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不仅是在英国,在整个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地中海,对立是现在的主旋律。就像以前的白左天堂瑞典,连他们的时任首相安德松都不得不承认,瑞典已经出现了平行社会。穆斯林移民和本地居民地理上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而且这种隔阂越来越深。
一边是极右举着国旗把穆斯林移民都当成入侵者,号称要夺回国家。另一边是举着绿色旗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欧洲内部建立帮派和封闭社区,甚至是教法代替世俗法律。这两拨人互为镜像,极绿搞一次袭击,就是极右最好的政变广告。而极右的排外又把更多的年轻穆斯林推向激进,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
所以今天咱们就通过2024年英国这场席卷了27个城镇的暴乱,来拨开欧洲的这个伤口,看看整个欧罗巴大陆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逼进了死角,战火是怎么从民间一路烧到了议会。
咱们先从一起恶性袭击说起。2024年7月29号星期一,在英国的海滨小镇南港(south's pod)一个叫half space的舞蹈工作室里,26个小女孩正在参加泰勒斯威夫特主题的瑜伽舞蹈班,做手链,学跳舞。本来应该是最梦幻的一天,但没想到噩梦突然降临。
上午11点47分,一名17岁少年持刀闯入教室,三个小女孩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另外八个孩子受伤,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
但就在人们还为这些小女孩流泪的时候,另一场袭击已经在网上开始了。因为嫌疑人不满18岁,按英国法律,警方不能公布他的姓名,这是标准程序,但这个程序也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真空。在当下的这种社交媒体时代,任何真空在瞬间就会被各种信息填满。
根据事实核查机构Logically facts的调查, Channel 3now这个网站的背景极其可疑,很可能是巴基斯坦或者美国,也有可能是俄罗斯运营的。之前就有前科,传播过川普枪击案的假消息。但在这个时候,这些可疑背景都不重要了,因为南港袭击案这条谣言已经完美契合了人们心里一个早就存在的潜意识:穆斯林移民是危险的入侵者。
这种心理学上的确认偏误有一个经典定义,就是人们倾向于以偏向现有信念的方式寻求或解释证据。直白说就是你已经信了的事儿,任何符合它的信息都会被秒收,而反驳它的信息会被本能的过滤掉,这种心态可能咱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不管是对话题本身还是对其他人的评论,都难免有类似的这种心理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沙卡提这个名字能像病毒一样扩散,到案发第二天下午三点,已经冲上了英国热搜榜第一,在全世界的潜在触达人数已经达到了17亿。
紧接着是超级传播者入场,百万粉丝大V安德鲁·泰勒发帖说:“一个非法移民一个月前坐船到达,西方人的灵魂已经破碎,当入侵者屠杀你的女儿时,你什么都不做。”极右翼领袖汤米·罗宾逊告诉他的80万粉丝:“又一个证据表明伊斯兰教是精神健康问题。”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在几亿人的手机屏幕上变成了确凿事实。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真凶叫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2006年出生在威尔士的卡迪夫,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公民,父母是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2002年就迁居到了英国,而且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被网络塑造成穆斯林非法移民的凶手,实际上是在英国出生,来自基督教家庭,跟伊斯兰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为什么这些人宁愿信网上的谣言,也不信官方通报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年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越来越不信任左派长期掌权的政府,甚至有很多时候有一种被政府背叛的感觉。那么这种背叛感又被几个关键的恶性事件成倍的放大。
比如在英国的罗斯勒姆,这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小镇。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至少有1400名未成年少女在这儿遭到了虐待。2014年的独立调查报告查实说,施暴者大多数是巴基斯坦裔的男子,而当地的警方和市政官员为了不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也为了所谓的社区和谐,这么多年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报告里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受害者被官员描述为自愿参与X行为,有女孩的父母去报案,反而被警告不要制造麻烦。
罗瑟勒姆不是孤立,类似的丑闻后来在罗奇代尔、泰尔福德、牛津等等好多城镇都逐渐曝光。
不止英国,还有瑞典。瑞典为了政治正确,官方在犯罪数据统计里长期回避族裔背景。但现实不讲情面,根据瑞典犯罪预防委员会的官方数据,2022年瑞典发生了390起枪击案,创历史记录。还有瑞典特有的爆炸潮,2023年发生149起爆炸案,2024年飙升到了317起,翻了一倍还多。瑞典的警察总监安德斯最后也承认说,瑞典的爆炸浪潮在国际上都没有对应案例。虽然政府不公布族裔数据,但从恶性案件的发生地点看,这些恶性事件的震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穆斯林移民聚居区,也就是安德松首相所说的平行社会。
除了英国和瑞典,最有名也是第一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是德国科隆2016年跨年夜事件。那天晚上,科隆火车站周围聚集了大约1000名男子,对路过的女性进行大规模的侵犯和抢劫,最终有1252名受害者报案,其中492人报告遭到骚扰。德国联邦刑警局后来的调查显示,肇事者里边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44%是正在申请庇护的难民。
这种群体性的恶性犯罪本身就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但更让人心寒的是警方的处理方式。科隆警方最开始的通报竟然说当晚基本和平,主流媒体连续好几天也不敢报道,直到受害者越来越多,最后实在掩盖不住,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所以了解了这些背景,咱们就能理解为什么2024年南港警方说凶手不是移民的时候,人们会下意识反应:你们是不是又像过去一样,为了保护特定族裔而欺骗我们?
