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方，你把那根线剪了之后，当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物业经理把一张图纸铺在桌上，用手指压住一个节点，抬头看我的眼神不像来聊天的。
我盯着那张图，那根线在图上的颜色，跟我以为的完全不一样。
01
我叫方建国，在这个小区住了三年。
住进来之前，中介带我看房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小区门口那块空地了。空地不大，在正门右侧，花坛围着，种了几棵不知名的灌木，地面铺的是那种米色的地砖，平整干净。中介说这是居民休闲区，早上有人打太极，傍晚有小孩骑车，很有生活气息。我当时觉得挺好，小区有人气，不死气沉沉，住着舒服。
我签合同的时候是三月份。
四月份搬进来，没问题。五月份，广场舞开始了。
我不是没见过广场舞的人。我老家那边，广场舞是标配，哪个小区门口没有几支队伍？我妈那辈人，退休了没事干，跳跳舞活动筋骨，我打心眼里觉得没什么。我对广场舞本身没有意见，我想先把这个说清楚，因为后来有人觉得我是那种天生看不惯老人娱乐的年轻人，我不是。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音量。
领头的是个姓钟的大妈，我们后来都叫她钟大妈，五十八九岁的样子，头发烫得很整齐，每天穿一件亮色的运动服，红的黄的轮换着来。她带了一台黑色的拉杆音响，那个音响我后来专门查过，是某品牌的户外版，额定功率两百瓦。两百瓦是什么概念？一般家庭客厅用的音箱也就三四十瓦，歌厅包房顶多用到八十瓦。两百瓦的户外音响，放在一个三面围着楼栋的半封闭空间里，音量开到七八成，那个声音是会在建筑物之间反复弹射叠加的。
音响摆在花坛边沿，离小区正门不到五米。
我每天下班到家，大概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我住的公司在城南，小区在城北，地铁加步行，通勤一个小时出头。八个小时工位，一个小时通勤，回到家这个时间点，是我一天里最后的盼头。钥匙插进门锁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可以了，今天过完了。
但在这之前，我得先过那道门。
广场舞的时间是五点到八点，雷打不动。我每天回来正好卡在中间。音响对着小区门口的方向，我一靠近，声音是迎面扑来的那种，不是你走近了才听到，是它主动往你这里推。进了门，穿过那段十来米的门洞通道，声音在通道里产生回响，会比门外还响一截。等到进了电梯，门关上，那个嗡嗡的低频还在耳朵里转。
我第一次真正被震到，是搬进来后大概第三个星期。
那天我拎了两袋超市的东西回来，东西有点重，我走得比平时慢。刚到门口，音响刚好换了一首歌，是那种鼓点很密的曲子，音量比之前又上去了一些。我站在门口，拎着两袋东西，脑子里嗡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短路了。我站着没动，缓了大概三秒，才重新迈腿进门。
进电梯之后我摁了一下太阳穴。
我当时想，这个音量，真的不是人过的。
02
我第一次去跟钟大妈说，是五月底。
我选了一个时间，六点四十分，广场舞正跳到中段，人最多，钟大妈站在队伍最前面领着大家做动作。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等她注意到我。
她转过头，满脸都是运动后的红润，笑着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阿姨，音响能不能稍微调小一点，有点吵。
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客气的，我自己很清楚。我没有说「你们吵死了」，没有说「你知不知道影响居民休息」，就是很平和地说，能不能调小一点，有点吵。
钟大妈笑得更开了，说，好好好，小伙子你先回去，我们一会儿调小。
我说谢谢，转身进门。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
第二天下班回来，音量一点没变。
我站在门口听了三秒，确认自己没有判断失误，然后进门上楼，告诉自己，也许她忘了，下次再说。
过了四天，我又去说了一次。这次钟大妈的反应没有第一次热情，她侧着头看了我一眼，说，「年轻人，我们跳了三年了，哪年都这样，也没见别人说什么。」
我说我不是说跳舞的问题，就是音量，能不能小一点。
她说，「小了听不见，我们都有年纪了，耳朵不好使。」
我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音量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我跟自己说，再忍忍，最多到夏天热了，她们就不跳了。
夏天确实热了，她们没停。
七月份我去说了第三次。这次我做了一点准备，查了一下社区噪音标准，晚上八点前居民区执行昼间标准，但即便昼间标准，在居民楼附近也有分贝限制。我把这个说给钟大妈听，她听我说完，朝周围扫了一眼，然后对我说，「这么多居民，就你一个人有意见？」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旁边站着两个大爷，一个大妈，都在朝我看。其中一个大爷缓缓点了点头，意思不言而喻。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个不讲理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说得对，而是因为那个场面，三个陌生的老人用一种「年轻人怎么回事」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我不擅长当众跟人扯皮，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在那种场合会突然失去语言能力。
