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安局工作了二十三年，退下来已经五年。这些年见过的事，写下来能装满一个柜子。有人把情报藏在孩子的奥特曼玩具里，有人在自家阳台上用晾衣绳的颜色给境外发信号，还有人当了三十年的厨师，临死前才告诉徒弟自己另有一个名字。
这些事说出来像编的，可在我们那里都不算稀奇。同事之间偶尔聊起来，谁都能讲上几段。喝两杯酒，故事就更长。
但有一件事，我从来没在饭桌上讲过。退休这几年，偶尔半夜醒来想起来，心里还是发紧。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不是恐惧，也不是惋惜，更像是一种你明明做了正确的事，可还是觉得对不起谁的钝痛。
那是二〇〇六年的春天，我刚从外地调回来，分到接待室帮忙。接待室是个奇怪的地方，专门接处那些跑来举报、报告各种"怪事"的人。大部分时候来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怀疑邻居是特务，怀疑自来水有毒，怀疑有人在他家天花板上装了摄像头。我们要耐心听，做记录，再客气地送走。
第一次见周老太太，是我到岗的第二个礼拜。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进门先把布鞋上的灰跺干净，才走到桌子前坐下。
她说，她说她的丈夫失踪的有点不正常，想让我们帮她找一下。
我问什么时候失踪的。
她想了想，很认真地说，一九六八年九月。
我以为她口误，又问了一遍。她说，没错，三十八年了，她每年都来，今年也得来。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不像在说一件痛事，倒像在交代一桩正经差事。
我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老张，他冲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按程序走。我就按程序走了，记录、安抚、送走。送她到门口时，她回过头跟我说，小伙子，你新来的吧，谢谢你听我讲。
那种道谢的语气，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周阿姨这三十多年里，年年都来。最早是她自己一个人来，后来是儿子陪着来，儿子去世以后，是孙女陪着来。再后来孙女出嫁了，她又一个人来。每年春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雷打不动。
接待室的老人都习惯了。档案柜里给她单立了一个文件夹，厚得能当枕头。每次她来，我们就抽出一张新的接待单，简单填一下，归档。
我大概是接她接到第四次的时候，起了心思。
那次她来，跟我说了一件以前没说过的事。她说沈崇礼临走那天，给她留了一句话，说"等我，我去办一件大事，办完就回。"她说这话时，手放在膝盖上，搓了又搓。她说这话三十多年她没敢忘。
我送她出门，回来坐在桌子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老张过来拍我肩膀，说别琢磨了，老太太人是清醒的，就是这一桩事情想不开。她这辈子就守着这一句话过日子，你劝也劝不过来。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那根弦却挑起来了。
第二天我去找了档案室的老周。老周比我大十几岁，在档案室待了一辈子，规矩懂得多，也愿意帮人。我跟他说了这事，问能不能查一下沈崇礼这个名字。
老周听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问我，你查这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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