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沉浮录|沉浮录|王千马|票号|金融|钱庄|陈光甫

吾球商业评论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盘活，既是盘活宝贝，更是盘活人心】

吾球商业地理：

三千年金融史，不过是一部“宝贝”沉浮录。贝壳为币，铜钱为货，交子为券，票号为信——每一代宝贝都曾被顶礼膜拜，也都被辜负蒙尘。真正的“宝贝”，从来不是金银铜铁、不是票据存折、不是高息回报，而是信用——那种让陌生人彼此信任、让资本跨越时空、让创新得以生长的底层力量。盘活宝贝，就是盘活这个世道的人心，更是盘活这个国家的信用和未来。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九百年前，巴渝状元冯时行写了一首《题张粹夫万卷楼》，诗中有一句，读来令人心头一凛：

“儒生读书不贵书，枕头阁脚醉梦馀。反不若浮屠，宝贝为函金作字，海龙扶出凌空虚。”

冯时行骂的是谁？不是和尚，恰恰是那些自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生。圣贤书就摆在眼前，经卷里的义理智慧足以经世致用、安邦定国，可儒生们呢？把书垫在枕头底下，塞在阁楼角落，醉生梦死，从来不真正翻开。

反观和尚，至少知道佛经是宝贝，用精美的匣子盛装，用金色的颜料恭敬书写，仿佛海龙捧珠，腾空而出。

冯时行这一刀，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跨越千年的人性弱点：

我们总是对脚下的六便士锱铢必较，却对头顶的月亮视而不见；我们总是对唾手可得的浮财趋之若鹜，却对需要深耕的价值敬而远之；我们总是对包装精美的“椟”顶礼膜拜，却对珍贵的“珠”弃如敝履。

甚至，我们不识什么才是真的宝贝！

★盘活★

最初的“宝贝”，最初的迷失

我第一次知道“宝贝”，是跟一个女人有关。

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学家打开妇好墓时，被一幕震撼了：这位商王武丁的配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墓中随葬了六千八百多枚海贝。经鉴定，这些海贝绝大多数为“货贝”，产自台湾、南海甚至更遥远的印度洋，经过万里跋涉，被精心打磨、钻孔、串联。

为什么是贝壳？

因为海贝兼具几大优点：坚硬耐磨、便于携带、数量稀少、难以伪造。在金属货币普及之前，海贝是中原大地上最主要的流通媒介。从夏到西周，贝币通行了上千年，以至于所有与财富有关的汉字——财、货、贸、易、贷、贿、赂——全都带着一个“贝”字旁。这不是巧合，是历史刻进文字里的密码。

“宝贝”这个词，最初就是指贝壳。先民们用贝壳交换粮食、牲畜、陶器，让物物交换的笨拙变得灵巧。所以，它变得无比宝贵。

到在我看来，“宝贝”的本质，从来不是贝壳本身，而是贝壳背后那个更抽象的东西——人们对流通和便捷的共同需要。

【中国的货币，一开始是“货贝”/来自网络】

然而，人性中的贪婪，很快就污染了这份初心。

西周中后期，天然海贝供不应求，仿制贝币开始泛滥。有人用骨头刻成贝形，有人用石头磨成贝状，更有人用青铜铸造铜贝。劣币驱逐良币，真贝被收藏起来，假贝在市场上横行。到了春秋战国，金属铸币全面取代贝币，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各国铸币形制不一、重量成色参差不齐，盗铸私铸屡禁不止。

真正的“宝贝”——人们对货币的信任——被一次又一次地透支。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带着“天圆地方”的哲学意涵，通行全国。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统一，更是信用体系的再造：中央政府为货币背书，百姓只需认准这个形制，不必再担心成色不足。这是“宝贝”史上一次伟大的制度跃迁。

但好景不长。秦朝二世而亡，两汉之后，历代王朝都陷入了同一个魔咒：财政吃紧时便铸大钱、减成色，用通货膨胀收割百姓。王莽改革币制，一改再改，民间无所适从；三国时期刘备铸“直百五铢”，以一当百，实则是赤裸裸的掠夺。百姓手中的“宝贝”，一夜之间变成了废铜烂铁。

这就是冯时行所说的“儒生不贵书”，统治者也不珍惜自己真正的“宝贝”，那就是待民如弃子，视民如刍狗，把货币当作搜刮民财的工具，“宝贝”便只剩下一具空壳。

日后我之所以如此热切地关注中国民间金融，并创作《盘活：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正在于我们的民间做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它把信用从迷失中“抢”了回来，交还给“宝贝”自己。

★盘活★

当“宝贝”学会创造信用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是宁波人深以为豪的一句话。尽管今天的江厦街，已经只是这座二线城市的普通街道，但从“钱行街”这个古早的名称，还能看出它当年的风光。

