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今年四十二岁。十年前，我从国安局的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走出来，怀里揣着一张陌生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不是我的，照片是我的，出生年月也不是我的。从那一刻起，"陈默"这个人就在户籍系统里短暂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林正棠的人，常年往返于东南亚做木材生意。

"孤狼"这个代号，是处长亲自给我起的，他说这两个字很合适我。我那时三十二岁，未婚，父亲早逝，母亲患有轻度阿尔兹海默症，住在杭州一家护理院里，每个月由我汇款。她有时认得我，有时把我当成已经去世的父亲。处长翻着我的档案，沉默了很久，问我，你确定吗？我说确定。他没再说话，只是把一杯温水推到我面前。

任务的目标是一个境外情报组织在东南亚的中转节点。这个组织过去十几年一直在策反我们的技术人员，特别是某几个核心研究所的中青年骨干。他们的手法不像电影里那样刺激，更多是温水煮青蛙——先是学术交流，再是高薪邀请，然后家庭、签证、孩子的国际学校，一步一步把人拖进去。

我们抓过几条小鱼，但中转节点始终摸不清。我的任务只有一个：潜进去，活下来。

出发前一晚，我去看了母亲。护理院的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桂花树，那天没开花，只有零星的叶子在风里抖。母亲坐在轮椅上，看了我很久，突然伸手摸我的脸，说，你是不是又要出差。我点头。她说，那你记得吃饭，外面的菜不干净。我说好。她又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过年就回。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林正棠这个身份是组织花了三年时间养出来的。在我接手之前，已经有真实的报税记录、真实的木材交易、真实的亲属关系——所有这些"真实"，背后都是另一些同事在默默搭建。我接过这个壳，要做的就是让它变成我自己。

我学闽南话，学台湾的口音和用词，学怎么在槟榔摊前蹲下来跟人聊天。我把陈默的所有习惯都改掉了，陈默喜欢喝豆浆，林正棠每天早上喝黑咖啡。陈默左手写字，林正棠改成右手。

第一年，我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做生意。我经常在仰光、清迈、雅加达之间飞来飞去。有一次在缅甸北部的一个伐木场，遇到一伙武装分子查车，我被按在引擎盖上，枪顶着后脑勺。那个领头的人闻了闻我，说你身上一股城里人的味道。我用台湾腔跟他扯了半个小时，最后还塞了一沓钱给他，才算放过我。

第二年，我接触到了第一个目标。一个姓周的男人，自称做艺术品贸易，常年在曼谷和新加坡。我们是在一个红酒品鉴会上认识的，他主动来跟我聊木材，聊得头头是道，后来我们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