我说了句「那算了」，转身走了。
走进电梯之后我才想起来自己说的是「那算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算了什么？承认我错了？还是我放弃了？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坐了挺久，一直能听到楼下的音响。
后来我去物业投诉了。物业经理叫林国强，我们都叫他老林，四十来岁，做事的风格是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记了笔记，说这件事他来处理，让我放心。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老林真的去调解了。我知道是因为那天我正好下班早，六点不到就到家了，远远看见老林站在花坛边跟钟大妈说话，钟大妈当场点头，还做了个调小音量的手势。
我进门的时候心里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音量原封不动。
我后来没有再去找老林。我知道找了也没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了，做了没有效果，再做还是没有效果。这件事走到这里，就是一个死局。
03
八月份，我开始记一个数。
不是刻意记的，是某天我坐地铁回来，脑子里忽然想，我到家之前，还有多少分钟要忍。地铁报站，还有四站，大概十六分钟，然后步行七分钟，到小区门口再穿过那段通道，再坐电梯上楼，算下来，从进地铁站到关上房门，我每天有二十八分钟是在往家赶的路上。
其中大概有两分钟，是在音响旁边度过的。
两分钟不长，但我发现自己每天到了那个位置，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不是走，是快走，像在躲什么东西。进了电梯摁上楼层，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会做一个很小的动作——呼出一口气，肩膀往下落一点点。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但那个呼气的动作，我每天都在做。
那段时间我工作上也不顺。我在一家做工程监理的公司，那年接了一个商业楼盘的项目，进度一直在拖，甲方那边催得紧，我每天加班，回家最早也要七点半。有时候拖到八点多，广场舞已经散了，我反而会在心里松一口气，觉得今天运气不错。
一个人靠「今天广场舞提前散了」来判断今天运气好不好，这件事本身就有点不对劲，但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烦，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在这种状态里撑了整个八月。
九月初，有一天，我在公司加班到快七点，处理完一份审核报告，关上电脑，坐地铁回来。那天头疼，是那种闷疼，不是剧烈的，但很持续，从下午两点就开始了，坐地铁的时候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希望能撑到回家躺下来。
到了小区门口，音响还在，钟大妈那天好像换了一首新歌，节奏比平时快，音量也比平时高一点。我穿过门洞的那几秒，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叠加，头疼直接从七分涨到了九分。
进了电梯，我站在镜子前面，看了自己一眼。
我那天的状态不好看，眼睛里有一点血丝，嘴唇有点干，整个人是那种熬久了的憔悴。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第一次认真地想了那件事：
如果那根线断了，音响就没电了。
我当时只是想了想，电梯门开了，我走出去，把这个念头按了回去。
但那天晚上，我翻抽屉拿充电线的时候，看见了那把剪刀。
那是一把普通的家用剪刀，刀口还算锋利，我买来是用来剪快递箱的。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看了一眼，然后把它放进了裤子口袋最常用的那个格子里。
我告诉自己，只是先放着。
04
之后那几天，我没动手。
不是因为打消了念头，是因为每次路过，旁边总有人。不是跳舞的大妈们就是进出小区的邻居，那块空地傍晚时候人挺多，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时机这个词，是我当时脑子里真实出现的措辞。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从「一个念头」变成了「一个等待执行的计划」，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
我继续每天上班下班，继续在地铁上计算还有几分钟到家，继续在音响旁边加速通过，继续在电梯里呼那口气。
有一天我在地铁上无意中听见旁边两个人在聊，说楼下有人跳广场舞吵死了，然后其中一个说，「能怎么办，你总不能去把人家音响砸了。」
我低着头看手机，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
我在心里想，砸了太激烈，而且会留下证据。断电就够了，既低调，又不留把柄。
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想得挺细了。
05
九月的第三个周三，我加班到了七点二十。
那天下班出公司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刚亮，空气里有一点凉意，是那种秋天要来了的感觉。我走到地铁口，坐上车，靠着窗边站着，车厢里很挤，有人拿着装外卖的塑料袋，旁边有人在低头刷短视频，声音漏出来一点点。
我在脑子里把那个位置又想了一遍。
花坛边沿，接线板放在那里，一根线从接线板出来，顺着花坛边的矮墙延伸，沿着墙根往里走，消失在一个角落里。我大概知道那根线的走向，从接线板到消失的地方，裸露在外的部分有一米多。
