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盛夏，我是我们镇上第一个考上省重点大学的女孩。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那天，我妈当着半条街邻居的面，把那张纸塞进了灶膛里。
她说，女娃子念什么大学，家里的钱要给你弟留着盖房娶媳妇。
我跪在灶台前从灰烬里扒拉，十根手指全是黑炭，可什么也没留住。
那天我发了一个毒誓——这辈子，再也不进这个家门。
27年后，央视的镜头对准了我的脸，我知道在千里之外某台破旧的电视机前，有几双眼睛一定正在发愣。
我叫许映真，1981年生人，安徽涡阳县下面一个叫许家洼的小村子。
村子不大，拢共百十来户人家，靠着一条发臭的河沟子，种麦子种黄豆，一年到头也刨不出几个钱。
我爸叫许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是身子骨不行，四十出头就得了肝上的病。
我妈叫周翠兰，娘家是隔壁周庄的，个子不高，嗓门大，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
我下面有个弟弟，许磊，比我小三岁，1984年生的。
在我们那个地方，生了儿子的女人腰杆子才能挺直，我妈生了许磊之后，走路都带风。
我爸活着的时候，家里还算过得去，虽然穷，但至少安稳。
1997年冬天，我爸没了。
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拖了不到三个月人就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下葬那天下着大雪，我跪在坟前哭得喘不上气，我妈站在我身后，一滴眼泪没掉。
她只说了一句话："哭什么哭，人死了还能活过来？回去做饭。"
从那天起，这个家就完全是我妈说了算。
那年我十六岁，在镇上读高中，弟弟许磊十三岁，刚上初一。
我爸走了之后，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剩那几亩地，加上我妈偶尔帮人做红白事赚的零碎钱。
日子紧巴，但也不是过不下去。
我之所以能继续读高中，不是因为我妈同意，是因为我的班主任周老师跑到我家来了三趟。
第一趟，我妈把门关了没让进。
第二趟，我妈开了门，听了两句就开始骂："你们当老师的就知道收钱，我们家这个条件你不是不知道！"
第三趟，周老师把学校的减免政策文件带来了，白纸黑字写着学费全免，还有每个月的助学金。
我妈这才松了口，但不是因为她想让我读书，是因为她一分钱不用出。
"不花钱就去，花钱免谈。"这是她的原话。
我至今记得周老师走的时候，在院子里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无奈。
高中三年，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
学费免了，生活费是周老师从自己工资里每个月挤出三十块给我。
我在学校食堂打工，中午帮忙刷碗洗盘子，能免一顿饭钱。
晚上别人都睡了，我就着走廊上的灯看书。
不是我多勤奋，是宿舍的灯十点准时断电，我买不起手电筒。
但我从来没觉得苦，因为我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从高一到高三，没有掉下来过。
老师们都说，许映真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而我妈对我的成绩从来没过任何反应。
倒是我弟许磊，初中三年成绩稳定倒数，有一回考试语文居然考了六十一分，我妈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那天晚上，她杀了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炖了一锅汤。
我放学回来闻到肉香，以为是过年了——我们家平时连肉都舍不得买。
"弟弟这回考得好，奖励奖励他。"我妈端着鸡汤往许磊碗里舀，一块一块的鸡腿鸡翅都堆在他碗里。
我坐在桌子另一头，面前只有一碗白粥和半块咸菜。
我没吱声。
许磊嘴里叼着鸡腿，含含糊糊说了一句："姐，你不馋啊？"
我说不馋。
他嘿嘿一笑："那我全吃了啊。"
我妈在旁边笑："吃，儿子多吃点，正长身体。"
那只母鸡，是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喂的，下的蛋也是我拿到集市上去卖的。
我一口都没吃到，连汤都没我的份。
但我忍了。
我告诉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我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一切都会好起来。
1999年高考，我是我们镇上唯一一个过了一本线的学生。
这个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许家洼。
安徽农业大学，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简直就是天上的学校。
镇上的李镇长都亲自到我家来恭喜，说这是我们镇的光荣，要给我开表彰会。
邻居们进进出出，有人搬了凳子坐在我家院子里嗑瓜子，有人追着我问大学里是不是有楼梯有洋房。
那天我妈不在家，她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去周庄赶集。
我站在院子里被人围着，手里攥着那张通知书，心跳得快得不行。
我终于等到了。
十八年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录取通知书是淡黄色的纸，上面印着红色的校名和校徽，端端正正写着"许映真"三个字。
我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
下午四点多钟，我妈从外面回来了。
她一进院子就看到那些邻居，脸色瞬间就变了。
"你们都聚在这干啥？"她声音里带着不耐烦。
赵婶子笑着迎上去："翠兰，大喜事啊！你家映真考上大学了！省里的大学！"
我妈停住脚步，眼睛眯起来，没说话。
我从人群里走过去，把通知书递到她面前："妈，你看，我考上了。安徽农大，学费一年两千三，住宿费六百——"
话还没说完，她一把把通知书从我手里夺过去了。
我以为她要仔细看看，心里还涌上一丝期待——也许她会高兴的，也许这一次她会夸我一句。
但她连看都没看。
她攥着那张通知书，大步走向灶房。
我愣了一下，然后一股凉意从脚底窜上来。
"妈！你干什么！"
我追过去的时候，她已经把灶里的余火拨旺了，通知书被她揉成一团，塞进了火堆里。
"妈！！！"
