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
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第三代的形成背景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第三代绝大多数出生于1940 –1950年代中期。对他们青春岁月的世界观和价值理念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会潮流，第一是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他们大多数变得激进，一开始是由于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年代，反越战抗议几乎是每星期必发生的美国街头事件，许多学生因此成为左派。他们大多数与我们在年龄上相差不大，政治社会经历遥相呼应。他们在美国与行政当局和国民卫队对着干的那几年，我们在中国内地参与文化大革命。
我到了美国以后才了解更多的详情，反越战的美国年轻人，相当多数对同时期的红卫兵浪潮羡慕不已，这成为影响他们世界观的第二个社会运动。由于这种反抗权威的激进心态，他们在文革后期就希望能够来中国内地接受革命熏陶。我读到的资料显示，最早来北京访问的两批年轻美国佬，是1971年尾的“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他们全体受到江青和姚文元等接见（《人民日报》1971年12月29日新华社讯）。接下来是规模更大的“内布拉斯加州肯尼迪学院爱国女子篮球队”和“美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联队”，他们受到江青和王洪文等领导层的接见（《人民日报》1973年6月20日新华社讯）。
这期间又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中国女权主义对美国知识界的影响。1972年8月，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RoxaneWitke来访，与江青先后交谈60个小时，其内容陆续报道，具轰动效应（最后成书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Brown & Company,1977，唯一中文版《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公司，2006)。在美国激进派眼里，江青是20世纪亚洲女权运动的旗手。许多美国年轻知识分子后来投身于研究中国问题，主要的观念激素是源于以上两大社会抗议运动，他们构成了第三代学者群体的中坚。
第三代学者的学术转变与成果
我刚到达美国读书，最先接触到的美国学界中青年，就是这些左翼。当然，等到1979年以后他们有机会来中国内地做经验研究，了解到文革10年期间的真实状况，于是进入学术生涯的更深刻层面，不断地反省、自我照镜子、把想象对比现实。这个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为你知道原来自己的认知虚幻离谱，甚至有被蒙骗的感觉，其中辛辣的故事千奇百怪。
但是，根据我的长年观察，这种“大梦醒来”的过程也带来正面的研究成果。我认识的多位美国学者，虽然他们后来抛弃了对文革的梦幻，却保持了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内地各个相对落后的社区、民间各类人士的关注和同情，他们的研究课题，根深叶茂。比如：
一位加州大学教授DS，曾经用15年时间，研究武汉地区国营企业中年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把他们的所谓“低收入社会保障”系统，追踪得一清二楚，成为国际学界关于中国内地劳工福利问题的权威见证。
一位纽约名牌大学教授AN，以大半生的工作，从历史文献和访谈几代参与者，考察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本土先进分子是如何理解和践行民主政治。
一位新泽西州名牌大学教授PL，以毕生的中英文研究（他的普通话比我的好很多），记录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文人的经历和精神遗产。
一位出生于密歇根州工人阶级家庭的学者，用了十多年的研究（内容半数是在香港采访早先从内地过来的工人），发表了第一流的工业社会学著作，获得大奖。
她/他们终身的学术研究，显示了两大基本特点。首先是基于年轻时代的价值观念启迪，其中许多是与中国的文革相连接，接着是“大梦醒来”之后长年累月扎根中国内地做追踪的经验研究。这些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怀抱著人道主义的或阶级的同情。
第三代学者的退场与立场
到如今，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第三代，绝大多数已经退休。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在政策研究界，属于退场人士。我们在最近几年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筹划过程中，看不到他们的明显影响。在特朗普当局的判断里，这些学者都是左翼“觉醒”潮流的鼓吹者。
我并不否认第三代学者中间确实有鲜明的左翼倾向，他们在大学里的讲课确实对后来的美国高等教育之“左风上扬”影响巨大，但只有极少数才一直保留了美国红卫兵式的激进。他们绝大多持有的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而非极左。这也是多数西方社会1945年以后的知识界主流，甚至也是香港学术界多年里的骨干。有些中文媒体和自媒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知识界描述成“右翼当道”，这完全不符合我在本港从1993年春季至2018年夏季的观察。我所接触的香港老中青三代知识界人士，与我所了解的美欧三代知识分子，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价值观念以中间偏左为主调。
我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第三代走得那么近，主要原因也是有遥相呼应的年轻时期卷入抗议风潮的成长经历。当他们在美国参加反越战运动的那些年间，我们在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游行示威声援他们，他们从太平洋对岸模仿红卫兵。
对后继人才的担忧
第三代学者完全退场以后，美国还会出现功力深厚的中国研究人士吗？我当然希望有，然而看起来并不乐观。为什么会这样？此一疑问令吾辈痛苦反思。在各种原因里我首先列出的是美国学者包括研究生来到中国内地做扎根研究的机会在持续萎缩。
许多第三代学者的激进学生背景，令官方对他们特殊对待，在文革后期就批准他们来内地，虽然是走马观花。他们因此又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最早进入内地做经验研究的新生代，被批准在某个地点、某个单位，呆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第二年第三年再重返故地，做追踪考察。这样的扎根研究，让他们获得对异常复杂的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观察，不至于被宣传报道误导。
第一代的中国研究导师费正清对后辈学生曾经有过一个绝妙的忠告，他退休前还给我们提起过：
“从19世纪开始，更多的西方人能够进入中国游历。来过中国观察一个星期的西方人回去后，能够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出版。那些来到中国呆上一个月的西方人回去后，能够写出一篇关于中国的长文章在报刊发表。那些来到中国呆上一两年的西方人回去后，长时间里对关于中国的问题，反倒沉默寡言。”
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对中国的观察足够的深入细致，就明白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太深奥、太漫长、又太变幻不定，岂能够轻易下判断？以上的忠告是我在美国留学工作10年里听到过的最智慧的前辈告诫之一，费正清不愧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奠基人。
“汉学”与“中国研究”的区分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在中文媒体和刊物上，常对两个学术领域不作区分，把“汉学”等同于“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Sinology汉学是指以欧洲为基地的研究中华文化传统的学问。学者们的语言功力深厚，必须能够阅读文言文乃至古甲骨文和篆书。他们不必呆在中国本土作长期观察，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华古文化，文献或出土文物是考察的要件。而ChinaStudies 中国研究是以研究当代中国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为主题。研究者只要懂得现代汉语就行了，但必须进入当下的中国作考察研究。
“中国研究”以美国为基地并不难理解，美国是个非常看重实用知识的国家，连列宁和毛泽东都推崇这种实用主义的潮流。美国学术界要想获得财团、民间社会和政府机构的资助，其研究项目必须能够产生对美国政策有改进价值的成果。中国研究在费正清一代的推动下，在1950年代开始成为学术界的新兴分支，主要是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一边倒，变成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成员国。美国上下都在问：中国与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为什么1949年后变成敌对国家？费正清一代立志要弄清这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注重于现实挑战的“中国研究”领域兴起，影响日增。
从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开战的“珍宝岛事件”以后，一直到2009年左右，中美两国都是小心翼翼地发展和维持双方的合作关系。那几十年里，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三代学者对本国的两党政策部门提供了丰富建言。可是在特朗普当局里，我却读不到这类客观中肯的学界建言，这对今天和明天的美中交往负面影响深远。为什么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变得如此边缘化？我们有必要作公正的探讨，而非一味谴责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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