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杨绛传》《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及相关公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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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许，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一位老人安详离世。
这位老人名叫杨绛，本名杨季康，享年105岁。消息传出后，整个文学界为之震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纷纷发出唁电。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杨先生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杨绛的一生，留下了《洗澡》《干校六记》等小说作品，翻译了《堂吉诃德》《小癞子》等西班牙文学名著，创作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剧本。
她是钱钟书的夫人，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和翻译家。
1986年，她因翻译《堂吉诃德》获得西班牙国王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这是西班牙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文学荣誉之一。
可在她去世后的日子里，一位照顾她二十余年的家政人员，在病榻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
这位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年过七旬，身体状况不佳，但提起杨绛先生，她的眼眶立刻红了。
她表示，杨先生能活到105岁高龄，身体状况一直保持良好，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跟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她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密不可分。
这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杨先生的生活极为简朴，饮食清淡，作息规律。她住在三里河的老房子里，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物。
她的衣服穿了几十年，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扔。吃饭就更简单了，一碗粥，一碟小菜，有时候加个鸡蛋，就是一顿饭。
可就是这样简朴的生活，杨先生却活得精神饱满，每天都在读书写字，从未停止思考。
但最让这位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不是杨先生的简朴生活，而是她对待人生的态度。这位工作人员说，二十多年的相处中，她几乎没见过杨先生为什么事情长久烦恼。
即便是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这样的巨大打击，杨先生虽然悲痛，却从未被击垮。她总是能在悲伤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生活，继续工作。
很多人好奇，这样一位经历了无数苦难的老人，到底是如何保持内心平静的。直到这位工作人员在病榻上说出那番话，人们才恍然大悟。
【一】1911-1949：江南才女的成长与选择
1911年7月17日，农历辛亥年六月二十三日，杨绛出生于北京。当时正值晚清末年，社会动荡不安。
父亲杨荫杭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律师，曾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母亲唐须嫈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擅长诗词。
杨家祖籍江苏无锡，是典型的江南书香世家。杨荫杭年轻时曾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回国后致力于司法改革。他为人正直，办案公正，不畏权贵。
杨绛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从小，父亲就重视子女的教育，家中藏书丰富。杨绛后来回忆说，父亲对她的影响很大，教她要正直做人，清白处世。
杨荫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颇为开明。他不强求孩子们学习固定的内容，而是鼓励他们自由阅读，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杨绛从小就喜欢读书，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一读就是几个小时。父亲的藏书中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西方翻译作品，这为杨绛日后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3年，12岁的杨绛随家人迁居上海。父亲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家中经济条件尚可。
杨绛就读于上海启明女校。在学校里，她成绩优异，尤其擅长文学和外语。老师们都认为这个女孩将来必有大成就。
1928年，17岁的杨绛考入苏州东吴大学，主修政治学。当时的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很高。
杨绛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三年后的1931年，她转学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借读。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在清华大学借读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她一生的事。193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的草坪上，遇见了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是清华外文系的学生，才华横溢，在学校里颇有名气。
两人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一见如故。钱钟书学识渊博，谈吐风趣，杨绛被他的才华深深吸引。而钱钟书也对这位温婉聪慧的江南女子心生好感。
两人开始书信往来。钱钟书在信中写道，他没有订婚，也没有女朋友。杨绛回信说，她也没有男朋友。
这样直白的表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颇为大胆。可正是这种直率和真诚，成为两人感情的基础。
1932年，杨绛回到东吴大学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她曾在中学任教一段时间。1935年，她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
同年7月13日，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举行婚礼。婚礼简朴而温馨，只有两家的亲朋好友参加。婚后不久，两人一起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在牛津的日子，经济拮据但充实。钱钟书在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位，杨绛则旁听课程，同时学习语言。
钱钟书生活能力较弱，很多家务都由杨绛承担。她学会了做饭、缝补、持家。这位从小在优渥环境中长大的大家闺秀，在异国他乡学会了柴米油盐。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牛津出生。初为人母的杨绛，既要照顾婴儿，又要协助丈夫完成学业，还要自己学习。那段时间，她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从未抱怨过一句辛苦。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巴黎。在巴黎大学，杨绛继续旁听文学课程，学习法语。
同年秋天，抗战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一家人决定回国。回国的路途艰辛漫长，他们辗转多地，历时数月，才终于回到祖国。
回国后，钱钟书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西南联大的环境变得更加艰苦。
1942年，钱钟书辞去西南联大的教职，一家人前往上海。在上海，钱钟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这段时期，上海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物价飞涨，生活艰难。钱钟书的薪水有限，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杨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帮补家用。
