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援朝，一九五四年生人，名字就带着时代的烙印。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刚满二十五岁，在济南军区某部汽车连当了六年兵，那年初刚刚提的排长。

说起当兵这事，还得感谢我爹。我爹是个老汽车兵，抗美援朝的时候在运输连，开着缴获的美国道奇卡车往回运物资，被飞机炸断了两根手指头。复员回家后分到了县运输公司，一辈子跟方向盘打交道。我小时候就蹲在他那辆解放牌卡车旁边看他修车，他嘴里叼着烟卷，满手机油，一边拧螺丝一边跟我念叨：“小子，车这东西有灵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我爹满手油污的样子在我眼里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所以十八岁那年征兵，我二话不说就报了汽车兵。

部队在济南西郊，营区后面就是连绵的丘陵，夏天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知了叫。我在汽车连开了四年车，从老解放开到新东风，车轮子碾过的路加起来能绕地球好几圈。后来因为技术过硬又立过两次三等功，被提了排长，手下管着二十几号兵和十五台车。说是排长，其实就是个兵头将尾，照样天天一身油一身汗地泡在车场里。

那年六月，我娘来信说我爹的风湿病又犯了，腿疼得下不了床。我娘不识字，信是托隔壁张老师代写的，字迹工工整整，但信纸上有好几处被水洇过的痕迹，皱皱巴巴的。我拿着信去找指导员请假，指导员批了我十五天探亲假，临走还塞给我两瓶部队自己泡的药酒，说对风湿管用。

我家在鲁西南一个小县城，从济南坐火车到兖州，再倒一趟长途汽车，最后还得走七八里土路才能到村口。那个年代的交通就这样，出趟门能把人折腾掉半条命。我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药酒、给娘买的糕点和给爹带的两条大前门香烟，换了一趟又一趟的车。到县城汽车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晒得地上的柏油都化了，踩上去粘鞋底。

从县城到我们村没有班车，要么走路，要么碰运气搭过路的拖拉机。我正站在出站口盘算着怎么走，忽然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姑娘，旁边歪着一辆自行车，链条掉了下来，后轮还瘪了。

那姑娘穿着白底碎花的衬衫和深蓝色裤子，扎着两根麻花辫，蹲在地上鼓捣那根链条，手上脸上蹭了好几道黑印子，急得满头是汗。她旁边还放着一个大网兜，里面装着几个搪瓷盆和一床薄被子，看起来是刚置办的东西。

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这一抬头我倒愣了一下——这姑娘长得挺好看，圆脸盘，大眼睛，鼻梁上有一颗小小的痣，虽然满脸是汗，但皮肤白白净净的，一看就不是常下地的农村姑娘。她看见我穿着一身军装，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的光，但大概是不好意思开口，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同志，车坏了？”我蹲下来看了一眼。是辆老款的飞鸽牌二八大杠，链条整个掉下来了不说，后轮的链条卡子也松了，内胎瘪得一点气都没有。这车能骑才见鬼了。

“嗯，”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刚从县城买的旧车，想骑回镇上，谁知道刚出城就不行了。”

“你这哪是旧车，”我忍不住笑了，“这车至少骑了五六年了，链条都快磨平了，后胎还有个旧补丁没补好。你花多少钱买的？”

“四十。”她小声说。

“四十？”我瞪大了眼睛，“就这车？妹子你被人坑了，这车新的才一百出头，旧车这个成色最多二十五。”

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心疼的，眼圈都红了：“那个卖车的人说这是他自家用的，骑得少……”

我看她快哭出来了，赶紧摆手：“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我帮你看看能不能修。”

我放下背包，从包里掏出随身带的钳子、螺丝刀和补胎片。当汽车兵的人，身上不带这几样东西就跟出门没穿裤子一样不自在。我把袖子一撸，先把链条挂回牙盘上，拿钳子紧了紧卡子，然后又拆下后轮开始补胎。那姑娘蹲在旁边给我递工具，递得还挺利索，我要扳手她递扳手，要胶水她递胶水，一看就是会干点活的。

“你懂修车？”我一边锉内胎一边问她。

“不太懂，但我在纺织厂上班，车间的机器坏了我经常帮着修。”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的手，看得特别认真，像是想学这门手艺。

“纺织厂？哪个纺织厂？”

