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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溧阳县志》（1991年版）、《江苏省抗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档案资料、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慰安妇研究》、《天津近代社会史》、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社会救济档案、《苏南抗日根据地史》
1945年的秋天，抗战胜利的消息像一场久旱之后终于落下的大雨，浇遍了这片被战火蹂躏了八年的土地。
天津的街头，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
鞭炮声从清早就没有断过，一挂接着一挂，噼里啪啦地响彻大街小巷，红色的纸屑落了满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绒毯。
锣鼓声从城东打到城西，人们端着酒碗站在街边，跟素不相识的人碰杯，哭的、笑的、抱在一起的，全都混在一块儿。
整座城市都像是刚刚从一场漫长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噩梦里猛地醒过来，那种喜悦是真实的，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是真实的。
可就在城南某条不起眼的街道上，人群里有一个女人，脚步突然停住了。
她穿着一件洗了很多次、颜色已经褪得发白的粗布衣裳，头发用一根布条简单地束在脑后，看起来和这条街上任何一个普通的劳苦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原本是低着头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神情平静，眼皮微微往下垂着，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又像是什么都没在想。
然后，她抬起了头。
她的视线，落在了前方不远处的一张脸上。
那张脸，她认识。
不只是认识——那张脸，在她的记忆里存放了整整六年。
六年里，无数个黑夜，无数次从噩梦里惊醒，无数次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熬到天亮，那张脸，始终没有从她的记忆里消失过。
她以为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了，可命运偏偏就是这样，在她以为一切都已经翻篇、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把过去压进最深的地方再也不去碰它的时候，把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重新推到了她的面前。
她没有哭，没有喊，甚至没有动。
只是就那样站着，死死地盯着那张脸，眼神里没有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感慨，只有一种沉得像石头一样的、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那个人，是她的弟弟。
一个在六年前，亲手把她推进深渊的人。
这个女人叫包秀珍，江苏溧阳人。
1939年夏末，她被至亲出卖，落入日军魔爪，在苏南的据点里熬过了将近两年，随后又被当作货物辗转贩卖至天津，在那里又熬过了几年，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才终于找到机会脱身。
从溧阳到苏南，从苏南到天津，这一路走下来，整整六年。
她的故事，不是孤例，却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记录之一。
在那段岁月里，像她这样被战乱、被人贩子、被至亲的背叛推进深渊的女性，不知道有多少。
她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褶皱里，再也无处寻觅。
包秀珍留下来了。
她的名字，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记录里，出现在了那段历史的档案里，也出现在了这篇文章里。
而她的故事，要从1937年之后的溧阳说起。
【一】战火之下的溧阳：一座小城的惶恐与破碎
溧阳，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带，北依茅山山脉，南临天目湖水系，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江南小城。
这里的地形以丘陵为主，间有平原，土地肥沃，水网密布。
自古以来，溧阳便是苏南地区重要的农业产区，盛产稻米、茶叶、竹木，物产丰饶，民风淳朴。
城里有集市，有私塾，有庙会，逢年过节，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谈不上富裕，却也算得上平稳安宁，几代人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息、繁衍。
然而，1937年的夏天，这一切都变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溧阳的时候，正是盛夏，田里的稻子还是青的，河边的柳树还在风里摇着。
人们聚在茶馆里、井台边、村口的大树下，压低了声音议论，谁也说不准这场仗会打到哪里去，打多久。
但所有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像是闷热天气里压在头顶的那层乌云，眼看着越压越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这个消息，彻底击碎了溧阳人最后那点"战争还远着呢"的侥幸。
南京距离溧阳不过百余公里，那是整个苏南地区人们心里的一道屏障，屏障没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需要任何人解释，大家心里都清楚。
城里开始乱了。
但凡有点家底、有点门路的人家，开始纷纷收拾细软，向西、向南转移。
商铺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学堂停了课，街上的行人越来越稀，原本热闹的集市，也变得冷冷清清。
留下来的，大多是走不了的——老人、妇孺、家里穷得连盘缠都凑不出来的人。
根据《溧阳县志》（1991年版）的记载，1937年12月，日军第十八师团部队进入溧阳境内。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大量村庄被焚毁，无数平民罹难。
溧阳城区及周边乡镇，在这一时期遭受了极为惨烈的破坏。
城内的房屋，有相当一部分在战火中化为废墟；城郊的村落，有的整村被夷平，有的十室九空，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断壁残垣。
战乱之下，粮食短缺，物价飞涨。原本就勉强度日的穷苦人家，在战争的重压下愈发艰难。