1942年夏天，她开始创作剧本。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喜剧《称心如意》，讲述了一个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故事。剧本完成后，她拿给几个戏班看，很快就有人愿意排演。
1943年，《称心如意》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获得成功。观众们被这部剧的幽默风趣所吸引，票房不错。这给了杨绛很大的信心。
紧接着，她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作，都在上海的戏院上演，获得了不错的收入。这些收入，帮助一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除了写剧本，杨绛还开始翻译作品。1943年，她翻译了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这部作品后来以《小癞子》的译名出版，这是她的第一部译作。
翻译工作不仅能带来一些收入，更让她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精神寄托。
1944年，杨绛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倒影集》，后改名《洗澡》。这部作品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融入了她对社会和人性的观察。不过，这部作品直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一家继续留在上海。钱钟书在暨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校任教。这段时期，钱钟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围城》的创作。
杨绛则继续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和女儿。她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却从未感到不堪重负。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钱钟书接受邀请，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杨绛随丈夫一起回到北京，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这一年，杨绛38岁，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1949-1978：学术生涯与特殊时期的考验
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是杨绛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
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杨绛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她教授外国文学，同时继续翻译事业。她的教学深入浅出,深受学生喜爱。
学生们说，杨老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把文学作品的精髓用最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被并入其他高校。
杨绛转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次调整虽然打乱了她原本的工作节奏，但她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继续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
1953年，杨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开始翻译西班牙文学。当时国内懂西班牙语的学者很少，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更是凤毛麟角。
杨绛虽然没有系统学过西班牙语，但凭借英语和法语的基础，加上自学，她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
她选择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被誉为欧洲第一部现代小说。
但翻译难度极大，不仅语言复杂，文化背景也需要深入研究。杨绛查阅了大量资料，对照多个版本，一字一句地推敲。
翻译《堂吉诃德》的工作，前后历时数十年。其间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杨绛始终没有放弃。她说，既然开始了，就要做完，这是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文学的尊重。
在这段时期，杨绛一家三口住在清华园，后来搬到北京市区的中关村地区。家中的生活简朴而规律。
钱钟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正在撰写《管锥编》等重要著作。女儿钱瑗也逐渐长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继承了父母的学术传统。
1958年至1962年，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这几年，食物短缺，生活艰苦。杨绛一家的生活也变得拮据。但他们依然坚持工作和研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
杨绛经常用少得可怜的粮票和油票，变着法子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有时候，一家人几天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但他们从不抱怨。
钱钟书继续埋头写作，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钱瑗继续认真学习。这个家庭用知识和信念，支撑着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66年，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对杨绛一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一年开始的特殊时期，持续了十年之久。全国范围内的学术机构和文化单位都受到了冲击。作为知识分子，杨绛和钱钟书也未能幸免。
钱钟书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为重点单位。
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杨绛也受到批判，被扣上各种帽子。他们的家被抄，书籍被没收或销毁，多年的研究成果和译稿险些化为乌有。
1969年11月，杨绛和钱钟书一起前往河南明港的干校劳动。这是一个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的劳动营地。在那里，知识分子们要参加农业劳动，接受改造。
杨绛被分配做各种劳动。她种过菜，喂过猪，挑过粪，还做过许多杂务。有一段时间，她被安排打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她就要提着水桶，拿着扫帚，去清理厕所。
那些活儿又脏又累，许多人都受不了。但杨绛从未抱怨过一句。她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就像当年在牛津大学学做饭一样认真。
钱钟书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劳动能力有限。杨绛尽量多承担一些活计，减轻丈夫的负担。在干校的日子，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住的是简陋的平房，睡的是硬板床。食物短缺，经常吃不饱。冬天寒冷，没有取暖设备，夜里冻得发抖。夏天酷热，蚊虫叮咬，难以入睡。
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杨绛也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她在日记中记录下那些日子的点点滴滴。她写道，虽然身体在受苦，但心不能乱。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终会过去。她要保存好自己的精神和体力，等待时机到来时，还能继续工作。
1972年，杨绛和钱钟书从干校回到北京。但他们的生活并未完全恢复正常。钱钟书继续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但受到种种限制。
杨绛也继续从事一些基础工作。他们住的房子很小,家具简陋。女儿钱瑗当时也受到影响，学业中断。
这十年里，杨绛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也被迫中断。她的译稿被锁在箱子里，不敢拿出来。
她担心这些"封资修"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但她没有销毁这些译稿，而是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等待有朝一日能够重见天日。