我扑过去，手伸进灶膛里去扒，火舌舔上我的手指，疼得我倒抽一口凉气，但我顾不上。
可纸太薄了，火又旺，我扒出来的只有一角焦黑的碎片。
其余的，全化成了灰。
我跪在灶台前，满手是灰和血泡，眼泪砸在黑灰里，发出滋滋的声响。
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涌到灶房门口，一个个目瞪口呆。
没有人说话。
连空气都是静的，只有灶膛里的火还在噼啪响。
我妈站在我旁边，拍了拍手上的灰，面无表情。
"别哭了，丢人现眼。"她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天晚上吃什么一样。
我抬起头看着她，眼泪模糊了视线，但我把她的脸看得清清楚楚。
那张脸上没有一丝愧疚，没有一丝犹豫，甚至连一丝不忍都没有。
"妈，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低头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一个不听话的牲口。
"女娃子念什么大学？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你弟过两年要盖房子娶媳妇，家里一分钱都不能动。"
赵婶子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小声说："翠兰，那不是才两千多块钱的事嘛，孩子考上了不容易——"
"你闭嘴！"我妈扭头冲着赵婶子吼了一声，"我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来管！"
赵婶子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了。
其他邻居也纷纷往后退，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
我跪在地上，双膝酸麻，可我站不起来。
不是因为腿软，是因为心里那根撑了十八年的弦，在这一刻彻底断了。
许磊从外面晃进来，手里拿着半块西瓜，嘴角还滴着红色的汁水。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上的灰，眨巴眨巴眼睛。
"咋了这是？谁惹我妈生气了？"
没人回答他。
他耸耸肩，咬了一口西瓜，吧唧着嘴转身走了。
那一口西瓜的声音，我记了二十七年。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
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里，坐在床沿上发了整整一夜的呆。
月光从破窗纸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我手上——十根手指红肿发黑，有两个指头烫出了水泡，一碰就疼得钻心。
但手上的疼比不上心里的。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考了全校第一名。
那天我一路跑回家，书包在身后晃荡，鞋子跑丢了一只都没停下来。
"妈！妈！我考了第一名！全校第一名！"
我把卷子举过头顶，兴冲冲地递到她面前。
她正在院子里搓衣服，看都没看一眼。
"别在这碍手碍脚的，猪圈里的猪还没喂，快去。"
我愣了几秒钟，手慢慢放下来。
"妈……你不看看吗？老师说我是全校最——"
"看什么看？又不能当饭吃。去喂猪！听到没有？"
我攥着那张卷子，一个人走到猪圈旁边，蹲在猪食槽子跟前哭了一场。
猪在旁边哼哼唧唧拱我的腿，我觉得自己连那头猪都不如——至少猪还有人按时喂。
那张卷子后来被我叠好夹在课本里，保存了很多年，直到被虫子蛀烂了。
还有一件事我忘不了。
初二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学校放了两天假。
我借了同学一本物理课外书，想趁着假期看完。
白天家里事多，我只能等晚上。
我们家没有电灯——准确地说是有线，但我妈不舍得用电，说电费贵。
她平时用的是煤油灯。
那天晚上我把煤油灯端到我那间小屋的桌子上，就着豆大的灯火看书。
大概夜里十一点多钟，我妈突然推门进来了。
我还以为她有什么事，抬头刚要说话。
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刺骨的、透心凉的冷水，夹着冰碴子，浇得我整个人直打哆嗦。
书也湿透了，字迹洇成一片。
"大半夜不睡觉点什么灯！煤油不要钱的？！败家的东西！"
她骂骂咧咧地收走了煤油灯，摔上门走了。
我坐在黑暗中，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可我一声没哭。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不像我妈。
哪有妈是这样的？
同村的王秀芬，她女儿成绩不如我一半好，王秀芬还天天接送，生怕冻着饿着。
可我妈，恨不得我压根不存在。
高三那年，有一次月考我退步了，从第一名掉到了第三名。
周老师在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最近状态不太好，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说没有。
周老师叹了口气："映真，你回去跟你妈说一声，我过两天上你家去一趟，商量一下你高考报志愿的事。"
我浑身一僵。
"老师，别去了，我妈她……她不管这事。"
"那怎么行？高考是大事！你的水平，冲一本没问题，但志愿怎么填，学费怎么解决，总得跟家里商量。"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老师，我妈不会出学费的。"
周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眉头。
过了两天，周老师还是去了。
她站在我家院子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份高校招生手册。
我妈坐在门槛上剥花生，头也不抬。
"许映真她妈，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周老师开口了，"你家映真成绩非常好，今年高考很有希望考上好大学。大学的学费现在有助学贷款政策，可以——"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我妈打断了她，嗑了一颗花生仁丢进嘴里，"她一个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还能补贴家里。"