“就镇上那个国棉二厂。”

“那离我家不远，”我说，“我是赵家楼的，你知道不？”

她眼睛一亮：“赵家楼？那咱俩是邻村的，我是李家庄的。”

我一听乐了，这还真是巧了。李家庄离赵家楼不到三里地，中间就隔着一片庄稼地。我说我是回来探亲的，在济南当兵。她说她叫李小兰，在镇上纺织厂干了两年了，今天特意请假去县城买自行车和结婚用的东西。

“结婚？”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你要结婚？”

“不是不是，”她连忙摆手，脸又红了，“是我姐要结婚，我帮她置办东西。我自己连对象都没有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我低头继续补胎，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自然一点：“那你这车买得可不吉利，你姐结婚你买辆破车，回头你姐骑着骑着链条掉了，那可闹笑话了。”

她被我的话逗乐了，捂着嘴笑了好一会儿，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她笑起来的样子比刚才更好看了，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连鼻梁上那颗小痣都跟着生动了起来。

补完胎我把后轮装回去，又给链条上了点机油，试了试脚蹬子，转得顺溜多了。我直起腰拍拍手上的土：“好了，能骑了。不过这链条磨损太严重，回去让修车铺换一根新的，花不了几块钱。”

“谢谢你，解放军同志。”她站起来，忽然一本正经地给我鞠了一躬，那架势跟小学生见到老师似的，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别别别，都是革命同志，互帮互助应该的。”我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又把背包里一卷胶带掏出来，“这个给你，万一路上链条再掉，先拿这个缠一下。”

她接过胶带，犹豫了一下，从网兜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递给我：“这是给我姐买的新缸子，送给你吧，算是谢礼。”

我连忙推回去：“这可不行，你姐的结婚礼物我怎么能要。”

“那我请你吃饭吧，”她很认真地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不谢你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不用不用，你赶紧骑上试试，看还有没有毛病。”

她骑上去在车站门口兜了一圈，车子确实好骑了。她骑回来的时候脸上全是笑，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飘起来，阳光透过路边的梧桐树叶斑斑驳驳地落在她身上，那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我就走了，解放军同志。”她单脚撑地，扶着车把跟我道别，“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赵援朝。”

“赵援朝，”她念了一遍，又笑了，“这名字一听就是五四年生的。我叫李小兰，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

说完她骑着车走了，骑出去二三十米还回头冲我挥了挥手。我站在原地目送她拐过街角，才弯腰拎起背包往回家的方向走。一路上我都在想这姑娘笑起来真好看，想完了又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堂堂一个部队排长，帮人家修个车就惦记上了，说出去让人笑话。

回家那十几天过得飞快。我爹的腿比我想象的要严重，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下地走两步就疼得龇牙咧嘴。我把药酒给他抹上，每天早晚各揉半个钟头，揉着揉着我爹就睡着了。我娘说他天天疼得睡不着觉，就我回来这几天能睡个囫囵觉。我听了心里难受，但部队有纪律，假期到了就得走。

走的那天我爹拄着拐杖非要送我到村口，我娘跟在后面抹眼泪。我爹说：“你回去吧，别惦记家里，好好在部队干。”我点点头，转身上了路，走出去老远了回头看，老两口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回到部队的第一天，连长就通知我说连里要来新干部了。

“新干部？”我正在车场里检修一台趴窝的东风，满手机油地抬头看连长。

“嗯，团部刚调来的，明天到。”连长点了根烟，表情有点意味深长，“说是地方院校毕业的技术军官，专门搞车辆技术管理的，以后你这边的工作要向她汇报。”

“向我汇报？那她是……”我没反应过来。

“她是咱们连新来的技术副连长，副连职，比你大半级。”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小子注意点，别在人家面前犯浑。”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在汽车连干了六年，从新兵蛋子干到排长，修过的车比开过的还多，连里的车哪台有什么毛病我都门儿清。现在空降来一个地方院校毕业的“技术军官”，怕是连扳手都没摸过，怎么管技术？

第二天上午，连长通知全连集合，说新来的副连长到了。我们汽车连三个排，加上连部的文书、卫生员和炊事班，总共一百多号人，齐刷刷地站在连部门口的操场上。太阳升得老高，照在连部门口那棵大杨树上，叶子哗啦啦地响。

