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解放,鲜红的解放军军旗一路飘到了青海牧区。一个穿蒙式长袍、脸被高原风吹得黝黑的汉子,盯着那面红旗半天挪不动脚。他硬着头皮挤到开会的干部面前,开口一句“我是红军,我要找组织”,把在场所有人都惊住了。谁能想到,这个干了十二年粗活的奴隶,当年居然是红四方面军的副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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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和是安徽金寨大别山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十二岁就参加了儿童团,从小跟着队伍摸爬滚打。后来他被选进正规红军,从通信员一路升到红四方面军30军的副营长,跟着大部队一路走到了祁连山。

1937年那次突围,队伍遭遇了马家军的拦截,廖永和大腿中弹,根本走不了远路。当时敌情太凶险,大部队不可能为了他停下挨包围,只留了一个叫小何的通讯员陪着他,把所有能留的干粮药品都给了他们,就匆匆突围走了。

俩人躲在祁连山的石缝山洞里熬日子,小何每天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出去找水找吃的。后来粮食彻底见底,廖永和的伤还没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他逼着小何自己去追队伍,小何红着眼睛死活不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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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到第三十多天,俩人都快站不起来了,被出来放牧的牧民发现了。牧民听不懂他们说的汉话,也认不出红军军装,只觉得这两个人形迹可疑,就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大牧主管家。

管家一开始觉得这两个来历不明的男人是祸端,想直接处理掉,幸亏一个好心的老大娘开口求情,才把奄奄一息的廖永和留下来养伤。等廖永和伤好得差不多能干活了,管家直接把他算成了牧主家的奴隶,小何也被拉去干重活,俩人从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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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奴隶的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零下几度的风雪天,要穿着破羊皮袍赶羊群,草场迁徙的时候,跟着走几十公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只要活干慢了,或者少了一头羊,劈头盖脸就是鞭子。

廖永和试过逃跑,趁着牧主带人去远处草场,偷偷顺着山谷往东边跑。他没地图没向导,靠吃野草根撑了好几天,还没走从那之后没人再提逃跑的事,廖永和也慢慢变成了看起来和其他牧民没两样,他学会了当地话,穿惯了长袍,脸越来越黑。可没人知道,他干完活总喜欢偷偷用石头在地上写自己部队的番号,写完再赶紧用脚抹掉,他从来没忘了自己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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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地牧主的势力范围就被抓住了。抓回这一过就是十二年,直到西宁解放的消息顺着驿站传到了牧区。牧主接到通知要派人去湟中参加群众大会,廖永和被安排跟着去干牵牲口看东西的杂活。路过塔尔寺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那面迎风飘着的红旗。

去之后,管家当着所有奴隶的面把他打得旁边的牧民小声跟他说,这是解放军的旗子,听说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这句话一下子撞进廖永和心里,压了十二年的念想一下子冒了出来。

皮开肉绽,警告所有人不许学他。他趁着散会牧主忙着和干部说话,悄悄挤到了当时湟中县委负责人尚志田面前,吭哧半天说出一句“同志,我是红军,我要找组织”。尚志田愣了一下,赶紧叫翻译过来,才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当时刚解放,确实有不少人冒充老红军想蹭好处,组织也不敢随便信。工作人员把廖永和的情况上报给了当时青海军政负责人廖汉生,又翻来覆去问了他好多细节。

从部队番号,到当年长征的路线,再到祁连山战斗的指挥是谁,廖永和答得一点都不含糊,所有细节都和组织掌握的资料对得上,就是找不到当年的战友给他作证。

毕竟十二年过去,当年的战友要么牺牲了,要么早就去了别的地方,短时间根本找不到人证明。廖汉生想了个稳妥的办法,让廖永和先去省里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边学习一边考察他的表现。

廖永和没说半句怨言,老老实实去训练班报到,上课认真听讲,实习下牧区干活也比别人卖力气。他懂当地话,懂牧民的生活习惯,更懂底层受苦人的心思,好多新干部搞不定的群众工作,他一开口就解决了。

有一次推广新政策,牧民们都不敢信,说以前也有人来画过大饼。廖永和没讲大道理,只掀开衣服给大家看自己身上挨鞭子留下的疤,说我也在这里当了十二年奴隶,我知道啥滋味。一句话说完,在场的牧民都安静了,没人再怀疑他。

训练班的导师给廖永和写的评语,说他经历极苦,但是立场坚定,干活扎实,对老百姓有真心。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组织确认了他的身份,1950年正式安排他去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让他负责当地基层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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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伤掉队的红军副营长,到当了十二年的奴隶,再回到组织身边当上为老百姓办事的区长,廖永和这一辈子,算得上传奇。能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熬十二年,靠的就是心里那点找组织的念想,真的太不容易了。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 《红军副营长廖永和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