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政治正确”路线的苻坚大帝，最终败于华美的理想|华美|苻健|苻坚|苻洪|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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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嘲笑讥讽一个身怀理想的人。

他失败了，或许只是因为他的理想太超前了，“混六合为一家，同有形为赤子”的华美梦想，还要再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才会成为可能。

苻坚（338年～385年10月16日），字永固、文玉，祖籍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出生于邺城，氐族。前秦第三位君王，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景明帝苻健之侄，文桓帝苻雄之子。

对待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这个“尊重”最基本的含义，应是“客观”。

现在太多为了标新立异而反转历史人物的现象，或洗白、或抹黑，为了得出一个惊世骇人的结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莫须有的手段都上来了，很有点欺负死人不能说话的意思了。

比如苻坚，这位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天王，这位统一黄河流域、终其一生也末称帝的北方霸主，或被描述为只怀妇人之仁而无帝王心智的庸人，或被讥为慕虚荣贪虚名大言炎炎的妄人，甚至有的挑起族群矛盾，一味拿苻坚的氐族身份说事儿。

十六国时期，是那个时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代表华夏正统的晋王朝南渡，凭江而据，广袤的北部土地上异族蜂起，豪杰遍地，在大大小小的政权此起彼伏之间，苻坚的前秦帝国能脱颖而出，统一北方，自然有他的道理所在。

苻坚固然脱离不了他的氐族身份属性，但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个帝国级的政治集团一旦建立，必然会面对比部落、军阀机制复杂一万倍的统治局面，如何适应这个局面？只能有一条路，那就是这个政治集团一定会华夏化——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模式，就是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比较成熟的模板。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将匈奴人建立的汉赵称为匈奴国家，将鲜卑人建立的前燕称为鲜卑国家，更没有将苻坚的前秦称作氐族国家，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汉族人建立的秦、汉、魏、晋称之为汉族国家的习惯，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集团并非是以某个族群为单位而进行活动，作为一个政治体，他们关注的无非是两点，一是这个政治体如何获得合法性，所谓合法性，也就是获得包括异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二是这个政治体如何巩固、延长自己的统治。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能是政治体的华夏化，要想超越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模式，或完全另起一套炉灶，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中国历史文化而决定的。

想想一千多年后蒙元、满清，想想中国人民推翻帝制曲折而艰苦的过程吧，就知道这实在是大不易。

苻坚的前秦帝国，正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中期，前面已有成汉、前赵、后赵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而给出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汉文化修养、有着“混一六合”志向的君主，苻坚着力打造的，早已不是族群化、部落化、军阀化的低级政治体，而是向着华夏帝国模式转变的高级政治体。

这就是苻坚的政治正确性所在，他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柏杨之所以将苻坚齐名于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康熙，称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仅此五人可冠以“大帝”之称，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苻坚，一个有着积极进取心，政治完全正确，却在最高峰处骤然坠落的苻坚形象，或可跃然于我们面前。

说苻坚政治正确，得先说他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污点”，就是他的上位。

苻坚的上位，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几分相像，都是发动宫廷政变弑其兄而得大位。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苻坚，大多是赖《晋书》所记，而《晋书》，则是唐太宗下诏、房玄龄等人所著。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苻坚所弑其族兄苻生，被《晋书》描绘成了一个残酷暴烈的无道之君；而苻坚的形象，则是“伟光正”，宽厚、仁义、爱民，一幅天降大任而不得不干的样子。

事实上，苻生的所为与苻坚的政变，都深刻反映了前秦帝国当时的治理困境。苻坚如果不行“政治不正确”之事，那他之后的“政治正确”也无从施展。

前秦政权的肇始者是苻坚的爷爷苻洪。

苻氏世为略阳郡临渭县氐族的一个部落小帅，永嘉之乱时，苻洪率族人自保而组建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集团，投靠前赵，前赵灭亡后降后赵，曾出任龙骧将军，封西平公，驻守枋头，后参与平定段辽、梁犊之乱，屡立战功，遭后赵皇帝打压，转而投东晋，350年，苻洪击败羌族姚襄，在枋头自立，自称大单于、三秦王，设置僚属，不久被后赵旧将麻秋毒害，其子苻健代统其众。

