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宋史·哲宗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章惇传》《宋史·范祖禹传》《邵氏闻见录》《宋宰辅编年录》《宋史·司马光传》《宋史·高太皇太后传》《唐鉴》《宋史纪事本末》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绍圣元年，岁在甲戌，深秋的汴京笼在一片肃杀之中。
护城河边的芦苇已经枯黄，沿街的梧桐叶落了大半，踩上去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宫墙之内，内侍们轻手轻脚地来回穿梭，没有人敢发出多余的声音。朝堂上的气氛，比这深秋的天色还要沉。
从元祐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后薨逝算起，不过一年有余，整个汴京的政治格局便已天翻地覆。
元祐年间那些在朝的人——那些曾经在文德殿上慷慨陈词、在太皇太后面前进退得宜的人。
如今一个接一个地从汴京消失，贬往岭南、湖广、荆楚，消失在连驿路都难以抵达的地方。
留下来的人，在走廊上相遇，眼神匆匆交汇，然后各自低头，快步离去。
这一天，垂拱殿的廷议比平日开始得要早。
章惇站在殿中，声音稳定，吐字清晰，将那份奏议当众陈述完毕。他提出：追夺司马光一切封赠，发棺戮尸。
话音落处，殿内没有回声。
宋哲宗赵煦坐在龙椅上，十七岁的面孔此刻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将目光落在某处，久久不动。殿里的臣僚们垂手而立，没有人第一个开口。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那份沉默越压越重，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份沉默即将被某个"准"字打破的时候，朝列里有人动了。
一个人，从队列里缓缓站出，走向殿中。
【一】熙宁年间埋下的根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在位第二年，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
这场变法后来在史书里被称为"熙宁变法"，是北宋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革新。
变法的内容覆盖财政、军事、农业、科举等各个层面，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一条接一条，密集颁布，朝野上下为之震动。
神宗的意图，是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北宋立国百余年，冗官、冗兵、冗费三大顽疾积弊已久，财政压力年年加剧。
仁宗、英宗两朝均有过改革的念头，却始终推进乏力。神宗即位之后，年轻气盛，求变的心思比历代先君都要迫切。
他找到了王安石，一拍即合，开始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
变法一推开，朝廷便立刻分裂成两派。
支持的人认为，新法打破了旧有格局，有助于国家财赋和军力的充实。
反对的人认为，新法推行过快、流弊丛生，对地方百姓造成了实际的困扰。
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都有各自的史料依据，也都有各自无法妥协的坚持。
司马光，是反对派里名望最重的一个。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即公元1019年。
他自幼以才学著称，宝元元年登进士第，此后历仕仁宗、英宗两朝，积累了深厚的仕途资历。
他编撰史书的志向由来已久，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正式获准开局编修《资治通鉴》，以史为鉴，是他一生最核心的志业所在。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冲突已难以调和。
他屡次上书反对新法，态度鲜明。神宗态度明确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司马光在朝中愈来愈难以立足。
这一年，他主动申请离开汴京，出知永兴军，随后移居洛阳，远离政治中枢，以修撰《资治通鉴》为日常事务，在洛阳一住便是十五年。
洛阳的这十五年，是司马光人生中另一种意义上的巅峰。
《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写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协助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的，有刘恕、范祖禹、刘攽等人，各人分工不同，司马光总领全局，逐卷审定，亲笔删改。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全书告竣，进呈神宗御览。
神宗在病榻上翻阅了这部书，对其评价颇高。然而这部书问世不到一年，神宗便驾崩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五日，宋神宗赵顼崩于福宁殿，享年三十八岁，在位十八年。
他的变法志业，随着他的离世，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
年仅九岁的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因哲宗年幼，由祖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主持国政。
【二】元祐年间的十五年与章惇的岁月
高太皇太后是一个态度相当鲜明的人。
她对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新法，从一开始便深为不满。
神宗在世时，她曾在宫内多次表达异议，但神宗立场坚定，变法始终推进。
如今神宗已去，九岁的哲宗尚在懵懂之中，国政的实际主导权落在了她的手里。
高太皇太后垂帘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将流落各地的保守派旧臣逐一召还。
司马光被从洛阳召回汴京，起初任命为门下侍郎，不久擢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进入宰执核心。
与他同时回京的，还有吕公著、范纯仁等一批在熙宁年间遭到排斥的人士。
司马光回京之后，动作极为迅速。在高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他主导将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大部分新法逐一废除。