一斗米的价格，可以在短短几个月里涨到原来的几倍、十几倍。
家里没有余粮的，只能靠野菜、树皮、糠麸勉强填肚子。
村子里的青壮年男人，有的被日军抓了壮丁，有的跟着抗日队伍走了，有的逃进了山里，剩下的，是一群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的老弱妇孺。
溧阳城郊，有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
这个村子，就是包秀珍出生、长大的地方。
村子不大，房屋大多是土坯砌成的，屋顶铺着稻草，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树，树荫下常年放着几块石头，是村里的男人们夏天乘凉、闲聊的地方。
村里的人家彼此熟识，谁家的鸡跑到谁家的菜地里了，谁家的孩子和谁家的孩子打架了，全村人都知道。
这种熟识，在平常年月里是一种温暖，是一种安全感，是"远亲不如近邻"的那种朴素情谊。
可战乱之下，这种熟识，有时候也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包秀珍家里，父亲早年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母亲、她，以及比她小几岁的弟弟包根生。
家里有几亩薄田，平日里勉强够吃，偶尔还能卖点余粮换几个铜板。战乱一来，田也荒了，家里的进项断了，日子过得极其拮据。
包秀珍那年二十出头。在那个年代的江南农村，这个年纪的女孩，大多早已嫁了人。
可包秀珍家里穷，加上父亲走得早，家里没有男人撑门面，婚事就一拖再拖，耽误了下来。
她生得端正，眉眼清秀，性子勤快，能干，平日里操持家务、下地干活，一肩挑起了家里大半的担子。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弟弟包根生年纪尚小，家里的事情，实际上全靠她一个人张罗。
战乱之中，她不是没想过逃。
可逃往哪里？一个带着腿脚不便的老母亲、一个未成年弟弟的女人，能走多远？往西走，是山区，路难走；往南走，是浙江，也不太平；往北走，更是日军的势力范围。
她想不出一个安全的去处，也没有盘缠，更舍不得丢下母亲和弟弟。
她只能留下来，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盼着这场战乱早点结束，盼着日子能重新回到从前的样子。
可她不知道，真正要把她推进深渊的，不是远处的炮火，而是近处的人心。
【二】1939年夏末：那几个"走货的商贩"与一场蓄谋已久的出卖
1939年，日军已经在苏南地区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占领体系。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在《慰安妇研究》中的系统记录，日军在完成对苏南各县的军事占领之后，开始在各地大规模搜罗、强征、诱骗当地女性，充入其在各地设立的慰安所。
这一过程，从193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日军采用了多种手段。
直接强征是其中最为暴力的一种，日军士兵闯入村庄，直接抓走女性。
诱骗是另一种常见手段，通常以"工厂招工""帮佣""做生意"等名义，将女性骗离家乡。
而在这两种手段之外，还有第三种，也是最令人心寒的一种——通过人贩子、掮客等中间人，从女性的家人或邻里手中直接购买。
这些中间人，往往就混迹在本地村镇之间。
他们熟悉地方情况，了解哪些人家穷困、哪些家庭有可以"利用"的弱点，专门物色合适的目标。
他们开出的价格，通常不高，但对于在战乱中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却足以让某些人动心。
1939年夏末，包秀珍所在的村子里，来了几个陌生男人。
这几个人，打扮成走货商贩的模样，操着外地口音，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几天。
他们见人就聊，问东问西，表面上是在打听货物行情，实际上是在暗中观察、物色目标。
他们走访了村里好几户人家，言谈举止看起来随意，眼神却是精明的，打量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掂量的意味。
村里人对外来者本就有戒备，但战乱年月，什么奇怪的人都见过，也就没太在意。
这几个人，私下里接触了包根生。
包根生那年不过十六七岁，正是懵懂、冲动、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迷住眼睛的年纪。
家里穷，日子难，母亲常年生病需要钱买药，家里的口粮也常常不够吃，这种长期的贫困和压抑，在一个少年心里积累成了一种急于改变处境的焦躁。
那几个男人找到他，说得很简单，也很直白：把你姐姐交出来，给你一笔钱。
那笔钱的数目，在当时的溧阳农村，是一个普通人家好几年都挣不到的数字。
包根生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立刻拒绝。
他犹豫了几天，在那几天里，他每天和姐姐包秀珍一起吃饭、一起干活，看着她照顾生病的母亲，看着她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看着她把家里最后一点好粮食留给母亲，自己却只吃糠麸。
那几天里，他究竟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最终，他点了头。
这件事，村子里有几个邻里也参与其中。
有人帮着打掩护，有人帮着编了一个说辞——说城里有个活计，是帮东家做针线、缝补的活，工钱不错，让包秀珍去见见东家。
这个说辞，是专门针对包秀珍的处境量身设计的：她家里穷，她有做针线的手艺，她一直想找机会挣点钱补贴家用。
包秀珍信了。
她没有理由不信。说这话的，是她熟识的邻里，是她从小看着长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邻里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验证。
她临走之前，还特意嘱咐弟弟，好好照顾娘，等她挣了钱就回来。
她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装了几件换洗衣物，跟着那几个人走出了村口。
走出村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家里那几间土坯房。
屋顶的稻草在夏末的风里微微动着，院子里那棵老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母亲坐在树荫下，弟弟包根生站在院门口，看着她。
她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出门，不会太久。
她不知道，这一走，就是六年。
根据《江苏省抗日战争史料汇编》的相关记录，类似的出卖行为在当时的苏南农村并非个案。
战乱之下，极度贫困与道德的崩塌往往并行，部分家庭成员为了换取钱财，不惜将自己的至亲推入火坑。