苻健自枋头而西，入长安，据关陇。351年，苻健称大秦天王、大单于。一年后正式称帝，国号大秦，定都长安，史称前秦。

由前秦立国过程可以看出，前秦这个政治集团，就是由少数民族的一个军事集团演化而来，少数民族的军事集团往往有一个特征，就是比较“民主”，其首领往往是由族群人士共同推举。

苻洪即是如此，他的首领地位就是由族人人蒲光、蒲突所推选，这种“民主”大大降低了首领的权威性，作为一个小的族群部落、军事集团是可以的，甚至还有好处，有事儿大家多商量着来，但在进化成高级政治体后，这种“民主”的弊病就大为显露了，作为首领没有绝对的权威，统治基础很不牢固。

作为苻洪来讲，很长一段时间，他和部属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分，他们都是某个皇帝之下的臣子，只不过苻洪是他们这个氐族小团体的“头儿”而已，况且苻洪的出身也并非显赫，只是“部落小帅”，这就像一群哥们儿拥护一个带头大哥出去打天下，哪怕这个带头大哥成为皇帝了，大家还是视他为大哥，既然是“大哥”，那就谁都可以当，不定哪天哪个小兄弟就把大哥给干下去了。

后世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其实面临的也是这种尴尬的境地，只不过他玩儿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码，但苻洪、苻健都没有机遇、条件这么玩儿。

苻洪在后赵时期，因军功封西平郡公，但“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苻洪带军也不过万人，但封爵为侯的就有两千多，这两千多也就成为了日后所说的“枋头权贵集团”。

苻洪自立后没多久即被毒杀，苻健在位仅四年，他的任务是抗击外患、巩固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还依靠着这些将领打仗，不可能去建设高级政治体的模式，这个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继位的苻生身上。

苻健病危时，即发生了一起宗室企图夺权的政变，颇有军功的苻菁，也就是苻健的另一个侄子带兵入宫，幸苻健强撑病体“升端门陈兵”，这才化解了这场政变。

可想而知，当时的前秦，其政治权力的传承并不稳固，族群部落制、军阀集团的作风还很盛行，这对皇权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鉴于此，苻健临去世时，作了如下政治安排——

“以大司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

这些人大都是枋头集团的元勋，只有一位是宗室，即大司马、武都王苻安。

这充分反映了苻氏皇权的困境：一方面要防范苻氏宗室内部的政变，不得不依赖军事权贵，所以只能让苻氏一人进入辅政团队，但另一方面这些军事权贵对皇权也并非毫无威胁，所以把军事权交给苻安。

纵然如此，苻健还是不放心，又私下嘱咐苻生：“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

这些辅政大臣如果不听话，就渐渐地除掉他们。隐含的意思还是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不能相信这帮老家伙。

苻生即位后，忠实地执行了这一“遗嘱”。

也因此有了《晋书》中苻生严酷暴烈、无道昏君的形象。

只有把苻生塑造成这样的形象，才会有苻坚上位的正当性，当然，更重要的，这是在为李世民张目。

事实上，苻生在位两年，所杀大臣，都自有原由。

一是外戚集团，左光禄大夫张平是苻生母亲的弟弟，车骑尚书梁楞、左仆射梁安皆是苻生妻子梁氏一族。

二是大族势力，侍中丞相雷弱儿，有九子二十七孙；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有七子十孙，可知其家族势力庞大，况且雷弱儿、梁安等人早就有通晋之嫌。

诛除这些严重威胁皇权统治的势力，对一个帝国来说不过是正常操作，但到了苻生这里，就被大肆批判，可知我们对历史的不够“尊重”是自有其来的。

恶名让苻生背了，便宜让苻坚占了。

苻健万分担心的宗室政变，还是发生了。

东海王苻坚是苻健的另一个侄子，357年，挟翦除羌族首领姚襄的余威，利用重臣对苻生日益不满的情绪，苻坚、苻法两兄弟带兵入宫，“宿卫将士皆舍杖归坚。生犹昏寐未寤。坚众既至，引生置于别室，废之为越王，俄而杀之”。