周老师急了："许映真的成绩在全县都排得上号！这种孩子不让她上大学，太可惜了！"
我妈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花生皮，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周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那么会读书，现在不也就是个乡下教书的？我看读书也没读出什么名堂来。"
周老师脸色涨红，嘴唇哆嗦了几下，没接上话。
我站在厨房门后面偷听，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周老师最后还是走了，走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说过了，心疼和无奈。
她走了之后，我妈把我叫到院子里。
我以为她要骂我——因为让老师上门丢了她的面子。
果然。
"你让你老师来我家是什么意思？！让全村人看我的笑话？！觉得我不让你读书我虐待你是不是？"
她一巴掌扇过来，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你给我听着，高考你爱考不考，考完了你就给我出去打工！大学？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我捂着脸，一个字没说。
但我心里暗暗发了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离开这里。
至于学费，到时候再想办法。
后来的事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考上了。
而我妈的回应是把通知书塞进了灶膛。
通知书被烧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走。
不是去上大学——那张通知书已经变成了灰，我联系不上学校，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让我窒息了十八年的牢笼。
凌晨三点，天还黑着，我从床上起来收拾东西。
我的全部家当——三件换洗衣服，一条旧毛巾，一把断了齿的梳子，还有那一角从灰烬中抢下来的焦黑纸片。
我把它们塞进一个蛇皮袋里，蛇皮袋是去年秋天装化肥用的，上面还印着"尿素"两个字。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四十三块钱。
这是我高三一年在食堂打工攒下来的，一块两块地凑，攒了整整一年。
我把钱揣进内裤的口袋里——蛇皮袋万一丢了，钱不能丢。
收拾完东西，我轻手轻脚走出了我的小屋。
月光照着院子，一切安静得可怕。
我路过弟弟的房间，脚步顿了一下。
门缝里透着微弱的光，我听见里面有滴滴答答的电子声。
他在玩游戏机。
那是前两天他从邻村一个同学那借来的，已经连着玩了好几个晚上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大概半分钟。
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跟他道别？想看他最后一眼？还是想问问他，你知不知道妈做了什么？
可他连抬头看一眼的兴趣都不会有。
我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院门是木头的，开关会吱呀响，我把它抬起来一点，减少了些摩擦，还是发出了很轻的一声。
我停下来，屏住呼吸听了几秒钟——堂屋里没有动静，我妈还在睡。
我闪身出了院子。
村道上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养鸡场传来零星的鸡叫声。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口走，蛇皮袋在肩上晃荡，凉风吹得我打了个寒战。
走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面，我碰见了人。
赵婶子。
她蹲在树底下，身边放着一只扁担和两个空桶——她是要去河边挑水。
我们村吃水不方便，很多人家天不亮就去挑。
"映真？"她站起来，借着月光瞅了瞅我，"这么早你去哪？"
我把蛇皮袋往肩上紧了紧："赵婶，我出去打工。"
赵婶子愣了一下，又看了看我的蛇皮袋和我脸上的表情。
她大概想起了昨天下午的事。
"闺女……你妈她……"她嗫嚅了几下，"她也是为了你好，你别怨她。女孩子嘛，在外面——"
"赵婶。"我打断了她。
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走了。"
赵婶子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走了大概二里地，到了通往镇上的柏油路，远远看见有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
我拦住了那辆拖拉机。
开车的是邻村一个中年男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许德厚家的闺女。
"去镇上？上来吧。"
我坐在拖拉机的车斗里，颠得屁股疼，可我一点也不在意。
风吹着我的头发，天边慢慢亮了起来，一条红线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我没哭。
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到了镇上，我买了一张去合肥的长途汽车票，二十八块五毛钱。
买完票我身上只剩十四块五了。
汽车上闷热得很，座位又硬又窄，旁边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一直在哭。
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农田一块一块往后退。
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去镇上上学的时候，每周都要走。
但这一次，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四个小时后，大巴车到了合肥。
我背着蛇皮袋站在省城的汽车站门口，眼前是乌泱泱的人群和密密麻麻的高楼。
我从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
身上只有十四块五毛钱，我不认识任何人，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我不害怕。
