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9日，台北台大医院一间普通病房里，一位73岁的老人停止了呼吸。清理遗物时，他的秘书在病床下面发现了一个黑色手提皮包。皮包很旧，边角磨得发白，没有锁。这个包，老人从美国带到台湾，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从未当着任何人的面打开过。在场的人叫来他的夫人韩咏华，又叫来几位清华校友会的代表，众目睽睽之下，秘书揭开了皮包的搭扣。里面装着的是一沓一沓的账本。清华基金账目，每一笔，每一分，从1949年到1962年，十三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一刻，病房里没有人说话。
1915年的秋天，一个26岁的年轻人走进清华学校的大门，来当物理教员。他刚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学的是电机工程，在当时的清华园里算不上什么显赫的人物。六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在天津城西成安街老宅里温书的落寞世家子弟。他姓梅，名贻琦，字月涵。1909年6月，清政府游美学务处在北京史家胡同举行首次庚款留美考试，全国630人报考，只取47人。梅贻琦考了第六名，是第一批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利息出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清华学校刚创办时，被戏称为“买办养成所”。校园里西装革履是常态，英文说得比中文溜，体育是美国教练用英文喊口令，课表上甚至找不到“中国历史”这门课。社会上有人看不起清华，说它不过是留美预备营，培养的学生“黄皮白心”，学问没学到多少，派头倒学了一身。1928年，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挂上了“国立清华大学”的牌子。但到了1931年，这所年轻的大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1928年到1931年，校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罗家伦干了一年多被轰下台，乔万选带着军警赴任连校门都没进去，吴南轩更是只撑了几个月就被学生赶走。教授们开会开到半夜，学生们贴大字报贴满了大礼堂外墙。整个清华园像一个没人掌舵的大船，在风雨里原地打转。
1931年12月3日，42岁的梅贻琦站到了清华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上。台下的学生们交头接耳。这个人是清华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算是自己人。但除了这个身份之外，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耀眼的光环。他在清华教了十几年物理，当了好几年的教务长，但论学术地位，比不上那些从欧洲拿博士回来的大学者；论政治后台，连国民党的党籍都没加入。很多学生甚至不认识他——他1928年去了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已经离开清华园三年多了。
礼堂里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等着听这位新校长怎么说。梅贻琦开口了，语速很慢，慢到有人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近乎静止的从容。他说：“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接着，他借用孟子见齐宣王时的话，改了一个字——“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大学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教育名言之一。但在1931年那个冬天的下午，台下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它会有这样长的寿命。他们只是从这个慢悠悠说话的校长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安稳。
梅贻琦不爱说话，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寡言君子”。清华园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是学生专门为他编的：“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二十个字全是虚词，没有一个字落到实处。梅贻琦听说了也不恼。
但他说话慢，做事却不慢。一上任，他先砍掉了校长的一切额外待遇。校长的专车，不要了。校长的专用厨房，撤了。校长的佣人，退回去了。他自己住进清华园里的甲所，每天步行穿过校园去上班，路上碰见学生就微微点一下头，连一句“你好”都省了。
他做的最狠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女儿挡在了清华门外。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报考清华没录上，龙云大怒，嚷嚷着要上门讨说法。后来他找人打听了一圈，回来之后一言不发——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也差几分没考上清华，成绩比龙云的女儿还低一点。梅贻琦没有为她开任何后门。龙云后来见人就说，他是服了。
华罗庚进清华，是梅贻琦亲自批的。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一条腿还因伤寒落下了残疾，在江苏金坛的小杂货铺里当店员。梅贻琦把他从杂货铺里拽出来，先让他做系资料员，然后破格升为助教，让他可以修大学课程；后来又送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最后，华罗庚连讲师、副教授两级台阶都没经过，直接成了清华的教授。
陈寅恪进清华国学院的时候，除了在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游学多年之外，一张正式的大学文凭都没有。清华教务会议上，有人犹豫了：没有学位，怎么给学生上课？梅贻琦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陈寅恪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然后陈寅恪就站在了清华的讲台上。