苻生的统治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颠覆了，史称云龙门之变

史书中对苻坚政变的描述，是一个受到皇帝威胁而不得不这么干的一个过程。

这无非是为了说明苻坚上位的合理性罢了。

事实上，苻坚发动政变，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

作为苻氏家族中的天才少年，更有无数谶文传言加身，苻坚名字，即取自 “草付臣又土王咸阳”，传说这是苻坚背后显露的字迹，“草付”是“苻”；“臣又土”是繁体的“坚”，也就是说，他将来要在咸阳称王立国。而他少年时就有无数的看相人断言他有“霸王之相”。

从小就获得了无限期许，长大后更是潜心研读经史典籍，立下“混六合为一家，同有形为赤子”大志，结交当世豪杰，朝野之中享有盛誉，这样的一个皇家宗室子弟，你要说他没有当皇帝的心思，恐怕也难。

苻坚翦除姚襄后，其旧将薛赞和权翼归降，成为苻坚心腹，他们劝苻坚“如今主上残忍暴虐，搞得全国人心离散。常言说得好，有德者昌，无德者亡。神器业重，不要让政权落到外姓之人手中，希望殿下早作打算，行商汤、周武王之事，以顺应天意民心。

强汪、梁平老等军事权贵亦劝苻坚取而代之。

取得了诸方支持，苻坚还不放心，又去征求吕婆楼的意见。

吕婆楼是与苻洪一辈的老人，其儿子吕光，即是日后后凉的开国君主。

吕婆楼向苻坚推荐了王猛。

王猛是汉人，出身寒门，才学识略过人，曾为桓温所邀，不就。

这次见到苻坚，王猛认为苻坚是自己的刘备，苻坚认为王猛是自己的诸葛亮，就此开启了一生的合作。

在王猛的策划下，苻坚终于出手了。

要说策划之严密，就连苻生身边的宫女都收买了。

苻生也预感到苻坚兄弟会闹点事儿，晚上时说了句“明天就杀了苻坚苻法”，宫女听到后赶紧给苻坚报信，这才有了苻坚苻法带兵入宫，宫中守卫倒向苻坚（当然守卫都收买了），政变轻松成功！

政变成功后，苻坚假意让哥哥苻法登大位，苻法哪敢，推辞说自己是庶出，还是你来吧。

苻坚这才即位，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号天王而不称皇帝；第二件事，就是杀掉苻法。

称王而不称帝，是苻坚心向华夏，自知眼下这个政权，无论是疆土还是建制，都远远无法达到华夏正统的地步，所以他自降称号，也暗含了自己“混六合于一家”的志向，待到那时，堂堂正正做华夏的皇帝！

杀苻法，则展现了苻坚心狠手辣、快刀斩乱麻的一面。苻法与自己共同政变，这个功劳怎么算？功大到了无以封的地步，为不留后患，只能杀掉，哪怕是自己的亲哥哥！

了解了苻坚上位的全过程，你还会认为他是一个只有妇人之仁的宽厚君主吗？

还是那句话，坐在这个位子上，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巩固、扩张皇权，向着成为一个高级政治体的方向转变！

从他篡夺大位的那一刻起，他就把政治正确摆上了台面，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已。

苻坚的手段，就是树立政治正确的形象，向华夏政权学习，汉文帝是他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

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之下，从华夷有别，互相仇视，到异族建政，胡汉分立政策不断破产，慢慢转向承认胡族建政的权力，谁占领长安、洛阳二都，谁就有了称之为“中国”的资格，到了苻坚这里，前秦早已拥有长安、洛阳，但他对自己是否可称之为华夏正统其实还是不自信的，因为他知道，长江南边的晋王朝，随着衣冠南渡，已将华夏文化传统带入南方，北方不过是胡族厮杀的巨大斗兽场。

因此，自己要实现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正统王朝，只能也必须要南渡！

这成了苻坚心心念念的毕生目标与功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以自己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为指导开始建设前秦帝国，最重要的方针就是政治平衡，攻与守的平衡、胡与汉的平衡、降将与旧勋的平衡等等，这些手段大都是同时施展，下面咱们只能分而述之。

首先是攻与守的平衡。

攻是指开疆拓土，守是指境内安宁。

作为一个弑兄上位的君主，自己的威望如何建立？毕竟作为一个皇帝，光靠着谶文迷信是无法巩固自己的皇权的，况且前秦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一个军事集团演化而来，通过战争开疆拓土无疑是增加自己统治合法性、树立权威、巩固皇权的灵丹妙药。