一个被自己亲妈烧了前途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就是死。
但我不会死。我要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合肥的故事，说来话长，但在这里我不打算细讲。
只需要知道——我活下来了。
最开始我在饭店洗碗，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在建筑工地上搬砖。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有过睡天桥底下的日子，有过一天只吃一个馒头的日子，有过被工头欠薪三个月、差点去讨饭的日子。
但我一直没有放弃一件事——读书。
白天上班，晚上我就去书店蹭书看。
合肥有个新华书店，营业到晚上九点，我每天下班之后就钻进去，站着看到人家关门撵我走为止。
后来我攒了一些钱，开始买二手教材，报了自学考试。
2002年，也就是我出走三年之后，我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
2004年，专升本。
2007年，考上了研究生——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
对，就是八年前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所学校。
命运就是这么讽刺。
它绕了一个大圈，把我从灰烬里又拉了回来。
读研的时候我二十六岁了，比同班同学大了好几岁，但我不在意。
我的导师叫陈伯年，是搞旱区作物育种的。
他第一次见我就问："你为什么选这个方向？"
我说："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想让地里多长粮食，让种地的人少受点苦。"
他看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好，那就跟我干。"
从那以后，我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和试验田里。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研究院工作，从助理研究员做起，一步一步往上走。
我没有家。
准确地说，我有过一段婚姻——2011年结的婚，对方是研究院的同事，人很好，可是过了两年就离了。
原因很简单：他想要孩子，而我不想。
不是不喜欢孩子，是我害怕。
我害怕自己会变成我妈那样的人。
这种恐惧深入骨髓，我控制不了。
离婚之后我再也没有进入过任何一段感情。
同事们只知道我是个工作狂，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整天泡在实验室和田间。
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
我把"许家洼"三个字从我的生命里彻底删除了。
二十七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寄过一封信。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来处的人。
2026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整理一份课题报告。
窗外的玉兰花开了，白花花一片，风吹过来有很淡的香气。
电话响了，是门卫打来的。
"许院长，门口有个人找您，说是您弟弟。"
我手里的笔停住了。
"什么？"
"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的样子，穿得挺旧的，说他叫许磊，是您亲弟弟。"门卫顿了一下，"您看要不要让他进来？"
我心跳骤然加速。
整整二十七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二十七年。
"不用。"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告诉他，他找错人了。我没有弟弟。"
我挂了电话，手指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坐到了深夜，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我脑子里全是十五岁的许磊坐在堂屋里吃西瓜的样子——吧唧吧唧的声音，红色的汁水顺着下巴流。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进研究院大门的时候，看到门口的石墩子旁边蹲着一个人。
瘦，很瘦，颧骨凸出来，头发乱糟糟的夹着白丝，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裤腿上有泥点子。
他看到我的车，猛地站起来，朝我这边跑了两步。
我加速开过去了。
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站在原地，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根没人要的电线杆子。
第三天，他还在。
第四天，他还在。
第五天下着雨，我以为他会走了。
可他没有。
他浑身湿透地蹲在那里，缩成一团，看起来像一条被人丢在路边的野狗。
我的助手小刘忍不住了："许院长，门口那个人到底什么情况？要不要报警？"
我沉默了一会儿。
"不用。我去处理。"
我打了一把伞走到大门口。
他看到我出来，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弹起来，踉踉跄跄跑过来。
"姐！"
他站在雨里看着我，浑身都在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激动的。
"姐，我找了你三年。"
他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
我看着他，这张脸上依稀能看出当年那个十五岁男孩的影子，可岁月在上面刻满了疲惫和沧桑。
他才四十二岁，看着却像五十多。
"我不是你姐。"我的声音很冷。
"你是！"他往前迈了一步，雨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来，"你就是许映真！你是我姐！许家洼的许映真！"
我咬了咬牙。
他突然扑通一下跪在了水泥地上，溅起一片水花。
"姐！我求你了！见我一面行不行？就一面！"
"你让我跟你说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我站在伞下看着他跪在雨里，心里面翻江倒海。