那几年，清华园里的人才密度高到了不可再现的程度。朱自清讲国文，闻一多讲诗经，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金岳霖讲逻辑学，钱穆讲中国通史，熊庆来讲数学，吴有训讲物理，周培源讲理论力学。梅贻琦手下不光有本土精英，他还把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从美国请来讲学，让法国数学家哈达玛在清华做访问研究。三十年代的清华，是全球学术界瞩目的一所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分批南下，先在长沙落脚，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长沙也岌岌可危，1938年2月，三校再次西迁，目的地是云南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师生们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带队，二百多名男学生徒步横穿湘黔滇三省。他们翻过雪峰山，跨过盘江峡谷，全程走了68天，行程三千多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漫长的一次迁徙，胡适后来评述道：“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到了昆明，长沙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人同为常委，按照制度轮流主持校务。但张伯苓常住重庆，蒋梦麟也另有要职，主持联大日常运转的重担，实际落在梅贻琦一人肩上。他面对的不是一所大学，是三所大学拼在一起的一个庞杂系统。北大有北大的传统，清华有清华的做派，南开有南开的风格。三校的经费来源不同，教师待遇不同，甚至连开会用的茶杯规格都不一样。梅贻琦要做的，是在谁也不服谁的三拨人中间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他在昆明城西北买下一百二十四亩荒地，请梁思成夫妇设计校舍。梁思成的第一版图纸送来，是几栋三层小楼。梅贻琦把图纸退了回去，附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了几个字——去掉一层。预算不够，所有校舍只能建成平房。第二版图纸改成两层。梅贻琦又把图纸退了回去。最后逼得梁思成把校舍高度压到了极致：宿舍是一律的土墙茅草顶，教室和办公室是铁皮顶。
昆明多雨。铁皮屋顶在下雨的时候叮当声不绝于耳。有时候雨大到学生听不见教授讲课的声音，台上的教授就停下来，等雨小一点再继续。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来时要用石块或砚台把桌上的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飞。地面是泥土压实的，下过几场雨之后就满是泥坑。到了1944年，联大的财政已经山穷水尽，梅贻琦下令把教室的铁皮屋顶拆下来变卖，换成了茅草顶。一个大学的校长，穷到连房顶都要拆了卖钱，这是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个画面。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跟着丈夫到了昆明。这位出身天津名门的女子，曾经是大家闺秀。在昆明，她学会了做糕点，给糕点取名“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然后拎着篮子到大街上摆摊，一块一块卖出去。联大的学生经常能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看见校长夫人蹲在路边卖糕。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梅贻琦自己穿的衣服，肘部和膝部都打着补丁。有一次他出席一个正式的会议，西装袖口磨出了线头，他不动声色地把手缩进了袖子里。
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清华工学院用多余的设备悄悄办了一个“清华服务社”，接一些小规模的加工和生产订单，赚一点微薄的盈余。这笔钱本来只应该补贴清华教职工的生活。但梅贻琦顾念着北大和南开的同事们同样在贫困中挣扎，到年底的时候，他把盈余的一部分拿出来，给三校全体教职员每人发了一笔额外津贴。联大教授郑天挺后来写道：“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就是在这样铁皮漏雨、茅草透风的校舍里，西南联大办了整整八年，至1946年5月4日北上复校。
联大先后在校学生八千余人，从这里走出了一串让后人瞠目的名字：李政道和杨振宁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等八位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钱伟长、钱三强、赵九章、王大珩在各自的领域里竖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后来有人统计过，西南联大八年，培养了两院院士一百七十二人，人文大师一百多人，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找不到任何一所学校能与这个成绩比肩。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全国选出首届八十一名院士，其中二十余人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或就读。
而那八年里，真正蹲在昆明现场、一手操持联大日常校务的人，始终是梅贻琦。张伯苓和蒋梦麟也当过常委，但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昆明的轰炸、物价、师资、校舍、学生伙食、三校之间没完没了的矛盾，桩桩件件压在梅贻琦一个人肩上。他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他每年要到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半夜起床，清早赶到机场，候到天黑都不一定走得了。有一次他花了将近三个月在外面奔忙，只为了给联大多争取一点经费。
郑天挺写道：“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他还留意到另一个细节：梅贻琦遇到问题时，从来不先表态。他总是先问别人：你看怎样办好？别人说了看法，如果跟他的想法一致，他就会点点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意见不一致，他也不争辩，只是慢慢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说，如果那样办，大概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语气永远温和，措辞永远委婉，可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事情基本上就已经定了。叶公超用三个字概括这个人的性格——慢，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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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天，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他随身带着一只老旧的公文包。这个皮包就是后来那个让所有人泪目的秘密载体，但在1948年的那个冬夜，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发现他带走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款——清华大学存在美国的庚子赔款基金。