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即穷兵渎武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拖累国内经济民生发展，有可能引发民众不满而危及自身统治。

毕竟在这两点上，华夏王朝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苻坚深知这一点，对此他是两手抓的政策。

在上位的最初几年，苻坚着力恢复民生，改善凋敝的社会状态。

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不同，氐族虽是胡族，但由于他们很早就迁往内地，他们并不以骑马弯弓为长，而是以农耕为生，就连他们的姓名，也大多和汉人无二，可见氐族是个汉化程度很深的民族。

苻坚又受过系统、严格的儒家文化训练，所以他很重视民生，他知道民生与政权的兴衰息息相关。

苻坚重视农业生产，推出一系列措施劝课农桑，“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坚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等等，以大力恢复农业生产。

苻坚还倡导勤俭节约，“是秋，大旱，坚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留心儒学，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

经过几年的潜心发展，前秦逐渐繁荣昌盛。“关陇清宴，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在国内安定的同时，苻坚开始对外用兵，开疆拓土，370年灭前燕，374年夺东晋益州，376年灭前凉和代国，至此宣告统一中原；382年控制西域，使得前秦疆土扩大到了西域和大漠地区，仅从版图上来看，甚至比东晋还要广阔。

一系列的对外作战胜利，不仅扩充了版图，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巩固稳定了苻坚的皇权。

二是胡与汉的平衡。

也就是民族关系的处理。民族关系主要涉及汉族与胡族。

无庸讳言，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胡族的势力必然要强过被统治的汉民族。那么苻坚作为有着建设华夏化的高级政治体、实现“天下一家、同为赤子”梦想的政治家，最难处理的也就是民族关系问题了。

苻坚采取的是扬汉抑胡的政策，其实这一扬一抑，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从胡汉失衡达到胡汉平衡。

首先苻坚重用以王猛为代表的汉人政治家，放手让他们打击胡族豪强勋贵。

苻坚甫登大位，就把王猛派到了始平县任县令，王猛这样的人才就给一个外商独资的县令？

当然这里面大有深义。

前面说过的“枋头勋贵集团”，在前秦立国后，大多定居在始平县。让王猛这个汉人去这始平县，摆明了就是要打压这些胡族勋贵势力。

《晋书》载：“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之。”

在胡汉的首次交锋中作为汉人代表的王猛便遭到了所谓“百姓”（实际上是勋旧势力）的强烈反抗。

那么作为苻坚来讲，他也不能公开与这些胡族势力分裂，那样照样会损害自己的皇权统治，于是他装模作样审问了王猛几句，然后得出结论，王猛就是我苻坚的管仲、子产啊，由此向胡族势力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像是苻坚与王猛策划的一出唱给胡族势力的戏码。

由此代表汉族势力的王猛、包括邓羌获得极大权力，放手打压胡族势力，“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也就是说，从地方的始平县，到京城长安里的胡族勋旧势力，全方位现遭到了汉族势力的打压，双方逐渐儿得了平衡。

当然，苻坚这样做，一来是出于政治正确的民族平等，二来也实现了自己清除勋旧势力对于自己大位的威胁，只不过他是打着法治、民族平等的旗号来代替了苻生的滥杀，起到了分化瓦解勋旧势力的作用。

其次是用华夏思想来武装胡族的头脑，以儒家文化去除胡族部落、军阀习气，以此来获得民族平衡与融合。

儒家的经学是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体系，强调的是上下等级、君尊臣卑、忠君孝悌等观念，这些观念在胡族当中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在十六国乱世，甚至不少汉人也抛弃了这些观念。

苻坚将儒家教化捡了起来，以此武装各民族的头脑。

苻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

无论你是哪族子弟，想当官吗？要“通儒”才行。苻坚曾经“一月三临太学”大力倡导儒家学说。

372年，苻坚在巡视考核太学时，一次就对成绩优异的八十三人全部授予官职，这对推动儒学的传播可谓是激励人心。

苻坚推行的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政策，既有利于民族融合，也使得他招徕更多的士人知识分子，使得前秦帝国更具泱泱华夏之风。

苻坚的这些努力，当然不会一时半会儿就见效，但确实是潜移默化改变了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精神面貌。

