何况张爱玲已经考取了伦敦大学的预科,如果她出了事,学校那边也会追究。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开始避开继母,悄悄给张爱玲送药。
【三】避开继母的秘密救治
父亲给张爱玲送的药,是当时治疗痢疾的常用药物。1930年代治疗痢疾主要依靠磺胺类药物,这种药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西药,价格不菲。
父亲能弄到这种药,说明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可他送药的方式,却充满了遮遮掩掩的意味。
父亲每次来都是趁着继母不在家的时候,要么是继母出去打牌,要么是继母午睡的时候。
他匆匆推开门,把药瓶放在床头柜上,说一句把药喝了,然后立刻离开,整个过程非常短暂,仿佛他怕被人看见。
有几次继母突然回来,父亲甚至把药瓶藏在身后,装作只是路过张爱玲的房间。
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让张爱玲看得一清二楚。她明白,父亲之所以避开继母,是因为继母根本不同意给她治病。
继母认为张爱玲是在装病,想借此引起家里人的注意,达到出去的目的。继母甚至说过,这丫头就是太娇气了,饿她几顿,病自然就好了。
父亲也知道继母的态度,所以他只能偷偷摸摸地给女儿送药。可这种行为在张爱玲看来,不是什么父爱的体现,而是父亲懦弱的表现。
如果他真的关心女儿,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给她治病?为什么要看继母的脸色行事?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人解读为父爱的体现。他们认为,父亲是关心女儿的,只是碍于继母的态度,不得不这样做。
可张爱玲从来不这么看,她在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始终冷静:他给我治病,是因为他应该这么做。
是他把我关起来,导致我生病,他现在来救治,只是在弥补他造成的后果。
药物确实起了作用。磺胺类药物对痢疾很有效,张爱玲服药几天后,腹泻的症状开始减轻,高烧也逐渐退了下去。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她的病情基本稳定,虽然身体依然虚弱,可至少没有了生命危险。
可是张爱玲的心却越来越冷。这场病让她彻底看清了父亲的本质,也看清了这个家的本质。
父亲不是真正关心她,他只是怕她死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继母更不用说,从头到尾都认为她是在装病。在这样的家里,她就像一个外人,一个多余的存在。
病好之后,张爱玲开始策划逃跑。她变得更加谨慎,不再留下任何破绽。她暗中联系母亲,通过佣人何干传递消息。
何干是个善良的人,同情张爱玲的处境,愿意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帮助她。张爱玲让何干告诉母亲,自己会找机会逃出来,让母亲做好接应的准备。
1938年2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父亲和继母都出门了,家里只剩下何干和另一个老佣人。
张爱玲趁着何干给她送午饭的时候,请求何干帮她打开房门。何干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她知道大小姐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再关下去恐怕真的会出事。
房门打开的那一刻,张爱玲感觉自己重获新生。她冲出房间,匆匆下楼,连行李都来不及拿,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旗袍。
二月的上海还很冷,街上行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可她顾不上这些,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如同监狱的家。
她一路跑到母亲住的爱丁堡公寓,气喘吁吁地按响门铃。母亲开门看到她,先是一愣,接着赶紧把她拉进屋里。
张爱玲站在母亲面前,整个人已经累得几乎虚脱。
母亲看着女儿瘦削的脸庞,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她把女儿搂进怀里,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她。
这是张爱玲半年来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第一次有人这样真心实意地关心她。她在母亲的怀里哭了很久,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化作泪水涌出。
母亲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轻声安慰,说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
【四】决裂与新生活的开始
张爱玲逃到母亲那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父亲耳中。父亲张志沂得知后大为震怒,他立刻赶到爱丁堡公寓,在楼下大声叫骂,要求前妻把女儿交出来。
母亲黄逸梵站在窗口,冷冷地回了一句:她是我女儿,不是你的囚犯,我不会让她再回那个地方。
父亲在楼下闹了好一阵子,看实在没用,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从今以后,我与这个女儿再无关系,我不会给她一分钱。
说完转身就走,从此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张爱玲。
这种决裂对于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可张爱玲毫不在意,她宁愿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再回到那个如同监狱的家。
母亲黄逸梵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她离婚后独自生活,虽然有一些积蓄,还有一些珠宝首饰可以变卖,可要供养女儿上大学,压力着实不小。
可是母亲没有犹豫,她决心尽自己所能帮助女儿完成学业,让女儿能够真正独立起来。
1938年,张爱玲重新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的事宜。
原本她已经考取了伦敦大学的预科,可因为被囚禁耽误了大半年,现在必须重新申请。
母亲四处奔波,帮她办理各种手续,联系学校,筹措学费。
可是历史没有给她们太多时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很快陷入战火。
到了1938年,整个国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去英国留学变得不太现实。
母亲经过多方打听,得知香港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所学校是英国人在香港创办的,教学质量很高,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伦敦大学的学位,而且相比去英国,费用要低得多。
1938年秋天,张爱玲参加了香港大学的入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文学院录取。
母亲为她筹措了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给她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让她能够体面地去香港求学。