也正是从这条街上，走出了中国民间金融的一大创造：过账制度。

在过账制度诞生之前，中国商人早已有过金融创新的尝试。唐代有“飞钱”，商人在京城存入现钱，凭券到外地领取；北宋成都商人发明了“交子”，用纸券替代沉重的铁钱。这些都是天才的创举，它们都解决了资金的使用或搬运的难题，让“钱轻”成为现实——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一书中，所谓钱轻，就是让金钱不仅在物理形态上变得越来越轻，也让人民获得或使用资金的成本也越来越轻。这才是“宝贝”真正动人的地方。

而宁波的过账制度，更是让宝贝从当年的实物，第一次变成了“数字”。

过账制度的操作并不复杂：商人在钱庄开立账户，所有交易不再用现银现钱，而是用“过账簿”记录——甲向乙付款，只需在账上记一笔，钱庄之间日终轧差清算，真正搬动的只有几个数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商业交易第一次挣脱了实物货币的物理束缚，更意味着信用的创造者，不再是朝廷，而是那些日复一日、真金白银往来的钱庄和商人。

你信这家钱庄，你就信它账本上的那个数字。而钱庄之所以值得信，不是因为官府给它发了牌照，而是因为它用几十年的稳健经营、严苛的内控制度、同乡之间的声誉捆绑，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这不就是冯时行所说的“宝贝”吗？儒生的宝贝是圣贤书，他们却不去读；统治者的宝贝是民心与信用，他们却随意糟践。而宁波钱庄的掌柜们，没读过多少圣贤书，却用朴素的商业伦理，把“信用”这个真正的宝贝，恭敬地请进了“过账制度”这个金匣子里。

【过账制度，是中国金融业的第一次“数字化”（此数字化非今日的数字化）/来自网络】

几乎在同一时期，长江以北的山西商人，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同样的逻辑。

清道光三年，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庄的财东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用三十万两白银创办了日升昌票号。票号没有官府背书，没有庞大的资本金，它靠什么让人放心地把银子交给它？靠一套把“诚信”二字制度化的体系：“用乡不用亲”，所有员工必须是山西人，用同乡情谊构筑道德底线；学徒期长达数年，品行考察比业务能力更受重视；独创的汉字密押、汇票防伪，让伪造几乎不可能。一旦有人违规，不仅个人被开除，整个家族在山西商界都将名誉扫地。

这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种比官府律令更管用的信用约束。票号用一百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信用不是靠圣旨堆出来的，是靠一笔一笔交易、一个一个客户、一代一代传承，用“不敢失信、不愿失信、不能失信”的生态，慢慢养出来的。

巅峰时期，日升昌年汇兑金额高达三千八百万两白银，分号遍布全国，“汇通天下”绝非虚言。朝廷甚至把大笔官银交给票号汇兑和收存——有意思吧？官府自己的信用破产了，反而要去求助民间商帮的信用。这是中国民间金融史上，第一次靠“信用”而非靠“权力”获得的信任。

它们的成功，显然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宝贝，是根植于这个世界和世人内心的信用、道德，以及风骨，是民间的智慧、制度的创新、几代人的坚守……这些一度被统治者踩在脚底的宝贝，被它们从尘土里捡起来，擦拭干净，重新捧上了台面。

只是，这两颗双子星虽好，也有它们的局限。

★盘活★

宋汉章与陈光甫：用命守护“宝贝”

我曾经写过一本《宁波帮》，书的副标题叫“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之所以称它而不是徽商、晋商为“天下第一商帮”，在于它们在时代变迁中，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并愿意与时俱进。

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它们开的；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是它们开的；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是它们牵头创办的。它们明确地知道，现代股份制银行的出现，一定会冲击自己现有的业务，但是它们为了加入世界竞争潮流，置之死地而后生。

更重要的是，它们一手金融，一手实业。而不是像其他商帮那样，有了钱就买地置房，或者奢侈性消费。

宋汉章和陈光甫——我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中特别着墨的两个男人，用自己的命运回答了冯时行九百年前的质问。

宋汉章，浙江余姚人，正属于今天的宁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首任经理。他一生中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发生在袁世凯时期。

1916年，北洋政府为扩充军费，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相当于公开赖账。消息传出，储户挤兑如潮，银行风雨飘摇。宋汉章与张嘉璈等中国银行领袖公然抗命，拒不执行“停兑令”。他当即委托八家商业银行和钱庄代为兑现，不到一周，群众亲眼看到中国银行实力雄厚、讲究信用，挤兑风潮迅速平息。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信誉大增，此后兑券发行遍及江、浙、皖、赣、鄂、川各省。