恨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可那恨意里面，掺着一点我不愿承认的东西。
那是血缘。
二十七年断不掉的血缘。
我深吸一口气。
"起来。"
他愣住了，瞪着眼看我。
"明天下午三点，研究院西门对面的老赵面馆。"我声音很硬，"来一次，说完就走。以后不许再来。"
他张了张嘴，然后使劲点头，点得像啄米的鸡。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坐在老赵面馆靠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
面馆不大，五六张桌子，到了下午冷清得很，只有一台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无声地播着新闻。
我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水已经凉了。
三点零五分，许磊来了。
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可能是他最好的一身了，但衣领还是有些泛黄，袖口的线头也抽出来了。
他坐到我对面，局促不安地搓着手。
"姐——"
"说吧。"我没抬头，手指划过茶杯的杯沿，"你找我干什么。"
他咽了口唾沫，像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姐，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我终于抬起头看他。
"你蹲在我门口蹲了五天，就是来问我过得好不好？"
他脸上一红，低下了头。
沉默了大概半分钟，他开口了。
"姐，妈她……她跟全村人说你死了。"
我手里的茶杯顿住了。
"什么？"
"说你在南方打工出了事，死了。"许磊的声音低下去，"2001年的时候，她跟村里人说的。说人都火化了，骨灰都没带回来。"
我靠在椅背上，嘴角扯出一个弧度。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笑。
"她倒是干脆。"我说。
许磊抬起头看我，眼眶红了。
"姐，我一直以为你真的死了。一直以为。直到三年前，我在手机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叫许映真的研究员，照片——照片跟你小时候长得很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手机，屏幕上裂了一道缝，翻出一个网页给我看。
那是三年前一个农业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张我在田间的照片，戴着草帽，半侧面。
"我从那时候开始找你。找了三年。"他把手机放下，"换了三份工作，跑了好几个省，才确定你在这里。"
我没有接话。
店里的电视机换了个频道，发出一阵模糊的杂音。
"弟弟。"我突然叫了他一声。
他全身一震，像是被这两个字电到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别绕弯子。"
他攥紧了双手，指节发白。
"姐……你知道当年妈为什么非要烧你那个通知书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说了，为了给你盖房娶媳妇。"
许磊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
"姐，我没有房子。我也没娶到媳妇。"
我怔住了。
"什么意思？"
"那笔钱——家里那几千块——"许磊的声音开始发抖，"她一分钱也没给我留。一分钱都没有。"
"她全输了。"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输了？什么叫输了？"
许磊使劲咽了口唾沫，声音断断续续的："打牌。姐，咱妈赌钱。从你走之后就开始赌，不对——可能更早就赌了。家里所有的钱，地里的收成，别人借给她的钱，全输在牌桌上了。"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嗡嗡作响。
赌钱？
我妈赌钱？
她当着全村人的面说，钱要给儿子留着盖房娶媳妇。
她骂我女娃子读书没用，花那是冤枉钱。
她扇我巴掌，泼我冷水，烧我通知书。
这一切——都是为了赌钱？
"姐。"许磊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这些年过得——"
他没说下去，可我已经看到了。
他那双手——指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虎口有个旧伤疤。
他那张脸——颧骨突出，眼窝凹陷，皮肤黄得像久病的人。
他那身衣服——洗得快看不出颜色了，肩膀处有打了补丁又磨破的痕迹。
这就是我妈口中那个"要盖房娶媳妇"的宝贝儿子。
这就是她不惜毁了我一辈子也要保全的人。
到头来，她谁也没保全。
许磊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死死盯着我看。
"姐，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不是为了她。是为了我。"
"我想让全村的人看看——你没死。"
"她骗了所有人，骗了二十七年。"
我端杯子的手一直在发抖，茶水洒了一桌子我都没察觉。
眼前这个男人，才四十二岁，瘦得颧骨突出，头发白了一半，手指焦黄，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他是我弟弟，我唯一的血亲弟弟。
当年我妈说，一切都是为了他。
可他过得，连条狗都不如。
我闭了闭眼睛，把杯子放下。
"好。我跟你回去。"
许磊愣了几秒钟，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清早，我坐上了那趟开往皖北的火车。
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越来越熟悉，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二十七年没回去了。
我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但我知道，有些账，该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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