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门口。

一个灰扑扑的身影蹲在垃圾桶旁边翻纸箱,动作很慢,每翻一下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我走近了,她抬起头。

四目相对。

她愣了一下,扔掉手里的纸壳,转身就跑。

她妈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骂:“你跑什么跑?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刚掏出来的零钱。

那张脸,我不会认错——林夜蓉。

四十年没见的人,到了跟前,却像见了鬼一样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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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是周六,我刚从超市买了点菜出来。

天气挺好的,太阳晒得人身上暖烘烘的。我正琢磨着中午吃点什么,就看见前面垃圾桶旁边蹲着个人。

她穿着一件灰不拉几的工作服,头上戴个草帽,遮住了大半张脸。

手在纸壳堆里翻来翻去,捡了几个空瓶子,塞进旁边的蛇皮袋里。

我本来没在意,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刚好抬起头来。

那张脸。

瘦了,黑了,皱纹密密麻麻的,头发花白了一半。

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林夜蓉。

她也认出了我。眼睛里的光一下就变了,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她没说话,把草帽往下拉了拉,站起来,扭头就走。

“夜蓉!”我喊了一声。

她没停,脚步反而更快了。那个蛇皮袋磕在腿上一晃一晃的,里面几个空瓶子哐啷哐啷响。

我跟了两步,又停住了。

她妈,肖玉英老太太,从旁边的台阶上站起来,手里拎着一袋子菜叶子,冲着她的背影喊:“你个死丫头,跑这么快干嘛?等等我!”

老太太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好像觉得我有点眼熟,但没认出来,嘟囔了一句什么,转身追过去了。

我站在那儿,愣了好半天。

手里攥着的零钱都出汗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四十年了。从她结婚那天算起,整整四十年。

那年冬天,公社宣传队解散,她妈死活不同意她跟我走。说她一个独生女,嫁到外县去谁给她养老?

她哭着来找我,说她没办法。

我说我留下来。

她说留下来也没用,她妈已经收了木匠家的彩礼,三千块。

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

那三千块,等于我七年的工资。

我站在她家门口,她妈把门摔上了。

后来听说她结婚了,嫁给了镇上的木匠。我请了三天假,坐车去了省城,在车站抽了一整包烟。

再后来我也娶了媳妇,调到县城教书。

一晃四十年。

我老婆五年前走的,儿子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两趟。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日子过得清清淡淡的。

我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个当年在宣传队舞台上唱《沂蒙颂》的姑娘,那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笑起来两个酒窝的姑娘,怎么就成了翻垃圾桶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那个超市。

我也不知道自己去干嘛,就是想去看看。

门口没有她。

我又在附近转了一圈,也没看见。

心想也许人家就是路过,捡几个瓶子就走了。

正准备回去,路边一个卖早点的大姐跟我说:“你找那个扫大街的吧?她在这片扫,这会儿应该在前面那个小区。”

我问她怎么知道。

大姐说:“你昨天不是跟了她一段吗?我看你眼熟。”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点尴尬,但还是问了具体位置。

那个小区在老城区,房子都是八九十年代建的,路面坑坑洼洼的。

我远远就看见她了。

她穿着橘黄色的环卫服,戴着一顶大草帽,正拿着扫把扫路。

动作很慢,每扫几下就要扶着腰站直,歇一歇。

她妈蹲在旁边的花台上,手里拿着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我站在一棵树后面,看了很久。

她弯下腰去捡地上的烟头,腰好像直不起来了,扶着膝盖才慢慢站起来。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干这种活,还带着一个糊涂的老太太。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正想着,她突然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赶紧缩回树后面。

心扑通扑通跳,跟做贼似的。

过了几秒钟,我探出头去看,她已经继续扫地了,好像没发现我。

我松了口气。

又在树后面站了十来分钟,最后还是走了。

回家以后,我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化上。

我想着,明天再去看一眼,给她带点吃的。

就一眼。

02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六点就醒了。

煮了一锅粥,炒了两个菜,装在保温盒里。

到了那个小区门口,她已经在了。

天刚蒙蒙亮,路灯还没熄,她就扫了半天了。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夜蓉。”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是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扫地。

“我给你带了早饭,你吃点吧。”我把保温盒递过去。

她没接。

不用。”声音很小,像蚊子叫。

“你吃点吧,我煮的粥,养胃的。”

她手里的扫把停了一下,还是没抬头:“你别来了,我挺好的。”

“挺好的你倒是抬起头看看我啊。”

她不说话了。

我就站在那儿,举着保温盒。

旁边她妈凑过来了,瞅着我手里的保温盒:“哟,这是啥?闻着怪香的。”

我说:“阿姨,粥,您尝尝?”