1939年春天,十八岁的张爱玲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踏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的天际线渐渐远去,张爱玲的心情很复杂。这座城市有她的童年,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梦想。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也不知道回来后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可她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再回到父亲的家。
在香港大学的三年,是张爱玲人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她主修英国文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她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经典著作,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从勃朗特姐妹到简·奥斯汀,这些作品深深影响了她日后的写作风格。
她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甚至可以用英文写作,发表了几篇英文小说。
1940年,张爱玲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她的经济问题,不再需要完全依靠母亲的资助。
1941年,她再次获得奖学金,这让她的生活宽裕了许多。她开始有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买书,甚至偶尔可以下馆子改善伙食。
可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发动对香港的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迅速沦陷。
香港大学被迫停课,学生们四散逃离。张爱玲的学业就此中断,她在香港度过了几个月惊恐不安的日子,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丑陋。
1942年夏天,张爱玲设法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三年多,整个城市笼罩在日军占领的阴影下。
她回到母亲住的爱丁堡公寓,发现母亲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了。战争切断了很多收入来源,物价飞涨,母亲的积蓄消耗得很快。
张爱玲意识到,她必须想办法养活自己,甚至要帮助母亲。她开始尝试写作投稿,给报社杂志寄去自己的作品。
最初的几个月并不顺利,很多稿子石沉大海,偶尔发表一篇,稿费也少得可怜。可她没有放弃,继续坚持写作,不断磨练自己的文笔。
1943年,转机终于出现。她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一个女学生在上海的堕落故事。
这篇小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编辑周瘦鹃对她的文笔赞赏有加,鼓励她多写一些这样的作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爱玲陆续在《杂志》月刊上发表了《茉莉香片》《心经》等作品。
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关注女性命运,描写家庭矛盾,语言冷峻而细腻,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
1944年,她发表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两部中篇小说,这两部作品让她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滩最红的女作家。
《倾城之恋》讲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战乱中相识相恋的故事,小说以香港的沦陷为背景,描写了乱世中的爱情。
《金锁记》则更加沉重,讲述了曹七巧因为婚姻不幸,把怨恨发泄在儿女身上,毁掉他们人生的故事。
这两部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尤其是《金锁记》,很多人认为曹七巧的原型就是张爱玲的继母。
著名文学批评家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金锁记》:这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这种评价让张爱玲在文坛的地位迅速提升,她的稿费也随之水涨船高,终于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和母亲。
就在张爱玲名声大噪,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关于父亲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父亲张志沂的生活每况愈下,抗战爆发后,他失去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家道彻底中落。
鸦片继续腐蚀着他的身体,到了1940年代中期,他已经穷困潦倒,疾病缠身。
这时开始有人替父亲传话,希望张爱玲能够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说到底你们是父女,血浓于水,他当年还救过你的命。
张爱玲听到这些劝说时,正坐在常德公寓的书桌前修改稿子。
窗外是上海初春的细雨,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音。
传话的人是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说父亲现在病得很重,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希望她看在血缘亲情的份上,能够给一些接济。
那个亲戚还特意提起了1937年那场痢疾,说你父亲当年冒着你继母的反对,偷偷给你送药治病,这份恩情你总该记得。
要不是他及时救治,你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现在他落难了,你作为女儿,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张爱玲放下手中的钢笔,抬起头看着那个亲戚。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她说,他给我治病,是他应该做的。是他把我关起来,是他造成了我生病的环境,他后来的救治,只是在弥补他自己造成的后果。这不是恩情,是他应尽的责任。
那个亲戚还想再劝,说不管怎么样,他终归是你父亲,这个血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
张爱玲摇了摇头,声音依然平静,可字字都透着坚定。
她说,血缘不能成为伤害的借口,也不能成为要求原谅的理由。我不会给他任何帮助,请你不要再来了。
那个亲戚走后,张爱玲重新拿起钢笔,继续修改自己的稿子。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
多年后,当有人再次提起这段往事,问她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时,她的回答依然是那句话。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她内心深处,那场囚禁,那场差点要命的疾病,以及父亲那次避开继母的救治,究竟给她留下了怎样无法磨灭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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