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盟约应当设定“保质期”｜GBA编译|华盛顿|同盟|美国|英国|莫斯科

译者按 ·2026·05·25

同盟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后，美国仍深受其在20世纪中叶建立的全球同盟体系所牵制。当国际格局、技术条件与美国自身利益都已发生深刻变化时，那些形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防务承诺，是否还应被视为永久有效的安排？在原文作者看来，同盟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政治信条，而是服务现实利益的战略工具；既然环境会变，盟约也应保留期限与调整空间。这一观点也折射出美国战略界内部对“全球主导地位”、联盟政治与大国关系之间张力的持续反思。

本文原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The Trouble With Permanent Alliances: Why America’s Pacts Should Have Expiration Dates”，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过去75年来，美国在同盟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颇为反常的战略。纵观历史，同盟通常都是高度权宜、具有明确时限的合作安排；但二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着手构建永久性同盟体系，包括北约，以及与韩国、泰国等国缔结的双边同盟。冷战时期，这一做法并非毫无成效，确实有助于巩固了美国在铁幕西侧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却发现自己仍被一整套同盟承诺所捆绑，而这些承诺不仅削弱了其战略灵活性，甚至可能反过来危及其自身安全。

相比之下，临时性同盟才是更为合理的常态。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此类伙伴关系都是围绕具体的外交和战略目标而建立的。事实上，美国自己也早已将某些名义上“永久”的同盟视作事实上失效——例如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这项覆盖西半球大部分国家的集体安全协定，如今已被默认不再具有实质约束力，因为支撑这一安排的共同利益早已消散。但总体而言，华盛顿仍执着于一种观念：同盟是永恒而神圣的契约，其本身就是目的。美国继续向欧洲以及印太大部分地区的盟友作出近乎无条件的防务承诺，恰恰说明其未能适应新的现实。当然，特朗普以威胁无视同盟义务、甚至单方面退出同盟作为回应，也并非更优选择。这种做法不过是以可疑的短期收益为代价，疏远现有盟友与潜在伙伴。

如果美国希望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维持其信誉，就需要正式重新谈判所有永久性同盟：放弃其中一部分，将另一些改造为有明确期限的安排，以确保自身防务义务所反映的是当前环境和未来威胁，而非早已远去的冷战格局。华盛顿并不需要为此“另起炉灶”。历史上的同盟模式，以及现有的军控协定和非条约型安全伙伴关系，都可以为构建更“适配目的”的同盟提供范本。美国现有盟友或许会对此感到不安，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将美国的同盟体系调整得更有限、更灵活、也更具时效性，同样符合盟友自身的利益。

2026年3月，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约，加剧盟友紧张关系（图源：法新社）

因时而盟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体系）时代，各国通常将同盟视为范围有限、条件性极强的安排。同盟的建立，通常是为了应对已经出现的战争，而不是提前数十年为尚未到来的冲突预作部署。这种临时性的联合方式，使国家能够对现实威胁作出回应，同时又不至于将自身未来长期捆绑。同盟首先是治国理政与战争筹划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奥地利与法国围绕欧洲霸权展开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竞争。两国对立一度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看似不可更改的常态——直到这种常态不再成立。1756年，法奥之间的长期竞争转化为结盟；彼时，普鲁士和英国正分别崛起为独立强权，巴黎与维也纳也随之分别放弃此前同柏林和伦敦的合作关系，以应对新的力量格局。此后的18、19和20世纪，欧洲国家往往只有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出现时——例如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或纳粹德国——才会组建联盟。为一场特定战争而缔结的同盟，并不预示、也不约束未来的阵营走向。这样的做法，降低了国家因盟友一时意志而被拖入冲突的风险。

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避免长期同盟。1778年的条约使法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盟友。但到1793年，乔治·华盛顿总统已通过《中立宣言》事实上使该条约失效，试图避免让美国卷入法国大革命战争。华盛顿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利益已不再与法国一致，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有将整个欧洲卷入其中之势的背景下。1796年，华盛顿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协助起草的《告别演说》中，更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同盟必须审慎缔结，并不断加以重新评估。他写道：“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外国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同盟……在非常时期，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临时性的同盟。”

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即便参与军事合作，也通常只是加入某场特定战争中的联合阵线。1917年1月，也就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各国都应“避免卷入那种使自己陷入权力竞争、罗织于阴谋与自私对抗之网、并让外来影响扰乱本国事务的纠缠性同盟”。而即便美国后来参战，也并未正式加入协约国（Allies），而是以“协同国”（Associated Power）的身份参战，从而在战争目标上保留了一定独立性。

就连北约的创始文件本身，也承认同盟应有时间边界。《北大西洋公约》第13条仅要求创始成员承担20年的约束义务；此后，只要提前一年通知，任何成员国都可以退出。1969年以后，北约事实上转变为一个没有期限上限的开放式同盟：虽然法律上仍保留退出程序，但其存续已不再设有正式时限。类似地，为巩固苏联在东欧影响力而建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其创始文件也规定“本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并附带可延长十年的条款。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的第一页（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无尽的锁链