老太太接过去就打开了,拿手捏了一口放嘴里:“嗯,好吃!丫头你快尝尝!

林夜蓉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她妈手里的保温盒,眼眶有点红。

她放下扫把,接过去,也没说什么,就蹲在路边吃了起来。

我蹲在她旁边,问她:“这些年过得咋样?

她说:“还行。”

我说:“还行你咋捡瓶子?”

她不说话了,低头喝粥。

过了一会儿,她妈在旁边说:“我家丫头命苦啊,嫁了个不是人的东西……”

“妈!”林夜蓉喊了一声,打断了她。

老太太撇撇嘴,不吭声了。

空气安静了一会儿。

她喝完粥,把保温盒递给我:“谢谢你。”

我说:“你晚上住哪儿?我明天再给你送饭。”

她犹豫了一下,说:“不用了。”

“那你告诉我住哪儿,我有空了可以来看看阿姨。”

她说:“你别麻烦了。”

我说:“不麻烦。”

她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了个地址。

城郊的城中村,我知道那个地方,全是老房子,租给外来打工的。

她说完就站起来,拿起扫把继续扫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弓着背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第二天我带了饺子过去。

她在扫地,我把饺子放下就走了,没跟她多说。

第三天我带了一袋水果。

第四天我给她妈买了件外套。

老太太糊涂是糊涂,但谁对她好她心里明白。她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是个好人,你娶了我家丫头吧。”

我说:“好嘞阿姨,明天就办。”

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

林夜蓉在旁边扫地,听见这话,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

她没回头,但我看见她肩膀在发抖。

后来我从邻居嘴里慢慢知道了她这些年的事。

她嫁的那个木匠,结婚第二年就跑了。说是去南方打工,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留下一堆债,还有三岁的儿子。

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为了供孩子上学,什么活都干过。

在工厂上过班,在饭店洗过碗,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来扫大街。

孩子倒是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还读了研究生。

但念到大二那年,她查出了病。

什么病,邻居也说不清,只听说要住院,她一直拖着不去。

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

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我想起四十年前,她在宣传队唱《沂蒙颂》的样子。

想起她扎着两条大辫子,在台上跳《白毛女》。

想起她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等我,手里攥着一把野花。

那些年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二天,我又去找她。

这次我带的不光是吃的,还有钱。

我去银行取了五千块,装在信封里。

到了她扫地的地方,她把一个蛇皮袋拖到垃圾车旁边,正在往车上搬。

我过去帮她,两个人一起把袋子抬上去。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着两个馒头,啃了一口。

我说:“你就吃这个?”

她说:“能填饱肚子就行。

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

我把那个信封掏出来,递给她。

“这是五千块钱,你先拿着,别急着还。”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表情我形容不出来。

不是感激,也不是拒绝。

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好像她早就料到我会给她钱,但她又不想接受。

“拿着吧,”我把信封塞到她手里,“给孩子寄点学费,别苦了自己。”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董康,”她说,“你走吧,别管我了。”

“你让我走我就走?那我不是白来四十年?”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眼睛红了。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眶。

“夜蓉,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她没说话,把信封塞回到我手里,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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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心里很不踏实。

五千块钱她没收,但我看见她那个样子,实在看不下去。

我给她打电话,没人接。

打了好几次,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

她不在那个路段。

我在附近找了一圈,没看见人。

又去她住的地方找,房东说她去市里了,说是她儿子回来了。

我心里踏实了一点。

只要不是出事就好。

过了两天,她又回来了。

还是那条街,还是那个扫把,还是那个蛇皮袋。

我提着保温盒去找她。

她看见我,没躲,但也没笑。

我从保温盒里端出一碗热汤面,放在她面前。

“吃吧。”

她看了看我,端起碗,呼噜呼噜吃了起来。

吃到一半,她突然说了一句话:“我儿子回来了。”

“哦,那挺好啊。”

他说接我走。

“去哪儿?”

