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两大类的劳动或工作：
一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作，包括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服务业供给等各行各业，这是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到社会发展所需的科技装备、基础设施，再到提升生活品质的各类商品与服务，都来自于物质生产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没有充足的物质生产，人类社会的生存与进步便无从谈起。
二是从事养育孩子的工作，这项工作贯穿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过程，涉及饮食照料、教育引导等多个方面，本质上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直接保障着社会未来的生机与活力。一个社会或国家即便拥有再雄厚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新生力量作为接班人，终将陷入老龄化、衰退化的困境。
当今中国的物质生产已经全面充裕，在农业领域，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产量约500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不仅如此，“肉盘子”“菜篮子”“果盘子”同样丰盛，走进各类大超市，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新鲜肉类、蔬菜和水果。
在工业领域，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的品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大到汽车、轮船，小到螺丝钉，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海外，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消费领域，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呈现繁荣发展态势，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数字消费高度发达；但从国际横向对比看，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内需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提振消费是近年政府重点工作方向。
在物质全面充裕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严峻的低生育率形势，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多年持续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出生人口仅792万人，创下历史新低，由此推算的生育率仅1.0左右，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而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662万人。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养老负担、劳动力供给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养老保障的负担加重。
少子化也会对创新力和技术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具有递增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越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而在一个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中，技术发展会更慢，并且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
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育养育孩子不但需要父母付出巨大的财务成本，而且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一是财务成本。生育养育孩子的财务成本涵盖从孕期到孩子成年阶段的持续性支出。首先是孕产期的医疗费用，包括产前检查、分娩及产后康复等，费用因地区和医院等级差异较大。婴幼儿阶段的核心开销为奶粉、尿布、衣物及早期启蒙教育；进入学龄期后，教育支出逐渐成为最大负担，涵盖学费、课外辅导、兴趣班及学区房溢价等。此外，医疗保健、日常饮食、交通出行及娱乐休闲等生活费用贯穿始终。长期财务负担则包括为子女储备的高等教育基金，以及部分家庭为子女提供的婚嫁支持或购房资助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和教育观念的家庭，实际支出差异悬殊，从基础养育到精英培养，成本可能相差数倍。
二是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主要由休产假、陪伴照料孩子生活、做家务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和有报酬的工作时间减少导致。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女性休产假导致与职场脱节，如果产假时间过长，长时间的离岗可能会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同时，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是职场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
虽然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大量的财务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养育孩子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却主要由国家和社会享有：孩子长大后，会成为社会的劳动者，为物质生产、科技创新提供动力；会成为消费者，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循环；会成为创新者，推动社会进步、技术突破；会成为纳税人，为国家财政、公共服务提供支撑；而且，他们还承载着民族文化、语言习俗和群体基因的传承，是文明延续的核心载体。这种“家庭付出、社会受益”的付出与回报错配，让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受了过重的负担，久而久之，便会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而这种错配，需要通过足够力度的社会补偿来纠正，让家庭的育儿付出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
好在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从以往偏重物质积累，转向物质投资与人口投资并重。