袁世凯闻讯大怒，曾欲暗杀宋汉章。面对死亡威胁，宋汉章不改其志，此后首创银行基金检查公开制度，为提高银行信誉终生不遗余力。在上海滩金融圈，他三次冒死抗命，不畏强权，成了“信用”和“风骨”的代名词。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还努力推动民族保险业建立，为缫丝、纺织、航运等民族工商业提供风险保障，打破外商保险垄断；参与发起宁波旅沪同乡会并任总队长，组织金融援助、灾赈及教育医疗投入，强化在沪甬商网络对家乡实业的反哺；与此同时，支持张謇等实业家组建“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以股东力量抵制政府干预，维护银行商业化运营，确保金融资源流向实业而非财政透支……

与宋汉章遥相呼应的，是镇江人陈光甫。

1915年，他仅凭七八万元凑集的微薄资本——最大股东只投资2万元，他自己用借来的5000元入股——在上海宁波路8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当时的上海滩，这条路上早已有外资银行的高楼耸立，陈光甫的小银行站在它们面前，犹如蚂蚁站在大象脚下。

但陈光甫不靠豪取，而靠智慧。他公开呼吁银行业帮助工商业发展，打一场“银行业的抗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奉为圭臬，面向普通民众和工商实业发放贷款，不攀附权贵、不投机取巧。短短不到十年，这家“小小的”银行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陈光甫本人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摩根”。

抗战时期，陈光甫更是展现了银行家的家国大义。他率领银行上下积极入股工商业、投资多家实业公司，在战火中创造金融奇迹。这其中就包括对荣宗敬、荣德生申新纺织集团和张謇大生纱厂等民族企业放贷，并推动设立中国旅行社——他于1923年在银行内设旅行部，1927年独立——这不仅让人感慨，陈光甫不仅是金融业的佼佼者，更是推动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先驱。此外，他还任战时国营“复兴商业公司”董事长，负责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统购。也正是在抗战时期，他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以商人身份成功促成了中美之间的“桐油贷款”。这是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的第一笔大额商业贷款，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为国家输血续航。

【民国时期，大陆银行和国货公司“相依为命”/来自网络】

当儒生把圣贤书垫在枕头底下，他们却把“金融救国”四个字刻在了胸膛上，把毕生心血浇灌在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他们手中的“宝贝”，不止是金银，不止是存折，而是在打造信用的同时，将信用变成农田里的耕牛、战场上的枪弹、百姓手中的活命钱，更重要的是，变成了工厂里昼夜不歇的纺机、矿井深处一寸一寸凿出来的煤炭、铁轨下沉默坚硬的枕木、码头上往来穿梭的货轮。

只可惜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那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幸运！

★盘活★

贪婪的锁链：当“宝贝”沦为枷锁

冯时行的一生，堪称“宝贝蒙尘”的活注解。

他本是宋徽宗宣和六年的恩科状元，满腹经纶，胸怀天下。可他生逢乱世，金兵南下，国难当头。他力主抗金，上书陈情，却触怒了权相秦桧，被勒停官职，归隐缙云山中，授徒讲学，一废就是十七年。一个状元的才华、一个忠臣的赤诚、一个读书人的风骨——这些真正的“宝贝”，被朝廷当作鞋底的泥沙，随手掸去。冯时行本人，就是那个被藏在角落里、从未被真正打开的“万卷书”。他的悲鸣，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自己被辜负的命运中长出来的。

和两宋相交相似，中国自近代以降，也经历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辛亥革命的枪声，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争，山河一次次被撕裂，信用一次次被践踏。尽管新中国成立，根基初定，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博弈、制度转型中的阵痛与迷茫，还是让很多人——从普通百姓到商贾巨富——在一夜暴富的幻梦中，迷失了“宝贝”的真正含义。

他们忘记了冯时行的质问，也忘记了宋汉章、陈光甫用命守护的东西。

1980年代中期，温州。国有银行的资金供应远远满足不了私营经济的需求，一种古老的民间信贷——“抬会”——在乐清乡村悄然兴起。

“抬会”的本质，是以高息为诱饵的金字塔式集资。一人为“会主”，层层发展下线，后加入者的会款被用于支付前者的本息。巨额回报刺激着每一个被压抑太久的财富渴望。短短两年之间，乐清全县共有抬会1346个，最大的发展到12122人，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会款发生额高达12亿元之巨。

1986年春夏之交，资金链轰然断裂。会主们相继卷款潜逃，抬会体系瞬间雪崩。20多万人被卷入，8万多个家庭负债累累，一时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场“会案”风波，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场全国性金融惨案。

温州抬会的悲剧，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人们追逐的不是“信用”，而是“暴利”。会主们用高息吸引下线，下线再发展下线，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却忘了这个塔根本没有地基。