这些记录，是那个年代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写照，也是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另一种形式的摧残——它不仅摧毁了人的身体，也在某些人的心里，摧毁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三】落入魔爪：苏南据点里那段无法言说的岁月
包秀珍被骗出村子之后，走了大约半个时辰，才彻底意识到不对劲。
那几个男人的态度变了。之前在村子里，他们说话客气，笑容可掬，像是真的在做正经生意的人。
可一旦走远了，走到了那条通往城里的土路上，四周都是田野和树林，再也看不见村子的影子，他们的态度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包秀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她被几个男人死死押住，捆了手脚，塞进了一辆破旧的货车。
车厢里黑暗、憋闷，充斥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气味，颠簸得厉害，每一次车轮碾过石子路，都像是一拳打在肋骨上。
车子走了很长时间。她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地，只能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在颠簸和恐惧中度过了那段黑暗的路程。
天黑了，又亮了，亮了，又黑了。她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只知道越走越远，越走越陌生。
最终，她被带到了日军在苏南设立的一处据点。
根据苏智良教授《慰安妇研究》及相关史料的系统记录，日军在苏南各地设立的慰安所，主要集中在各县城及交通要道附近。
仅在江苏省内，有史料记录的日军慰安所就分布于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等多个城市及周边地区。
溧阳周边地区，亦有相关设施存在的记录。这些慰安所，通常设在被日军征用的民房、旅馆或专门建造的营房内，关押着来自各地的女性。
这些女性的来源，极为复杂。有被日军直接从村庄里强行抓走的，有被以"工厂招工""帮佣做工"等名义骗来的，也有像包秀珍这样，被家人或邻里出卖给人贩子、再由人贩子转手卖给日军的。
据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整理，仅在江苏省内，有据可查的被关押女性，年龄最小的不足十五岁，大多数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贫苦家庭。
她们被关押的时间，从数月到数年不等，期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处于日军的直接管控之下。
包秀珍被关押之后，经历了难以用语言完整描述的遭遇。
她曾经试图逃跑。在被关押期间，她至少有过一次明确的逃跑尝试。
那一次，她趁着看管稍有松懈，找到了一个她以为可以脱身的机会，拼命往外跑。
但她没有跑出去，被抓了回来，随后遭到了严厉的惩处。
那次惩处留下的伤疤，有几处伴随了她此后的整个人生，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完全消退。
在那处据点里，包秀珍和其他被关押的女性一样，过着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生活。
她们被关在逼仄的小屋里，吃不饱，穿不暖，生病了没有药，受伤了没有人包扎。稍有反抗，便遭到毒打。
在那段岁月里，她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念头。
这一点，在她后来的经历中得到了印证。一个彻底绝望的人，不会在随后的岁月里表现出那样顽强的生存意志。
她在心里守着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支撑着她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熬过了所有她以为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刻。
包秀珍在这处据点里，熬过了将近两年。
两年，是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每一天，都是煎熬。
1941年前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在各地的战略部署开始出现调整，苏南地区的部分日军据点随之收缩转移。
包秀珍以为，或许终于有一线生机了。
可她错了。
她没有被放走，而是被当作可以转手的货物，再次进入了人贩子的流通渠道。
这一次的买家，是天津的一家青楼。
从苏南到天津，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距离，对包秀珍来说，这段路程不是解脱，而是从一个地狱，换到了另一个地狱。
天津的青楼，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存在。
根据《天津近代社会史》的相关记录，天津自近代开埠以来，娼 妓业便长期存在，至民国时期规模已相当庞大。
抗战期间，由于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被迫或被骗进入这一行业的女性数量急剧增加。
这些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像包秀珍这样，经由人贩子辗转贩卖而来的，她们身上背着老 鸨强加的所谓"债务"，被这笔账死死拴住，无法自由离开。
包秀珍被带到天津之后，被安置在城南某处青楼。
老 鸨给她算了一笔账，买她花了多少，路上花了多少，吃饭穿衣又是多少，七七八八加在一起，是一个她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还清的数字。
这笔账，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她牢牢拴在那个地方，让她走不了，也逃不掉。
她在天津，又熬过了几年。
这几年里，她没有忘记溧阳。
她没有忘记那个把她推进深渊的弟弟包根生，没有忘记那几个帮着出卖她的邻里，没有忘记她临走前回头看见的那几间土坯房，也没有忘记走出村口时回头看见弟弟站在院门口的那个画面。
她把这一切，压进心里最深的地方，一天一天地攒着，等待着一个她说不清楚究竟在等什么的时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的青楼随之乱成一团，老 鸨跑的跑、散的散，包秀珍终于找到机会脱身，走出了那扇关押她多年的门。
脱身之后，她没有立刻回溧阳，而是一个人留在天津，靠给人洗衣、做杂活勉强糊口，在城南租了一间漏雨的小屋，一个人撑着，沉默地活着。
直到大约1947年前后的某一天，她在城南某条街上走着，视线无意间扫过人群，突然停住了脚步——她看见了一张脸，一张她用六年的血泪记住的脸。
然而，就在包秀珍认出那张脸的瞬间，那个人也看见了她，脸色刷地白了，身子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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