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改变重物轻人的思维，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的理念。这需要从底层重构现有的经济与社会认知模式——我们应当打破“只有从事物质生产服务才算工作”的固有认知，明确生育和养育孩子也应被视为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的系统性工作，并让年轻人获得与其付出相适应的收入。事实上，生育养育孩子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无法用普通物质产品来衡量的，它不像工业产品那样可以量化、可以即时变现，但其价值却更为长远、更为根本——它培养的是未来的劳动者、建设者，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种价值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
养育子女不仅是一项工作，而且是一份高级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能够自立自强的人，需要父母倾注大量的心血、足够的耐心与科学的方法，需要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传递温暖，在挫折磨砺中教会孩子坚守与成长，更需要父母不断自我提升，以自身的言行举止为孩子树立榜样。从各类对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者的成长经历来看，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个体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在AI时代，一方面，由于AI提升生产效率，并且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物质生产更加充裕，甚至不需要太多的人的投入；另一方面，为帮助子女在AI时代获得竞争优势，父母需要为子女的技能培训投入更多资源，孩子的养育成本反而更高。造成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年轻人的困境是缺乏时间和金钱。所以养育孩子必须有体面的劳动收入或者育儿补贴，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生娃养娃。
因此，让生育养育孩子的家庭获得与其付出相适应的收入，给养育孩子的父母发工资，不仅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认可与回报，更是破解低生育率困境、推动“投资于人”战略落地的关键举措。202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补贴，这是对“养育工作价值”的初步认可与保障。现在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将育儿补贴升级为“给养育孩子的父母发工资”，比如给每个一孩每月发1000元，给每个二孩每月发2000元，给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发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岁，并与普惠托育服务、税收抵扣等政策形成合力，能够切实降低家庭养育负担，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更能引导全社会形成重视生育、尊重养育的良好氛围。
中国近几年的投资率大约在40.6%-41.8%的区间，而世界平均投资率长期在23%-27%。可见，中国投资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可以把原本计划投资于“铁公基”的资金，抽出一部分用来投资孩子。此外，还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建立国家育儿专项基金来给养育孩子的父母发工资。从短期来看，能够有效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释放家庭的消费潜力，进而激活国内巨大的婴童消费市场，包括婴幼儿食品、服装、玩具、早教、托育等多个领域的婴童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繁荣，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内生动力。从长期来看，出生人口的增加，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
文章选自绕梁说，2025年5月1日
梁建章：如何减少内卷
引言：
当“内卷”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困境，我们应该如何解题破局？近日，在港大经管学院上海中心开幕仪式上，梁建章博士应邀发表演讲。他从学者与企业家的双重视角，分享了他的见解。以下为演讲实录（略有删节）。
正文：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企业家的角度，看一看中国经济和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卡点问题，就是怎样减少内卷。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确实内卷比较严重——当然这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内卷。我先稍微把它定义得清晰一些：内卷，简单说就是一种无效的竞争。本来通过更多的竞争应该创造更多的效益，但这种无效的竞争却造成了双输甚至多输的局面。这里面往往存在一个卡点，就是资源的瓶颈。无论你再怎么投入，这个卡点就把你限制住了。
举个例子，比如高考、中考对稀缺学位的竞争。无论你怎么刷题，名牌大学的学位就那么多。如果不增加学位供给，大家再怎么竞争，结果还是被卡住。这其实就是一种经济上的零和或负和博弈。
那么，宏观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行业的需求跟不上供给的增长速度。结果，无论企业怎么投入扩大生产、或者降价、或者提高效率，并不能创造太多额外的需求，反而导致价格越压越低，企业越来越困难。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卡点，也是现在内卷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以旅游行业为例，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去年携程整体业绩好，主要是海外业务增长快，我们在海外的投资也获得了收益。但我们在国内的情况，其实和大行业的趋势非常一致：国内旅游人数“温和增加”，但供给增长太快了——无论是酒店、景点，供给的增长可能是两位数。结果就是价格下降，这并不代表消费降级，因为五星级酒店还是有人住的，销量还在上升，但价格可能下降了7%~10% 甚至更多。整体来看，销量上升 5%，价格下降超过 10%，对单个酒店来说收入是下降的；对整个行业来说，如果按“价×量”来算，交易额几乎没有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困境：需求增长慢于供给增长。
因此，中国经济要解决这个卡点、解决内卷问题，关键就是要创造更多的需求。以往我们都知道靠投资拉动，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但现在要增加需求，其实关键是要增加消费需求。那么，有哪些途径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呢？
第一，大力扩大外需，尤其是入境旅游。
中国的商品出口已经非常成功，但往往被忽略的一点是服务贸易的潜力还很大，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入境旅游。这两年随着免签政策放宽，入境旅游增长非常快，虽然基数还小，但已经是三位数的增长。我们也做了大量投入，在海外通过Trip.com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旅游，并且在上海黄浦区投入建成了一个沉浸式餐厅，专门面向入境游游客，反响非常好。现在中国入境旅游GDP 占比很小，但潜力非常大。比如泰国的入境游约占整个GDP的10%，欧美多个国家入境游占GDP比例在2%左右，现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如果入境游能够达到经济的1%~2%的话，会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增量空间。当然还有一些卡点，比如签证、上网等问题，但已经在改善，机会非常大。