“省城。”

我愣了一下。

那挺好,孩子有出息,你去享福。

她摇了摇头:“我不去。”

“为啥?”

她不说话了,低头喝汤。

过了一会,她妈在旁边插话:“丫头舍不得我,说我这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我说:“那就一起走。”

林夜蓉看了我一眼:“我妈不愿意走,她在这住了一辈子。”

那你……

“我得陪着她。”

我沉默了。

这么大年纪的人,恋旧很正常。

老太太不想走,她就不走。

这得是多孝顺的闺女。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看她。

有时候带吃的,有时候带点水果。

她要扫地,我就帮她推垃圾车。

她要买菜,我就帮她把菜拎回去。

她妈糊涂了,总喊错我的名字,一会叫我小董,一会叫我老张,又叫老刘。

我也不纠正她,她叫啥我就应啥。

林夜蓉在旁边看着,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她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笑。

有天晚上,我帮她推完垃圾车,坐在她门口的石凳子上歇脚。

她泡了一壶茶,递给我一杯。

茶不是什么好茶,就是散装的茉莉花,但喝起来挺香。

董康,”她突然开口,“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说:“图个踏实吧。”

“那你踏实吗?”

我想了想:“还行。你呢?”

她没说话,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叶。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

“谁?”

“我妈,我儿子,还有你。”

我摆了摆手:“别这么说。”

“我欠你的,这辈子是还不了了。”

“你还什么?你又不欠我。”

她不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从四十年说到现在。

从宣传队说到公社,从她结婚说到他男人跑路。

她把藏在心里几十年的话,全倒出来了。

我静静地听着,什么也没说。

说到最后,她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像开了闸的水龙头。

我递过去一张纸巾。

她接过去,擦了擦眼泪,挤出一个笑容:“让你看笑话了。”

“不笑话,”我说,“谁还没个哭的时候。”

那天晚上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看着我。

“明天还来吗?”

来。

她笑了。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很轻快。

四十年的心结,好像在这一晚解开了。

但我不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04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每天早上提着保温盒去找林夜蓉,帮她扫两条街,推一段垃圾车。

她妈还是糊涂,见了我不是喊小董就是喊老张。

我习惯了,老太太开心就好。

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

有天下雨,我去给她送伞,没看见她人。

我在小区门口等了半天,雨越下越大,她还是没来。

我有点急,给她打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三次,还是没人接。

我直接去她住的地方找她。

门锁着。

我去问房东,房东说她一早就出去了,说去市里办事。

我等到傍晚,她回来了。

浑身湿透了,脸色很不好看。

“你咋不打伞?”我赶紧把我带的那把伞递过去。

她接过去,没说话。

“你去市里干嘛了?”

“看医生。”

我心里咯噔一下。

“哪里不舒服?”

“没事,就是老毛病。”

她进了屋,我站在门口没跟进去。

她妈在里面喊她:“丫头,你快来看看,咱家的柜子叫老鼠啃了!”

林夜蓉应了一声,进去了。

我站在门口,心里很不踏实。

第二天我又去找她,她不在。

一连三天,我都没见到她人。

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有点急了。

第四天,我直接去找房东。

“她搬走了吗?”

“没有,东西还在呢。”

“那她人呢?”

“不知道,昨天一早就出去了。”

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姐,她想了想,又说:“对了,前两天来了个年轻人,穿得很体面,开着一辆黑车,说是她儿子。”

“然后呢?”

然后就走了,她儿子好像进屋里跟她说了半天话,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我心里更不踏实了。

回到家以后,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儿子叫董浩,在省城上班,做销售。

我跟他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他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爸,你是不是对那个阿姨有意思?”