国民政府早在抗战时期就多次要求梅贻琦动用这笔基金。有一次，财政部直接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大意是国家有难，清华的钱也是国家的钱，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梅贻琦回了一封更短的电报：这笔钱不是国家的，是清华的，我没有权力动。电报发出去之后，财政部的催款通知再也没有来过。
1949年之后，两岸分治。清华基金的命运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大陆方面希望这笔钱能回到北京清华。台湾方面则希望梅贻琦把基金带到台湾。还有人——很多很多人——暗示梅贻琦，只要你在账目上动一点小小的手脚，谁也不会发现。
梅贻琦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去了美国，亲自守着这笔基金。他在纽约租了间旧公寓住下来，兼任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管理清华在美庚款基金。他给自己定的工资，跟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每月三百美元。六十多岁的韩咏华被丈夫留在纽约，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工。后来年纪大了，人家不用她了，她又去找了别的零工。她跟邻居说她丈夫是大学校长，邻居不信。
最困难的时候，梅贻琦连去医院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清华校友闻讯凑了一笔医疗费送过来，他收下的时候没有说话。
他生病住院期间，那只黑色手提包就放在病床下面。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对一个旧皮包紧张到这种地步。他意识还清醒的时候，每次护士来整理病房，他都会朝床脚的方向看一眼。那个皮包还在不在。看到了，他就闭上眼睛休息。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因积劳成疾在台北病逝。消息传出，整个清华园震动。两岸的清华师生都在悼念他。北京方面没有公开发表悼念声明——那个年代的台海关系不允许。但他当年的学生们私下里传阅了一份讣告，逐字逐句地抄。台北这边，梅贻琦的后事由他的一位老友和清华校友会共同处理。遗体火化后，骨灰安葬在新竹清华校园内一处山坡上，墓园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梅园”，园中遍植梅树。每年岁末初春，梅花开成一片，成了台湾著名的赏梅去处。
皮包的故事，发生在葬礼之后。
他的秘书在众人的见证下打开了那个他从1948年从北平带走、从大陆带到美国、又从美国带到台湾、连住院都放在床下、连妻子都不让碰的皮包。里面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从他1949年到美国开始，到他去世前夕为止，每一笔资金的去向都写得明明白白。十三年的账，一分不差。而他自己连丧葬费都没有留下，是清华学子们凑钱替他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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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生了四个孩子，一子三女。长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幼子梅祖彦。在昆明的时候，儿子梅祖彦的眼镜摔碎了，一直没钱配新的。韩咏华心疼儿子，但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一个字也没跟梅贻琦提。她默默地从定胜糕的收入里攒了几个月，才给儿子换了副镜片。
1949年梅贻琦飞离大陆时，儿子梅祖彦选择留在北京。父子俩就此永别。梅贻琦知道这个孩子是再也见不到了。他没有表露任何激烈的情绪，只是临行前把梅祖彦单独叫到书房里，交代了几句。那几句话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梅祖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一辈子没有再见过父亲。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写到父亲的时候，用了“身教重于言教”这六个字。
1977年，韩咏华应周恩来邀请，从美国辗转回到大陆，定居北京。邓颖超听说她回来，特意设宴接风，请了天津狗不理的大师傅做了一桌家乡菜。宴席上，邓颖超问起梅贻琦晚年的情况，韩咏华说得很平淡，只用了一句话：他这个人，一辈子就会替清华省钱。
1989年12月，梅贻琦诞辰一百周年。两岸清华大学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北京清华图书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展柜里陈列着梅贻琦当年写给教务处的亲笔便条——每张便条都只有寥寥几行，措辞一如既往地简洁，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台北新竹清华的“梅园”里，数百株梅树在冬雨中开着花。学生们从北京和台北赶来，在梅校长墓前献花。两块校徽，一样的字样——“清华大学”。那块碑上刻着梅贻琦的生卒年份。两个年份之间，隔着一条海峡，和十七年没有回过北京的漫漫时光。
他当年就职演说时说，办学校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没有说自己要当什么教育家、要留下什么千古文章、要在历史上占据怎样不可取代的位置。他只是在清华园里走了几十年路，从青砖校门走到甲所，从甲所走到科学馆，从科学馆走到图书馆，见了学生微微点头，见了教授轻声商量，该由他拍板的事从不犹豫，不该他出头的事从不往前站。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他一生没有挂在嘴边，但认识他的人都说，梅校长本身就是那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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