然而，到了冷战时期，美国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方向，将永久性同盟视为全球实力的象征。1945年至1955年间，美国同45个国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一些是双边安排，如与日本、菲律宾签订的条约；另一些则是范围更广的多边协定，例如如今已不复存在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些条约并非不允许退出——通常只需提前一年通知——但在设计上都属于无限期安排。这些同盟的核心目的，首先在于确保美国在全球广大地区的主导地位：《里约热内卢条约》以国际协定形式确认了门罗主义，北约确立了华盛顿在西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而印太地区的一系列条约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作为该地区首要外部力量的影响力。美国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应对正在发生的战争而缔结同盟，而是选择在和平时期预先确立美国长期、持续的军事义务。永久性同盟同时也保证了其他国家政府牢牢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两极世界中，这种做法有助于集团阵营的巩固。

但事实上，美国是否准备支持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始终取决于其所认定的利益，而非单纯取决于条约承诺。华盛顿长期以来经常向非条约盟友提供援助。例如，在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之前，美国就已在朝鲜战争中支持首尔。科威特的解放同样依靠的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联盟，而不是某项双边防务条约。美国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也反映的是政策选择，而非条约义务。

尽管军事同盟的支持者往往将其视为不可侵犯的安排，但美国并非没有单方面终止过这类协议。1979年，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卡特政府终止了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以“战略模糊”取代了直接防卫承诺。美国还曾通过外交信号、撤军乃至沉默，事实上使某些条约承诺失效。例如，1986年新西兰宣布成为无核区后，美国虽未正式废止与其的条约安排，却暂停履行相关义务；又如，到1973年美国已从南越撤军。当美国在福克兰战争中选择支持英国而非阿根廷时，《里约条约》的空洞性也暴露无遗，但华盛顿并未因此遭受任何重大的长期战略后果。

然而，尽管在实践中保有相当灵活性，永久性同盟在冷战后时代仍给美国带来了严重损害。首先，它们事实上预设了美国的敌人。尽管北约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并未在文本中明确指明针对对象，但其现实逻辑仍主要建立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对抗之上。与其如此，美国本应优先追求与另外两个核大国之间一种和平、务实且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支持其周边国家之上。

在同盟体系内部，“永久性”也使得不同议题更难切割处理。美国与其依附性伙伴之间，往往会彼此挟持。华盛顿可以以提供军事支持为条件，要求对方作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让步；而盟友国家则可能把美国拖入某些对抗之中，使美国领导人为了维护信誉而不得不进一步加码。2011年，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背后就有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的强力推动。正如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当“法国、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以及阿拉伯联盟……都在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时，美国如何能够袖手旁观？同样，出于维系永久同盟的考虑，丹麦、荷兰等国也跟随美国参与了诸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样后果灾难性的军事行动。

2026年1月，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了哥本哈根一处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丹麦士兵的纪念碑，在所有欧洲盟友中，丹麦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美军并肩作战最紧密的国家之一（图源：华尔街日报）

近来，欧洲各国首都因美国可能削减对欧承诺而陷入焦虑，这似乎说明它们认为永久性同盟符合自身利益。但实际上，欧洲国家反而应当欢迎调整。美国无限期的安全承诺，在无意中制造了“道德风险”：北约成员身份使得联盟东翼国家可以放任本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持续恶化。正因为华盛顿让盟友相信自己终将出手相助，东欧多国政治人物才更有底气采取比原本可能更为冒险的对外政策；如果他们知道本国必须独自承担其行为后果，这些选择很可能会更为谨慎。

拜登政府曾对欧洲和亚洲盟友施加相当大的压力，要求它们配合华盛顿遏制中国的努力，例如试图将某些中国电信企业排除出盟友市场。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应对任何一个具体同盟成员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若能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其盟友反而会更少受到这类压力手段的影响。沙特阿拉伯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未能与美国签署防务条约，后来反而成了一种“因祸得福”。这使其能够在对外伙伴关系上采取一种更少零和色彩的路径。此后，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了战略性共同防御协议，从而在诸如沙以关系正常化等非双边议题上，更能抵御外部压力。

特朗普政府对部分美国盟友表现出的敌意，以及其在战略优先事项上的含混不清，只会迫使这些国家开始设想一个“没有美国作为盟友”的未来。但由于无论是替代美国的军事能力，还是建立新的安全“主义”，都需要数年时间，因此，一种新的、设有期限的防务条约，或许可以在现状与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间，充当过渡性桥梁。

为同盟设限

美国其实已经表明，即便没有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正式形式，它也完全可以维持持续数十年的伙伴关系。通过军售、驻军权、对外援助以及联合军演，美国事实上已与全球多个地缘位置重要的国家巩固了关系。如今，美国需要据此重新设计其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的同盟安排，以及其对北约的承诺。

