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400余组件云南省内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生动展现了云南地区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从徼外之邦到郡县之地的历史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西南夷多元族群文物首次进京展出，在史书中仅有只言片语的昆明族、哀牢族、劳浸族等西南族群被具象化。展览展出的珍贵文物（三级及以上）占比达50%以上，一级文物占比达20%。
“展览之前在云南省博展出，我们在此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云南位于西南边陲地区，很多人觉得它的文化很有特色、很古老神秘，我们这次就把它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拿出来，让首都观众一饱眼福。”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辛酉表示。
手持铁剑铜武士像、象牙形铜器等文物亮相
在展览第一部分，独立展柜中的手持铁剑铜武士像、青铜人物形杖首、金双耳罐一组、象牙形铜器等齐亮相，带领观众进入鲜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
手持铁剑铜武士像造型奇特，惹人瞩目。它出土于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人物通体着服饰，头部佩戴物的中间有凸起，好像是头盔。身上的衣饰宽大，与一般铠甲不同。左手残断，右手执物，推测为剑。人物深目高鼻，双耳外露，有穿孔，底部有卡口，像是某件大型器物的构件。
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的西汉手持铁剑铜武士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战国时期的青铜人物形杖首颇具神秘感。人物呈站立状，中空，左手略抬紧贴胸，右手略抬至腹部，左腰际有两根编结形带饰，头部额前有刘海，从背面看，头部都是编发。杖首出土时放置在两只对扣的铜杯内。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外来之物，是昆明人与外界交往的产物。
一组金双耳罐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据悉，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承载了特殊的情感内涵。这组金双耳罐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义，被赋予了贵重、神圣的意味。
在云南地区首次考古发现的、出土于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的象牙形铜器，整体形状很像象牙，内部中空。田辛酉表示，该器物说明当时保山地区有大象出没，该形制很可能是取材于当时的原生态环境。“关于器物的用途，它到底是武器、礼器，还是生活器，尚无定论，有待考古发掘研究进一步印证。”
滇人多居住于“干栏式”建筑中
步入展览第二部分“铜铸古滇”，古滇国的神秘气息扑面而来。一组房屋模型展示了滇人的居住环境。据介绍，滇人多居住于“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及东南亚地区，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发现，至西汉，建筑技术日臻完善。
“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以楼梯连接，人居其上，畜处其下，中间以木板和横梁等相隔。田辛酉介绍，这种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木桩上搭建架空于地面的二层及以上的房屋，使建筑具有通风防潮、防虫蛇等优势。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四舞俑铜鼓也颇有特色。该铜鼓的精美之处在于鼓面边缘插饰有四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他们向外而立，舞姿、服饰各异——其中二人头梳尖形发髻，腰别短剑，双手横伸上举做舞蹈状；另二人头戴高筒尖顶帽，右手持铃，左手持棒，做伴奏状。四人都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饰铜镯，前腹戴圆形扣饰，滇人形象跃然眼前。
三骑士铜鼓则体现了滇人超前的想象力。鼓面正中为十二角芒太阳纹，鼓胴、腰部有四对绳纹耳。鼓面边沿雕铸三骑士及一牛，骑士头戴盔，耳佩环，着对襟长衫，腰束带，佩长剑，双手控缰做前行状，马仰头翘尾，头部饰装饰面帘、璎珞。据目前研究，这件铜鼓鼓面上三个骑马武士的形象，可能是滇人崇拜的战神或保护神。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西汉三骑士铜鼓。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珠被”是滇文化大型墓中常见的葬具，其作用意义和“金缕玉衣”相近。展览对“珠被”的局部做了呈现，原件用大量金、玉、玛瑙、绿松石、玻璃制作成各种管、珠、扣等形式的饰件，缝缀在一块白色帛布上，大概呈长方形，宛如用珠宝缝缀的“珠被”。由于帛布朽殁，出土时多已散乱。
“滇国相印”封泥等印证西汉中央对西南边疆的行政管辖
展览的一大看点是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封泥和瓦当，首次亮相京城。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它们还原了尘封2000多年的治理细节。
展览展出代表性文物“滇国相印”封泥，这是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出现“滇国”二字。“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的事务均由“相”负责掌管，并督导诸侯王。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西汉“滇国相印”封泥。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一组组瓦当、简牍，为研究秦汉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行政管理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例如，展览展出的简牍“滇池以亭行”署，为秦汉文书传递时使用的题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为收信地址及传行方式——“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以亭行”是传行方式，即取道乡亭传递邮书，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邮亭系统。这枚简牍的出土地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滇池县廷。
嵌宝石龙虎纹金牌饰做工精美。此带扣以裁剪成型的金片制成，前圆后方，呈马蹄状。器物前段有条弧形穿孔用以系带，边缘若干小孔用以固定在带子上，表面以锤揲工艺成型的高浮雕龙纹为主体纹饰，龙纹左侧饰一虎纹，并运用錾刻工艺装饰细部的短线纹、圆点纹等。扣面原本镶嵌有十颗宝石，发现时仅残留一颗绿松石珠。龙虎搭配的图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权与王权的关系，可能是中央赐予地方诸侯的信物。该文物和“滇国相印”封泥、“滇池以亭行”简牍、“益州太守章”等，共同印证了西南夷从“徼外之邦”到“郡县之地”的关键转折。
“大家在看展览的过程中，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些器物及其折射的文化很特别、与众不同，看到后面会发现，它慢慢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脉络。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云南是怎么一步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版图之中，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经典的地区样本。”田辛酉说。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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