我说:“没有,我就是……”

“你就是放不下她。”

我说不出话来。

电话那边,董浩叹了口气:“爸,你看开点。”

我看不开。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想着林夜蓉的事,想着她那天湿透的背影,想着她说的“看医生”。

越想越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她家。

门开着。

林夜蓉坐在屋里,她妈坐在旁边,两个人正在吃饭。

看见我,林夜蓉愣了一下。

“你咋来了?”

“这几天你都没去扫地,我过来看看你。”

“我请假了。”

“生病了?”

“嗯。”

“严重吗?”

她犹豫了一下:“不严重。

她妈在旁边插嘴:“咋不严重!医生都说要住院,你硬要拖着!”

妈!”林夜蓉喊了一声。

老太太不吭声了,低头夹菜。

我心里一下子沉了。

“什么病?”

“没事,就是老毛病,吃几天药就好了。”

“你骗我。”

她没说话。

“夜蓉,你看着我。”

她抬起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里有很多东西。

有不甘,有无奈,还有一点我没看明白的东西。

“告诉我,什么病?”

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低下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

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然后她说了两个字。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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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癌症”两个字,像一记闷棍,砸得我脑袋嗡嗡响。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怎么离开她家的。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了。

太阳晒得我后背发烫,但我没觉得热。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得了癌症。

后来我从张健那里打听到了更多消息。

胃癌,晚期。

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

她一直拖着没治,就是因为没钱。

她儿子刚考上研究生,家里不宽裕。

她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给孩子交学费了。

自己吃点止疼药扛着。

我听了以后,气得发抖。

一个当妈的,为了孩子,命都不要了。

第二天我揣着存折去找她。

我要把积蓄拿出来给她治病。

可她不在家。

房东说她一早就出去了,说是去医院复查。

我在她家门口等到下午。

她还是没回来。

等到晚上,天都快黑透了,她回来了。

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跟着她的还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西装,身材高大,长得挺精神。

她儿子,傅浩初。

他们看见我,都愣了一下。

傅浩初看到我手里的保温盒,又看了看他妈,眼神有点复杂。

“董叔?”他叫了一声。

“哎。”

“我妈跟我提过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点点头。

“麻烦你了,”他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

“不麻烦。”

林夜蓉站在旁边,表情很疲倦。

“进去坐坐吧,”她说。

我跟着他们进了屋。她妈在里屋睡觉,没吵醒。

屋里很简陋,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墙角放着一个铁皮箱子。

傅浩初给我倒了杯水。

“董叔,”他开口说,“我这次回来,是要接我妈走。”

“省城,我联系了医院。”

我心里一沉,说:“那挺好的,早点治病。”

可我妈不走。

林夜蓉低着头,不说话。

“她怕折腾。”傅浩初叹了口气,“她说在县城住习惯了。”

我看着林夜蓉,她始终没有抬头。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想走——她妈不愿意去省城。

可她不说。

我说:“去治病要紧,老太太这边我看着。

林夜蓉终于抬起头,看着我。

“你看着?你咋看?”

“我能看。你安心去治病,我帮你照顾阿姨。”

“你……”

少废话,你去了省城,我每天给你打电话汇报情况。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

傅浩初在旁边说:“妈,你看董叔都这么说了,你就去吧。”

林夜蓉还是不说话。

那天晚上我说了很多话。

从四十年前的事说到现在。

从一个宣传队的搭档说到旧情。

说到最后,嗓子都哑了。

她才终于点了点头。

“我去,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别花钱,我自己有钱。”

“你那点钱够干啥?”

“够。”

我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但我知道,她所谓的“有钱”,就是她扫大街攒的那点养老钱。

不够付一个星期的住院费。

走之前那天,她让我陪她去了一趟医院对面的小卖部。

她寄存了一个东西在那儿。

我问她是什么,她没说。

我也没多问。

我看着她把东西放进寄存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老式铜钥匙,钥匙上系着一根褪了色的红绳。

她把钥匙揣在口袋里,拍了拍,好像那是什么贵重东西。

“走吧。”她说。

我问她:“钥匙要给我?”