这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两年，涉及的政令几乎覆盖了神宗一朝新法的核心内容。
新法的推行者与支持者，在这个过程中相继遭到贬斥。章惇，便是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个。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生于仁宗景祐二年，即公元1035年。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他参加省试，本已中举，却因榜单中有族侄章衡高居榜首，认为晚辈在前、自己屈居其下有失体面，愤而拒绝参加殿试，回家另行备考。
嘉祐四年再试，这一次终于登第。
这个细节，在史书里被反复提及，从中可以看出他性格里那种强烈的自尊与倔强。
章惇与苏轼同年登第，是同科进士，两人年轻时曾有过相当真诚的友谊。
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过一则故事：两人同游南山，攀至绝壁之处，苏轼望而却步，章惇却毫不迟疑地攀援而下，走到崖边，用木炭在石壁上题了几个字，泰然返回。
苏轼看着他，说了一句话："子厚必能杀人。"
章惇笑着问为什么，苏轼说：能够如此对待自己的人，对待别人也不会手软。
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难以完全考证，但它长期在文人笔记中流传，折射出时人对章惇性格的某种直觉性判断。
章惇在熙宁年间是王安石变法的有力支持者。
他处事果断，政务能力出众，在神宗朝官至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
元祐初年，随着保守派的全面还朝，章惇被排斥出中枢，贬知地方，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了整个元祐年间。
这段岁月，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远比表面看来更深。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十二日，司马光在汴京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他回京不过一年有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主导了新法的废除，便在积劳成疾中离世。
朝廷以最高规格为他举行了身后典礼。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在宋代，"文正"是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后来的史料记载中有"宋朝谥文正者，皆一时之贤"的说法，而司马光是宋代获此谥号的第一人。
他的丧礼，场面极为浩大。
送行的队伍从城内延伸到城外，汴京百姓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史料记载"都人皆聚观，哭泣满路"。
这个场景，在那些被贬谪在外、或在朝中沉默忍耐的新党人士眼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刺痛。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三日，高太皇太后薨逝，享年六十二岁。
她垂帘听政整整八年，将元祐年间的朝局牢牢把持在保守派手中。她的离世，是一道闸口的关闭。
宋哲宗赵煦，这一年十七岁，正式开始亲政。
章惇在远地等了整整八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惇奉诏回京，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导朝局。
他回京之后，以"绍述先志"为名，系统性地重新起用变法派人士，同时对元祐旧党展开全面清算。
元祐党人，一个一个从名单上被点出来，一个一个走上贬谪的路途。苏轼贬惠州，再贬儋州。苏辙贬循州。
范纯仁贬永州。刘挚贬安置南安军。梁焘贬英州。名单越列越长，贬谪的地方越来越远，越来越荒僻。
活着的人，可以贬谪。那些已经在元祐年间离世的人呢？
司马光早在元祐元年便已入土，距绍圣元年，已经将近八年。
八年，足够让一处新坟上的草生了又枯、枯了又生。但政治的账，不以活人死人来计算。
章惇的那份奏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摆上了垂拱殿的案头。
【三】垂拱殿上的那段沉默
绍圣元年，这场廷议究竟发生在哪一个具体的月份，史料并无精确记载，只能从章惇入主之后清算元祐党人的整体时间线中，大致推断在当年的夏秋之间。
那份奏议的内容，在《宋史·章惇传》与《邵氏闻见录》等史料中均有相关记述，核心是两件事：
第一，追夺司马光在元祐年间获得的一切封赠官职与谥号；第二，发棺戮尸。
追夺封赠，是宋代政治清算中有先例可循的惯常手段。
一个人死后获得的封号、追赠与谥号，代表着朝廷对他生前行为的盖棺定论。
朝廷把这些东西给出去，自然也可以把它们收回来。这一条，新党内部对于执行并无异议。
但发棺戮尸，是另一回事。
这个提议的含义，是掘开司马光位于洛阳的坟墓，取出棺木，对尸身施加鞭打，以示最终的羞辱与惩处。
这在中国历代的政治清算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在宋代，却是极少见的极端做法。
它意味着，对那个人的否定，要穿越死亡本身，在肉体消亡之后继续追索。
章惇将这份奏议陈述完毕，殿内陷入了那段沉默。
宋哲宗赵煦坐在龙椅上，他的沉默，在《邵氏闻见录》里被记录下来，成为后世解读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细节。
十七岁，这个年龄，在北宋皇室的标准里，已经是可以亲政、可以做出决断的年龄了。
同样是这个年龄，他在祖母垂帘的岁月里一言不发、渊默如水，把所有的感受都压在心底；如今祖母已去，他手里握着真实的权柄，可以开口，也可以点头。
没有史料记录他在那段沉默里究竟在想什么。史书只是记下了那个结果——他没有立刻说话，殿内没有声音，廷议在那份沉默里僵持着。
章惇就站在那里，等着那个字。新党一侧的人，也在等着那个字。
而另一侧，没有几个人敢在这个时候开口。清算的浪头正在最高处，在这个浪头之下逆流而动，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心里有数的。
就在这段僵持即将走向某个结局的时候，朝列里有人动了。
一个人，从队伍里缓缓站出来，走到殿中，开口说了八个字。
而当那八个字落在大殿最深处的寂静里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把这场廷议，也将会把一个人在地下的安眠，带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