这像极了冯时行笔下的儒生——不读书却自称读书人；也像极了那些只认金银不认信用的人——不珍视真正的宝贝，却对虚假的财富符号如痴如醉。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2012年之后，P2P以更庞大的规模卷土重来。高峰时期，中国P2P平台约5000家，成交额数以万亿计。然而，在监管真空之下，“信息中介”迅速异化为“信用中介”，大量平台建立资金池、搞自融、玩“庞氏融资”。

【“中国基金报”镜头下被查封的P2P公司/来自网络】

2018年夏天，P2P的末日到来。6月1日至7月12日的42天里，全国共有108家P2P平台爆雷，平均每天暴雷2.6家。无数中小投资者的毕生积蓄一夜蒸发。短短不到十年，P2P行业在2020年彻底归零。

从温州抬会到P2P，从几十万人到千万人级别的金融惨案，剧本如此相似：每一次都不乏贪婪，不乏欺诈，不乏制度漏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把“宝贝”等同于“财富符号”，而彻底忘记了“宝贝”的底层逻辑是信用。

当信用被抛弃、贪婪被放纵，“宝贝”便褪去了它原本的光泽，变成戕害社会的枷锁。

好在，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每一次泡沫破裂之后，总有人在废墟上重新捡起那些被遗弃的“宝贝”。

同时，抬会和P2P的惨痛教训，也让一代人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

★盘活★

高质量发展时代：重新定义“宝贝”

今天再回过头想想，《盘活：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中，我不仅是想写“宝贝”在每个时代的演进，更是在写宝贝之所以成其为宝贝的内在原因：它不仅仅是财富，是名声，是地位，更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对国泰民安的追求。

所以在2015年完成初稿的十年后，我在作品最后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章节：助力新质生产力，并成为新质生产力。

助力新质生产力，指的是金融要主动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用“耐心资本”去浇灌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硬科技：人工智能、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不是简单的“投早、投小、投长期”，而是要把信用这个“宝贝”，从追逐热钱的投机游戏中拽出来，重新注入到真正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生产力当中去。

而成为新质生产力，则是更深一层的命题：信用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当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重构了信用的生成和传递方式，当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平台让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金融不再只是实体的“附庸”或“服务者”，它本身就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是“用宝贝去换生产力”，今天，“宝贝”自己就是生产力。

历史翻到2026年。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2025年5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目标明确——引导创业投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金融资源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设立，一场覆盖全产业链的资金“接力赛”正式鸣枪。

改革的方向清晰得不能再清晰：银行的钱不能只躺在账上吃利差，长期资金不能只盯着安全边际，监管的容错机制要容忍失败，考核周期要拉长。让金融机构敢于对早期科创企业敞开门户，让科技创业者不再被资本拒之门外。

这些改革，背后是一条跨越千年的历史逻辑——金融与实业不应该是“两张皮”，而应该是“一体两翼”。

回顾历史：典当行并非没有信用，但它的信用以实物抵押为底，过于保守；票号并非没有创新，但它的创新局限于汇兑清算，未能迈出与实业深度融合的关键一步；宋汉章和陈光甫以毕生之力守护了信用，却终究无法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困局。

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人工智能、半导体、商业航天、生物医药——这些硬科技赛道，是中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制高点，也是资本必须结结实实与之捆绑的主战场。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新设引导基金中已有53%允许子基金存续期在10年以上，国资委更支持央企创投基金存续期最长可达15年。此所谓“耐心资本”，意义深远——不是三年变现、五年退出的短视投机，而是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

但制度的完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变革还在人们的“宝贝观”里。

在创投时代，什么是真正的“宝贝”？不是贝壳，不是金银，不是票据，甚至不是钱本身。真正的“宝贝”是：一个能够识别创新价值的投资眼光，一份愿意陪伴创业者走过漫长黑暗的耐心，一套让信用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被量化的制度安排。

创投家的角色，不是投机者，而是“宝贝”的发现者和培育者。他们在一个平凡无奇的初创企业背后，在想法还只是脑海中的蓝图的阶段，就敢于投入真金白银，等待五年十年，让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从虚空中生长出来。这需要眼光，更需要信用——创投家对被投团队的信任，LP对创投家的信任，整个社会对“失败”的宽容和对“长期”的耐心。

冯时行在《题张粹夫万卷楼》的最后写道：“君今收拾一万卷，置在高楼截云汉。”他劝朋友把万卷书珍重收藏，不是为了供奉，而是为了读、为了用。

三千年中国民间金融史，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回答“什么是真正的宝贝”的过程。我们有贝壳的智慧，有钱庄票号的创造力，有宋汉章陈光甫的铮铮铁骨，也有抬会P2P的惨痛教训。所有的兴衰起伏，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真正的“宝贝”，从来不是金银铜铁、不是票据存折、不是高息回报，而是信用——那种让陌生人彼此信任、让资本跨越时空、让创新得以生长的底层力量。

宝贝从未消失，它只是等待被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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