第二，要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钱。
没钱就没办法消费。现在的问题是处于通缩状态，很多企业效益不佳，打工人的工作也不够稳定，有钱人则可能因为通缩而推迟消费，等待价格进一步下降。这些都导致大家不太愿意花钱。我觉得最直接、有效、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发钱”——通过财政赤字，给消费者发钱。不是发给企业去投资，而是要发给消费者。规模可以是GDP的2%~3%，几万亿的水平。
很多人一听说“发钱”“赤字”，会觉得不舒服，这是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勤劳致富”、“不养懒人”、“量入为出”的思维惯性。但这次情况很特殊。一般状态下，发钱确实可能带来通胀等问题，因为供给是瓶颈。但中国现阶段非常特殊：我们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能自己生产，不光满足自己，还供应全世界，产能非常充足，而且现在整体处于通缩状态。所以，此时发钱不会引起通胀，反而能解决通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通过发钱可以同时解决通缩、消费不足、企业困难、就业不好等一系列问题。其他国家或其他阶段可能不适合做，但中国现在恰恰应该做这件事。
第三，要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最需要钱？是年轻人。他们可能还没找到很好的工作，收入不高，还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所以，应该给他们发钱。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很大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2016 年我们出生了1800多万，今年可能只有800多万，少了一半还多，约1000万。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这已经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很多二三线城市人口可能不再增长甚至下降，这会影响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的需求预期，更严重的是长期会影响中国的创新力。
我研究过创新与人口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人口减少会对创新产生很大的拖累。中国过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模效应——制造业有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服务业有服务业的规模效应。而在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比如人工智能、互联网、芯片、软件、文化、游戏等产业，规模效应更强，因为边际成本很低，而且用户规模会产生数据，数据又能优化算法和体验。中国的携程、美国的谷歌都是先在本国市场凭借规模优势取得成功，然后才走向全球的。小国在这些领域很难有这种优势。
但问题在于，从2016年的1800万新生儿到今年的800万，这个变化是过去九年发生的。而一个人长大成为创新者，需要20多年的时间。所以，大概到2040年之前，中国经济和创新力还会非常强，但2040年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被过去生育率的崩塌拖累。要解决长期创新和人才规模问题，必须现在就开始行动。给年轻人发钱，减轻他们的生育抚养负担，是重要的一步。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但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负担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如果全社会能共同分担抚养成本，给他们支持，会有帮助。
第四，除了发钱，还要给年轻人更多的闲暇时间。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平均每周工作49个小时，很多公司“996”盛行。但现在出现了工作时间的两极分化：一些人加班很多，另一些人却找不到工作。长远来看，应该减少总体工作时间，比如每周工作三十几个小时。在那之前，可以增加假期，比如春假、秋假，让大家错峰出游，而不是都挤在黄金周。我们公司也提供额外假期和混合办公的选择，让员工有更多时间平衡家庭、出行和工作。
第五，这一点很难，但非常重要：教育改革，减少无效内卷。
如果给了年轻人钱和时间，但教育体系还是像现在这样“内卷”，他们可能把多出来的钱拿去补课，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刷题，那还是没有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己小时候太辛苦，不想让孩子也这么辛苦。教育内卷的最大负面效应就是影响生育意愿。
怎么解决？首先要想，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制造稀缺的学位？真的有必要通过层层筛选吗？现在年轻人要经过中考、高考、考研，至少三轮筛选。中考如果没考好，可能连普通高中都上不了。但高中学位真的稀缺吗？尤其是在 AI 时代，很多课程可以个性化、高质量地提供给每个学生。我们人为制造稀缺，主要是为了筛选。那有必要筛选这么多次吗？至少可以减少一次。我觉得中考应该尽快取消，或者淡化筛选。高考的简化或改革更复杂，但长远来看，大学本科教育也可以更标准化、更普及，把筛选往后推、尽量减少。这件事很难，需要社会共识，但至少中考改革应该提上日程。
总的来说，虽然内卷很难解决，但还是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可以做的。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赤字方式给老百姓发钱，同时配合其他措施。
最后。
用一句话总结，当前中国社会减少内卷需要“四多一少”：多引外宾、多发钱、多生孩子、多放假、少考试。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绕梁说，2025年12月12日
梁建章：创新需要人口和连接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法兰西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指出，过去20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空前高涨，其根基在于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持续的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这一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作为经济史学家，莫基尔运用历史资料，揭示了持续增长成为新常态的原因。他认为，如果希望创新在自我生成过程中相继出现，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某种方法有效，还需要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科学解释。他还强调了社会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并允许变革的重要性：当社会鼓励理性与好奇心，当思想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人类文明才能真正步入持续增长的时代。