三是降将与旧勋的融合。

对待降将的态度，是苻坚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苻坚坚持仁义、道义立国的政治正确，期望以“德”招徕远人、抚化四方。

这一点，在他与王猛的对话中鲜明体现出来。

369年，前燕政权内讧，慕容垂父子来投，苻坚亲自迎接并给予重用。

王猛觉得这事儿不对，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

苻坚是这么说的：“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

苻坚的话，很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广招贤才以助自己“混一六合”；以诚信立国，讲究德治。

在这种正统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苻坚在灭前燕后，慕容暐被封新兴侯，慕容评为给事中，前燕将士也多有封赏。对于匈奴左右贤王的叛乱，在降服后不但不加惩罚，反而让他们继续统率自己的部落。

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羌族的首领姚苌等。

那么苻坚是真的看不到这么做的危害吗？

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这点眼光还是有的，那他执意这么做，也就是必有他更深一层的考虑。

第一，这么做会给自己的统治“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处。

第二，这些人既然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来降自己，他们今后的境遇就只能仰仗于自己，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待遇，他们“降虏”的帽子很难摘掉。

第三，这些人正好和勋贵集团形成互相牵制，达成平衡，皇权更为稳固。勋旧集团的政治诉求是要分苻坚的皇权以共治，有非分之想的则是取苻坚而代之；但这些异族降将的政治诉求低点的也就是在前秦政治集团中仰苻坚鼻息分得一杯羹安稳度日，高点的无非就是图谋潜回旧地以复国。他们的政治诉求完全不同，这两股势力不会合流形成对苻坚皇权的威胁。

第四，政治权益的争夺使得他们势同水火。勋贵集团不满这些地位卑下的“降虏”与他们分享权利，多次建议苻坚将他们诛除。但因为苻坚的坚持，这些异族降将依然葆有一定的地位。如果勋旧势力颠覆了苻坚的皇权，那么他们的命运也可想而知，所以他们一定会竭力维护苻坚的皇权；而面对他们有可能的叛乱复国，勋旧集团则是和苻坚站在同一条战线，因为如果放任他们作乱，那勋旧集团也可能成为亡国之虏，这当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上面几点层层递进的分析，才是苻坚优待降将的深刻原因。苻坚所需要作的，就是把握好平衡——在利用异族集团制衡勋旧势力与利用勋旧集团压制异族集团分裂国家之间的平衡。

这无疑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平衡术游戏，但苻坚自信，他能把握好。

因为，他还另外加了“保险”——对灭国的宗室，将他们连根拔起，阖族迁往长安，放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然后以能臣镇戍新增的国土，王猛就干过这活儿，苻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循行关东州郡，观省风俗，劝课农桑，振恤穷困，收葬死亡，旌显节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变除之”，这就是恩威并施了。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还曾分派关中氐人十五万户配属各重要方镇，这些被“分封”将领的镇戍地，大都是灭国旧地，而且去的大都是苻氏宗室。

加上这些“保险”，苻坚对这套平衡术确实也就把握得比较好，一直到淝水之战前夕，他的这些平衡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彻底扭转了前秦帝国君弱臣强的局面；勋旧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君主权威得到了切实的加强。

而苻坚，既获得了面子上的政治正确，又获得了里子里的皇权巩固。

但是，历史的发展的就是这样，当你处于高峰之时，要做的，不是继续向高处攀爬，而是首先确保自身在高处的安全。

于是，苻坚的“但是”来了。

是的，淝水之战来了。

很多人质疑苻坚为什么不听王猛的临终遗言，非要出兵东晋。

其实并非不听，而是不能听。

王猛的遗言是这样的：“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遗言有两点内容：一是劝苻坚不要去招惹东晋，原因是东晋乃华夏正统王朝，且内部安定。二是安定境内，除去鲜卑、羌族两个敌对族群。

分析这两点内容，第一点，不是暂时不去打东晋，而是“勿以晋为图”，就是永远不要打东晋的主意，这相当于让苻坚抛却了“六合混一”的志向，更是否定了苻坚作为氐族人士向往成为华夏正统的美好理想。

第二点，鲜卑、羌族的宗室、首领都在长安，他们早晚为祸，还是要除掉的好。这是直接否定了苻坚降将与勋贵平衡的政策。

这两点加在一起，更是否定了苻坚这么多年来的政治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