这段经历对杨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她挺过来了。她后来说，那些年虽然苦，但也让她明白了一些道理。她明白了，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心态。
她学会了在逆境中保持平静，学会了不去怨恨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和事。因为怨恨只会让自己更痛苦，不会改变任何现状。
1976年，特殊时期结束。社会逐渐恢复秩序。1977年，杨绛重新拿出《堂吉诃德》的译稿，继续完成翻译工作。
这时候，她已经66岁了。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身体也不如从前。但她的精神却依然饱满，对文学的热情丝毫未减。
1978年，杨绛终于完成了《堂吉诃德》的全部翻译工作。
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完成，前后历时25年。这部译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文学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文世界最好的《堂吉诃德》译本。
【三】1979-1997：创作的高峰与家庭的变故
完成《堂吉诃德》后，杨绛并没有停下笔。她开始整理自己在特殊时期的经历。198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
这部作品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在干校的生活。
她没有控诉，没有抱怨，只是客观地记录了那些日常琐事。她写自己打扫厕所，写自己种菜，写自己和钱钟书在干校的点点滴滴。文字朴素，却饱含深情。
书中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她写道，在干校打扫厕所的时候，她发现那活儿虽然脏，却也有好处——没人打扰,可以一个人安静地想事情。
这种在苦难中寻找慰藉的能力，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坚韧的灵魂。
《干校六记》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读了这本书，都深有感触。
有读者写信给杨绛，说这本书让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经历，也让他们学会了用更平和的心态面对过去。
1984年，杨绛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洗澡》。这部小说以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变化。
小说中的人物，有的真诚改造，有的虚情假意，有的在夹缝中求生存。杨绛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
1986年，杨绛75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她非常高兴的事。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华，特意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西班牙文学的翻译贡献。
这是西班牙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文学荣誉之一。颁奖仪式上，西班牙驻华大使称赞杨绛的翻译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洗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评论家们认为，杨绛用温和的笔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既有批判，又有理解，显示出一位文学家的成熟和智慧。
1990年，杨绛出版了散文集《将饮茶》。这本书收录了她多年来写的散文，内容涉及读书、做人、家庭等方面。
其中有一篇《读书苦乐》，写她一生的读书经历，文字优美，富含哲理。还有一篇《我们仨》的原型文章，写她和钱钟书、钱瑗三个人的日常生活，温馨而动人。
这段时期，杨绛和钱钟书一家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宿舍楼里。那是一套普通的单元房，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物。
钱钟书的书堆满了整个房间，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只留出几条窄窄的通道供人行走。杨绛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写作。
女儿钱瑗此时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她继承了父母的学术传统，在英语教学和研究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她主持开发的英语教学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家三口相处和睦，生活平淡但充实。周末的时候，钱瑗会来父母家吃饭，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旁，聊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那些时光，是杨绛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可是，人生总有无常。1995年，钱瑗在学校工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腰背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出患有脊椎癌。这个消息，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钱瑗接受了手术和治疗，但病情并不乐观。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说预后很差。钱瑗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但她不想让父母担心，总是强颜欢笑，说自己很好。
1996年，钱钟书也因病住院。他患有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身体每况愈下。杨绛此时已经85岁高龄,却要同时照顾住在两家医院的女儿和丈夫。
那段日子，是杨绛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她每天早上起来，先去一家医院看女儿，中午赶到另一家医院看丈夫，晚上回家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再重复同样的行程。
她在两家医院之间奔波，有时候累得走不动路，就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一会儿。但她从未在女儿和丈夫面前流露出疲惫。她总是面带微笑，给他们鼓励和安慰。
1997年初春，钱瑗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用药物缓解她的疼痛。杨绛每天守在女儿床前，握着她的手，轻声说着话。
她告诉女儿，要坚持住，要有信心。但她知道，女儿的时间不多了。
那段日子，杨绛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生最残酷的事情。
她无数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暗自流泪，无数次自责，觉得是不是自己当年没有照顾好女儿,才让女儿生了这样的病。这种自责像一把刀，割着她的心，让她痛不欲生。
1997年3月4日，钱瑗在北京去世，享年59岁。杨绛站在女儿的病床前，泪水无声地滑落。她抚摸着女儿的脸，心如刀绞。
办完女儿的后事，杨绛又要面对丈夫的病情。钱钟书的健康状况在女儿去世后进一步恶化。
他本来就身体虚弱,女儿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8岁。
短短一年多时间，杨绛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她曾经拥有的温暖家庭，突然之间只剩下她一个人。那个曾经热热闹闹的家，如今空荡荡的，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回荡在房间里。
许多人以为，经历了这样的打击，杨绛一定会被悲伤压垮。毕竟她已经87岁高龄，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可就在所有人都为她担心的时候，照顾她的工作人员却在多年后说出了一段话。
那位工作人员表示，就是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杨先生开始坚持做一件事。正是这件事，让她走出了悲伤的阴影，也让她在此后的十八年里，活得精神饱满，最终高寿至105岁。
这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杨先生每天晚上都会在书桌前坐很久，她在做什么呢。直到有一天，这位工作人员无意中看到了杨先生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她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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