而阿吉翁和豪伊特研究了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他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当一种更新、更好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遭遇失败。创新代表着新事物，因此具有创造性。然而，它也具有破坏性，因为技术过时的公司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创新主义》关于创新造富的分析
我在《创新主义》一书中分析过，人类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科技创新的历史，财富和创新力的关联性也随着时代进步变得愈加紧密。农业时代的财富主要取决于土地，工业时代还有相当一部分财富与石油等自然资源有关。但到了21世纪，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国力主要取决于其科技创新能力。
为什么创新造富的速度越来越快呢？因为现在的创新往往出现在数字技术领域，数字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能非常快速地复制和传播，所以成功的数字科技公司往往能实现爆炸式的增长。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创新的知识或者产品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得更快、更广。比如谷歌搜索引擎在美国取得成功以后，很快就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市场，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全球化的发展，使创新的回报比以往更为丰厚。此外，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会取代很多人类的日常工作。这些智能系统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创造，却只需要更少的人来操作，所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会流向创新型企业，而那些以操作和运营为主的传统企业则会被逐渐取代。
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个人层面同样如此。与创新相关的工作不仅岗位数量暴涨，薪资报酬也越来越高。30年前，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但是现在最热门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其薪酬已经超过了医生和律师。
随着创新造富的速度变快和强度变高，创新所占的经济比重也越来越高。不单是高科技公司的市值增长迅速，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也越来越多，各个主要创新国家研发的费用以远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2012—2022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7%增长到了3.4%，中国的研发占比则从1.9%增长到了2.5%。
创新也是人类和生命的意义
创新不仅是创富，而且也是人类和生命的意义。我在《创新主义》一书中分析过，创新和传承的另一层含义是，人类自身基因的创新和传承。
首先，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创新。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和动物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身体结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等。但如果从最根本的方面来看，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创新。动物的行为大多是靠本能，而人类不一样。从最早的石器工具到现在的高科技产品，人类一直通过创新来改变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类能够创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复杂的语言、精美的艺术作品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是创新的成果。
其次，生命和机器的本质差别在于生育。生命与机器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从微观的分子结构到宏观的功能表现都有体现。但如果从最根本的属性来看，生命和机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生育能力。从生物学角度看，生育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生命通过生殖细胞的结合或分裂来产生新的个体，这个过程不仅传递了遗传信息，还为物种的进化提供了基础。比如在有性生殖中，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会形成具有独特基因组合的新个体，这种基因多样性是物种适应环境变化和进化的重要动力。以人类为例，生殖过程不仅保证了人类的延续，还通过基因重组和突变产生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人类能够在各种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相比之下，机器的“复制”只是按照人类的设计和制造进行重复生产，没有生命那种自我更新和进化的功能。
生孩子是一种基因的创新，生育是两性繁殖，必然是传承加上创新。人类基因组合的数量堪比天文数字，任何一个孩子的基因都独一无二，所以每个人的诞生都是一种创新。通过创新和传承来实现物种的长期繁荣，这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历史上，人类文明的成功得益于创新和传承。人类文明今天的科技水平和人口规模，就是所有祖先通过创新和传承为我们留下的财富，包括所有的科技创新、文化沉淀和巨大的基因池。
创新需要人口和连接
创新力源于很多聪明人的思想交流。因此，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还取决于其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个人能力，其中包括天分、教育、经验、精力、沟通能力和冒险能力等等。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国和国外交流的畅通性，涵盖信息、商品、资金等多种交流形式。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就像人越多），神经元越活跃（就像个人能力越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就像内部和外部交流畅通），大脑就会越发达。
如果用一个公式表达就是：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从创新力模型的公式可以推导出四个人口效应：
1. 人口数量→规模效应。
2. 人口能力→老龄化效应。
3. 内部交流量→聚集效应。
4. 外部交流量→流动效应。