她说:“不用。”

她走了以后,我去了一趟她家。

她妈已经搬到我隔壁了,我租的房子。

老太太虽然糊涂,但知道闺女去治病了,挺乖,不哭不闹。

每天吃完饭就坐在门口晒太阳,嘴里哼着以前宣传队的小调。

有一天中午,老太太突然冲我喊了一句:“小董,你还在等我家丫头呢?”

我说:“等呢。”

老太太咧嘴笑了,露出一口掉了一半的牙:“那我就放心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傍晚。

我正在家里做饭,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口。

傅浩初。

他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

我心里一紧。

“董叔,”他说,“我妈让我转交一点东西给你。”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钥匙。

一把老式铜钥匙,钥匙上系着褪了色的红绳。

06

我盯着那把钥匙,半天没接。

它怎么会在傅浩初手里?

“你妈……”

“她三天前住院了,”傅浩初说,“昨天晚上,她叫我去她床边,把这个给我,说等你来了,让我给你。”

“这是什么?”

“医院对面小卖部那个寄存柜的钥匙。”

我接过来,手指碰到钥匙的一瞬间,凉丝丝的。

“她让我告诉你,东西是给你的。”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她没说,只说柜子里有一个信封。”

我握紧钥匙,心里乱成一团。

她怎么样了?

傅浩初没回答,垂下眼皮。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

“带我去看她。”

“今天晚上不行,她刚打了针,睡了。”

“那我明天一早去。”

“好。”

傅浩初又说:“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为什么?”

“怕你担心。”

我苦笑了一下。

我担心的,她越怕,我越担心。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我洗了把脸,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临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我从抽屉里掏出那张存折,塞进口袋。

到了医院对面小卖部,我拿出那把钥匙,打开了寄存柜。

柜子里真的只有一个信封。

发黄的,旧旧的,封口用透明胶带粘了两圈。

我把它拿出来,打开信封。

里面先掉出来一条纱巾。

红纱巾,褪了色,边角都磨毛了。

我愣住了。

那条纱巾,我认识。

四十年前,我在镇上赶集的时候买的。

五毛钱。

那会儿我一个月工资三十五块,五毛钱对我来说也不便宜。

但我还是买了,送给她。

她接过去的时候,脸红了。

说太贵了,舍不得戴。

后来她就收起来了,我再也没见她戴过。

这一收,就是四十年。

我把纱巾放在手心里,布料很薄,很旧,但洗得很干净。

纱巾下面压着一张纸。

诊断书。

林夜蓉,胃癌晚期,确诊日期——

三个月前。

就是我在超市门口遇见她的那一天。

那天上午她去医院拿了诊断书,下午就去翻垃圾桶了。

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什么也没说,一个人扛着。

我拿着那张诊断书,手在发抖。

怪不得她那天看到我,转身就跑。

原来她是刚刚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她不想让我看见她那个样子——刚从医院出来,手里攥着诊断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纱巾下面还夹着一样东西。

是钱。

十张一百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箍着。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那天我在超市门口塞给她的钱。

她一分没花。

她全部给我留下来了。

我拿着那条纱巾,那张诊断书,那十张钱。

站在小卖部门口,旁边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一个老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擦了擦眼泪,把东西装进信封里,放在胸口的口袋里。

然后朝医院走去。

病房在六楼。

我坐电梯上去的时候,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感觉这四十年的时光,都关在这扇门里了。

到了六楼,我找到她的病房。

门上有一扇小玻璃窗。

我透过小窗看见了里面的她。

瘦得皮包骨头,头发掉光了,戴着帽子,躺在那里。

闭着眼睛,好像在睡觉。

我轻轻推开门。

她睁开眼睛了。

看见是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来了。”

“嗯,我来了。”

“东西看到了?”

“看到了。”

“那条纱巾,我一直留着。”

“我知道。”

她伸出手,指着床头的柜子:“你帮我打开那个抽屉。”

我打开抽屉,里面有一个小铁盒子。

她又说:“打开。”

我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一张照片,黑白的。

是四十年前我们宣传队的合影。

那时候她站在我旁边,扎着两条大辫子,脸上两个小酒窝。

“董康,”她轻声说,“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那我就放心了。

她又合上了眼睛。

“你睡吧,”我说,“我在这陪着你。”

她没说话,但我看见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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