再加上人类社会本来就有一种本能,感知威胁会放大实际威胁。荷兰曾经做过一项研究,问本地居民,你们觉得有多少比例的商店是移民开的?得到的平均答案是40%,但实际数字只有13%。也就是说人们对威胁的感受远远超过了现实。
所以过去政府的这些失信行为跟这种放大的威胁感知一叠加,民众对官方的信任链条就彻底断了,官方的辟谣反而会被解读成掩盖真相。
这种长期压制本土权益的不对称多元化,早已在欧洲引发剧烈政治震荡。欧洲各国中左翼政党,包括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因在移民问题上长期回避现实、妥协退让,被大量中下层选民抛弃,选票大规模流向极右翼政党。当下欧洲政坛格局,已然彻底改写。
德国方面,2017年联邦大选,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议会,得票率12.6%;2024年9月图林根州选举,选择党得票率飙升至33%,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二战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拿下州级选举的纪录;2025年2月联邦大选,选择党得票率达20.8%,跃升为德国全国第二大政党。
法国方面,2017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得票率33.9%;2022年升至41.45%;2024年立法选举第一轮,国民联盟得票率33.2%,成为法国第一大党,议会席位从2017年的7席暴涨至143席。
奥地利方面,2024年全国大选,自由党以29.2%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是二战以来,希特勒故乡首次由极右翼政党赢得全国大选。党魁基克尔自称“人民总理”,德语语境中的“人民”特指日耳曼民族,带有极强的排外属性。
除此之外,荷兰、瑞典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均持续攻城略地、强势崛起。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默克尔、卡梅伦、萨科齐等英法德核心国家领导人,就已集体承认欧洲多元化移民政策彻底失败。
二战后建立的欧洲高福利体系早已岌岌可危,各国退休年龄持续延后,但难民安置支出连年暴涨。2023年英国难民与庇护相关支出高达42亿英镑。本土底层民众为房租、生计苦苦挣扎,难民却能免费入住政府安置酒店,巨大的资源分配落差,让民众不满持续累积。
所以南港骚乱看似是民众因假新闻仇视穆斯林,本质是底层民众对资源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恶化的集中宣泄,安全问题是导火索,经济落差是根本柴火。
很多人认为极右翼对穆斯林“抢占福利”的指控完全成立,但事实远比片面认知复杂。
欧盟基本权利署2024年报告显示,欧盟范围内约40%的穆斯林在求职中遭遇歧视,穆斯林群体失业率远高于非穆斯林群体,瑞典二者失业率差距高达22个百分点。法国蒙田研究所数据更为扎心:法国穆斯林求职者获得面试邀请的概率,仅为非穆斯林求职者的四分之一。
多数穆斯林青年并非懒惰厌工,而是被主流社会长期排斥。一次次求职被拒、身份被否定,让大量青年被迫退回封闭的穆斯林聚居社区。在这里,族群同源、信仰相通,能获得主流社会无法给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这种自我封闭,进一步拉大了平行社会的隔阂,同时催生了更极端的宗教认知。
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全球化、教条化的原教旨主义教义,远比父辈的信仰更为激进。法国蒙田研究所、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调研数据显示,25岁以下穆斯林青年中,超50%的人主张伊斯兰教法优先级高于国家世俗法律。
至此,穆斯林社区形成闭环恶性循环:社会歧视→就业困难→退守族群社区→社群隔离加深→青年信仰极端化→主流社会恐惧加剧→歧视进一步升级,循环往复、无法破解。
2024年英国大选出现全新现象——“穆斯林选票”,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选民抱团运动,集中整合穆斯林选民投票力量,最终四名亲巴勒斯坦独立候选人胜出,直接击败多位资深老牌议员。无独有偶,比利时布鲁塞尔穆斯林政党TFA异军突起,成为当地议会第二大党,其核心诉求包含公职人员佩戴头巾、推行清真屠宰等宗教化政策。
这让大量欧洲民众产生强烈危机感:今日宗教诉求渗透公共生活,明日或将撼动国家世俗根基、改写宪法规则。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已有现成案例。
美国密歇根州哈姆特拉米克市,原本是波兰移民聚居小城,二十多年间也门、孟加拉移民大量涌入,穆斯林人口占比过半。2022年,该市选出全美首个全穆斯林市议会。上台后,议会第一时间就打压当地的自由派群体,引发强烈不满。当地居民坦言,曾经主动接纳外来移民、帮扶其立足,最终却被反向排挤。此后,市议会又批准宗教性动物献祭,允许私人后院屠宰牲口,彻底颠覆本地原有世俗生活秩序。
这座两万余人的小城,成为欧洲民众眼中的未来缩影,而人口趋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仅占总人口4.9%,但穆斯林群体平均年龄比欧洲本土民众年轻13岁,叠加高生育率与持续移民,按现有政策,205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占比或将达到14%。
看似总体占比不高,但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极高的选票集中度。2024年英国11个城市地方选举中,包含伦敦、伯明翰两大核心城市在内的9座城市,均选出穆斯林市长。
当下的矛盾,早已超越治安冲突,演变为“大替代”式的结构性危机。一人一票的民主规则下,宗教化、族群化的选票抱团,正在逐步消解欧洲世俗社会的根基,这种长期的结构性伤害,远比单次街头暴力更为致命。
两股极端力量互为因果、互相印证、彼此滋养,形成无法破解的死亡螺旋。极右翼的排外行动,持续催生穆斯林激进力量;穆斯林极端事件的发生,又不断为极右翼造势吸粉,对立持续升级、无休无止。
2024年夏天的南港骚乱早已落幕,但欧洲平行社会的割裂结构从未改变,这套双向激化的死亡螺旋也从未破解。
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新的冲突隐患早已潜伏,或许仅一墙之隔,或许就在明日。欧洲这场无解的社会死局,究竟还有没有突围的出路?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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