首先，人口数量越多，创新力就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人口众多，一方面意味着市场规模更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才资源更丰富。对于人口大国的初创企业来说，可以更早实现量产，从而在本国市场取得成功后，迅速拓展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先发优势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些领域有大量的用户参与创新，他们的使用会不断优化算法。简而言之，用户越多，产品就越完善；用户越多，产生的内容也越丰富。因此，当一个社交平台、搜索引擎或人工智能算法在大国形成规模效应后，它们就能远远甩开小国的初创企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网络平台公司大多来自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
其次，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盖教育、经验、年龄等维度。其中，创新能力和人口年龄有很大关系，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活力会大幅度下降，这是因为当庞大的中老年人占据了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时，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历练，也缺乏人脉和话语权，最终就会缺乏晋升机会，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这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老龄化效应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大打折扣。
再次，还要看内部交流性和外部交流性。外部交流量是指国际交流的强度，内部交流量是指国内交流的强度。内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过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实现所谓的“聚集效应”。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则需要保持国际交流的开放，尤其重要的是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即所谓的流动效应。
创新需要政策支持尤其是支持生育和开放的政策
近年来，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近几年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育龄妇女数量下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长期低生育率不但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而且对经济发展和创新力带来负面影响。生育率崩塌必将导致中国年轻人口的规模在二十年后出现严重缩减，原本的规模优势和年轻优势会出现逆转，导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大打折扣。
科技创新能力的倒退会拖累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随着AI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被AI取代，哪些国家或者企业能够创造出最先进的AI系统，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会进一步两极分化，创造AI系统的国家的经济实力，会遥遥领先于仅仅使用AI系统的国家。
近几年，尽管遭到美国的封锁和打压，中国的科技实力仍处在上升通道。这得益于中国的巨大的科研人口和市场规模。如果丧失了这种人口优势，很可能让美国的封锁策略得逞，导致中国沦为AI工具的使用者而非创造者，从而导致中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和财富分配中全面处于劣势。
为此，必须尽快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保持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虽然中国在今年已推出育儿补贴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即便如此，现行的力度仍然远远不够。
我们建议给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未来投入力度还应当随生育状态变化做进一步调整。
此外，根据创新力公式，外部交流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创新。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就是要让中国科研人员和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实现无障碍的国际交流。国际交流包括了信息交流、商品交流、资金交流、人员交流等各方面。中国在商品交流方面的开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信息和人员交流方面还很不够，而人员交流是最深度的国际交流，因为很多科技创新的想法，不仅出现在学术文献或者商品的文档里，更多还是在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脑子里。人员之间的互访，尤其是和发达创新型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是不可替代的深度交流。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免签政策，显著推动了入境游。截至2025年9月，中国已对75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入境游增加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对外开放则可以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入境游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还能提升国际形象，提振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要实现这些目标，除了要继续提高签证的便利性和加强对外形象宣传以外，还需要进一步开放国际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给来华游客提供更方便的上网和手机支付以及更加方便的生活服务。
结论：
今年经济学诺奖得主阐释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而我在《创新主义》一书中也分析了创新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还取决于其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在AI时代，创新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人口与创新之间会互相促进，在人口增多之后，参与创新的主体规模也随之扩大，反过来又为创新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同步推动人口规模和创新水平实现加速提升。要想提高中国的创新力，则需要加大生育支持的力度以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及进一步促进国际交流。
文章选自绕梁说，2025年10月15日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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