连长清了清嗓子：“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调来的李小兰副连长，分管车辆技术工作，以后大家在工作上要积极配合，服从指挥。”

我正低着头扣指甲缝里没洗干净的机油，听到“李小兰”三个字的时候，手一抖，差点把指甲扣出血来。我猛地抬起头，看见连部门口走出来一个人——白底碎花的衬衫换成了笔挺的军装，两根麻花辫塞进了军帽里，鼻梁上那颗小小的痣在阳光下清清楚楚。

是她。

就是那个在县城汽车站，蹲在地上修自行车，被我笑“花四十块买了破车”的姑娘。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脑子嗡嗡的。周围的战友在鼓掌，我也机械地跟着拍手，但巴掌拍得一点力气都没有。李小兰站在队列前面，目光扫过下面一张张面孔，看到我的时候，她的眼神停了一下，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个笑容我太熟悉了，跟我帮她把自行车修好后她骑在车上回头挥手时的笑容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回，她是我的顶头上司。

接下来的队列解散，我故意磨磨蹭蹭地走在最后面，想躲开她。但该来的躲不掉，我刚拐过连部拐角，就听见身后有人喊：“赵排长，等一下。”

声音清清脆脆的，但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李小兰已经走到了我面前。她脱了军帽夹在腋下，露出梳得一丝不苟的短发，比探亲路上见到的模样少了几分柔弱，多了几分干练。

“李……李副连长。”我“啪”地立正敬礼。

她回了个军礼，然后把手放下来，忽然笑了：“赵援朝同志，谢谢你上次帮我修车。”

“应该的应该的，”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都烧红了，“那个……我上次不知道您是……”

“是什么？”

“是……是领导。”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她忍不住笑了，笑完了又正了正神色：“行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不过赵排长，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我是同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在工厂里干过两年技术员，自行车我确实不会修，但汽车我多少还是懂一点的。你那天说我不会修车的事儿，是不是该给我平个反？”

“平反！必须平反！”我赶紧顺着台阶下，“李副连长，我那天是瞎说的，您别往心里去。”

“行，那我就不往心里去。”她笑了笑，忽然话锋一转，“对了，连里那台老解放的方向机有毛病，我看维修记录上写的是你负责的，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那台老解放方向机的毛病是个老问题，打方向的时候咯噔咯噔响，我修了好几回都没彻底解决，维修记录上写的都是“故障已排除”，实际上就是糊弄人的。她第一天来连里，连车库门都没进过，怎么就精准地找到了这台车的问题？

“怎么，有问题？”她看着我的表情，挑了挑眉毛。

“没……没问题，下午我带你去看。”我心里直打鼓，这个女副连长，怕是不好糊弄。

下午三点，我带着她进了车库。那台老解放趴在最里面，车身上落了一层薄灰。李小兰从兜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拉开驾驶室的门坐上去，握着方向盘左右打了两把，那“咯噔咯噔”的声音果然又响了。她跳下车，让我把引擎盖打开，弯着腰仔细看了一会儿转向机构，然后指着转向摇臂轴上的一个连接处说：“这里，间隙过大，应该是衬套磨损了，不拆下来谁也看不出来。你之前修的时候拆过这里吗？”

我傻眼了。那个位置藏得很深，不拆下来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可她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拆过，我以为是方向机内部的问题，一直没往那边查。”

“嗯，那就对了。”她摘下手套，拍了拍手上的灰，“明天安排人拆开检查一下，该换的零件我写个报告申请。”

从车库里出来的时候，夕阳已经西斜了，把整个营区染成了金黄色。训练场上还有战士在跑五公里，喊号子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我跟在她后面，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心里头乱七八糟的。

“赵排长，”她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到！”

“你别那么紧张，”她笑了一下，“工作上我是你的上级，生活上你就当我……当你上次在车站遇到的普通人就行。”

“是！”我条件反射地又立正了。

她摇了摇头，转身继续走，马尾辫在军帽后面一晃一晃的。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进连部的背影，忽然想起我爹说的那句话——“车这东西有灵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我伸手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耳朵，心想，人能跟车比吗？

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被我在车站笑话过、花四十块买了破自行车的姑娘，以后会是我在部队里遇到的最大挑战。至于挑战的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肯定不只是修车技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