我在脑子里想，那根线显然是给音响供电的。接线板上插的东西，一个音响，一个小台灯，台灯好像已经很久没开过了。线从接线板出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接的是这片区域的用电。音响是这片区域最大的用电设备。
我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听起来像是有道理的。
地铁在我的站停了，我下车，走出地铁口，往小区方向走。七点半的街道，便利店开着灯，路边有个推车卖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过来，我走过去，没有停。
到了小区门口，音响还在响，广场舞还有几个人在跳，大多数已经陆陆续续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进门，上楼，吃了饭，洗了澡。
九点多，我想起来要下楼扔垃圾。
垃圾桶在一楼门洞旁边，我拎着垃圾袋出门，进电梯，按一楼。电梯门开的时候，我用手摸了一下裤子口袋，剪刀还在里面，我已经带着它出门好几天了，带到变成了一个习惯。
我走出楼道，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然后站了一下。
门口那边，广场舞已经全散了，路灯把那块空地照得昏黄，花坛边没有人，接线板还插着电，上面一个红色的指示灯亮着。那根线还在，顺着花坛边的矮墙延伸，灰色的，在路灯下有点反光。
我走过去。
蹲下来的时候我扫了一眼四周，门口偶尔有人进出，但那个角落正好是门洞侧边的阴影里，路灯照不太到。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了照那根线。
灰色的外皮，和接线板出来的颜色一致。我顺着线往两头看，一头接着接线板，另一头消失在花坛后面的墙缝里。从接线板到墙缝，整根线裸露在外，没有套管，就这么沿着矮墙表面走。
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就是这根。
接线板里连着音响，这根线给接线板供电，剪了就没电了。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把剪刀拿出来，蹲着往前移了一步，找了一个线比较松的位置，剪刀张开，对准，用力。
咔哒一声。
线断了。
断口很整齐，两截线头，一截留在接线板那头，一截留在墙缝那头。接线板上的红色指示灯灭了。
我站起来，把剪刀插回口袋，转身，走进楼道。
背后没有动静，没有人喊，没有人跑出来，什么都没有。
我进电梯，回到家，把剪刀放回抽屉。
那天晚上我洗了个澡，躺下来，窗外没有音响，只有偶尔过路的车声。我闭着眼睛，觉得整个脑子很清净。
那是这三个月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我后来跟老婆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了我很久。
06
第二天是周四。
我早上七点多起来，刷牙洗脸，我老婆已经上班走了，她上班比我早，每天六点半出门。我一个人吃了早饭，背包，下楼，出门上班。
路过门口那块空地，接线板还在花坛边上，红色指示灯没有亮，那根断了的线头搭在地上，看起来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我心情不错地坐地铁上班去了。
到公司，开电脑，处理邮件，喝了两杯咖啡，开了一个项目协调会，下午又跑了一趟工地。那天工作比较顺，没有加班，六点出门，六点五十多到家。
进小区的时候，广场舞还没散，钟大妈就站在音响旁边，我第一眼看过去，音响没有开，接线板还摆在那里，红灯依然没亮。我有点想笑，低着头进了门。
上楼开门，放下包，换了鞋，开始想晚上吃什么。
八点多我老婆回来，我们一起吃了饭，看了一会儿电视，我老婆说今天有点累，早点睡。我说好，关灯，睡觉。
那天晚上很安静。
第二天早上九点十七分，门铃响了。
我当时刚吃完早饭，在刷碗，周五我们项目不开会，我早上可以晚一点出门。门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用抹布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开了，外面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老林，物业经理，穿着他那件深蓝色的工作马甲，表情不像平时那么随和。另一个我没见过，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橙黄色的工装外套，胸口有一排字，是街道什么部门的，我没看清楚。
老林说，「老方，能进来坐一下吗？」
我往边上站，让他们进来。
我老婆已经上班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我在对面坐着，心里已经有了一点预感，但还不是很确定。
老林没有绕弯子，开口就问：「老方，昨晚你有没有在门口待过？」
我想了一秒，说，扔垃圾，路过了一下。
老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从随身带的一个筒形卷轴里把一张图纸抽出来，在茶几上展开，用两只手压住两头。那张图纸是蓝白色的，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线路标注，各种颜色的线交叉延伸，旁边的字很小，我眯着眼才能看清楚。
老林的手指在图上移动，停在一个位置，压下去。
他抬起头，看着我。
「老方，你知道这根线是干什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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