军控协定可为此提供一种现成范本。与核武器相关的军控协议往往都设有明确期限，因为技术条件与地缘政治现实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美苏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达成的首项协议——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冻结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数，其有效期仅为五年。1979年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则进一步保留了缔约方的灵活性：如果“与本条约标的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其最高利益”，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都可以退出。冷战结束后，战略军控协定仍然延续了这种有期限的做法。例如《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对全球部署战略核弹头总数设定上限，并建立核查机制以确保履约，其有效期为十年，并可选择延长五年。美国的武器采购与军事援助安排同样多设有期限。例如，2016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仅承诺向以色列提供为期十年的军事援助；期限届满后，双方均可重新评估双边军事关系的性质及其未来走向。

华盛顿应当据此启动对现有、且仍具现实意义的同盟进行改造的进程。相关条约应设定清晰的到期日，而驻军规模、财政投入等次级问题，也应以更严谨的方式加以界定。对美国而言，这一过程在双边条约层面最易推进，例如其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现有安排。这些条约通常只要求提前一年通知即可退出；但这一期限不足以为重新设计新协议做好准备。因此，美国应通知这些盟友，现有共同防御条约将在五年内逐步终止，同时保留就新的协定展开谈判的空间，以确保过渡过程有序推进。

对双边防务条约而言，十年应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默认期限。这既符合军控协定和武器交易等其他安全安排的通常做法，也能够跨越美国总统任期更替，提供中期稳定性，并为续签谈判或为“后同盟时代”作准备留下足够时间。设置“日落条款”或定期续约机制，则可使美国及其他缔约方持续重新评估优先事项与安全威胁。对于风险较高的盟友——例如与俄罗斯关系恶劣、或同中国存在持续争端的国家——续约周期应更短，甚至不设自动续约机制，以便在稳定需求与长期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为华盛顿未来调整其与莫斯科或北京的关系预留空间。

仅仅是重新谈判这些新协定，本身就将产生积极效果，因为它会迫使美国及其对手方更清晰地界定各自的军事优先事项。对防务协定可能终止的预期，也将有助于缓解“搭便车”问题。到期机制会为盟友提供明确激励，促使其加强自身防务，而不是无休止地围绕“分担责任”争执不休。与此同时，如果对方拒绝签署有期限的同盟，美国也可借此为摆脱现有承诺提供一个出口，而无须诉诸更为莽撞的单边退出方式，从而避免损害自身信誉。视风险评估而定，美国甚至还可以要求协定具有排他性。此类条款可要求盟友不得自行另行缔结新的同盟关系，从而避免重演一战前那种错综复杂的连带承诺网络，并有助于美国及其当前北约盟友更清楚地界定自身核心利益。

2025年12月，美菲在南海组织所谓“双边海上联合巡航”（图源：美国第七舰队）

短而有效

改变现行做法并非没有现实风险。失去永久性防务盟约之后，随着美国安全承诺到期，或因其吸引力减弱而不再被视为可靠，美国的影响力的确可能有所收缩。但问题在于，那些美国可能因此失去部分影响力的现有盟友——例如北约其他成员国——恰恰也是它最承受得起“影响力缩水”的对象。相反，当前全球实力增长最快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印尼，并未与美国建立永久性同盟。如果美国能够从其他地区过度沉重的条约负担中抽身，就会更容易与这些新兴强国展开接触；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如果同美国在某些具体共同利益上合作，并不意味着必须整体倒向华盛顿的地缘政治路线，它们也会更愿意靠近美国。现状的拥护者常常辩称，美国可以借助其庞大的同盟网络来对冲中国巨大的体量优势；但同盟范围的扩大，本身也会增加紧张摩擦的概率。例如，泰国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实际上使泰美关系承受了比两国若非条约盟友时更大的压力。

拆解美国的永久性同盟体系，也可能增加核扩散风险。由于华盛顿最重要的安全产品之一就是其“核保护伞”，一些国家或许会觉得必须寻求替代性方案，例如自行发展核武器，或允许他国在本国部署核力量。但现实已经表明，永久性同盟未必能够阻止核扩散：法国和英国分别于1952年和1960年获得本国核武器时，本身就都是北约成员。美国同样可以通过加强全球军控努力来缓解扩散风险，例如以优惠贸易安排为交换条件，换取有关国家接受对美国核保护伞覆盖范围的限制，或在更广泛安全架构谈判中同步削减美国自身核武库。如果某个正在考虑发展核武器的盟友，愿意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的核查与监督，美国也可以向其提供期限更长的协定，例如15年或20年的防务安排。

归根结底，美国横跨欧亚两端的庞大同盟网络，在北京和莫斯科看来，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五角大楼力量投射的延伸。只有对同盟体系进行实质性重组，美国才可能获得足够的可信度，进而真正改善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事实上，重塑美国自身的同盟安排，本身就可能成为重启对华、对俄关系的契机，并促使两国也作出相应让步，例如在三边军控问题上释放更多合作空间。

Permanent alliances may appear to offer stability. But flexibility is the truer source of strength and security.

美国必须认识到，既然其利益和未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盟友安排也不应如此。永久性同盟或许看似提供了稳定，但真正构成力量与安全基础的，其实是灵活性。

本文作者

Naman Karl-Thomas Habtom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

本文译者

覃筱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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