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国栋，今年六十三岁，退休那年是我人生中最风光的一年。

国安局的同事们给我办了一场体面的欢送会，局长亲自给我颁发了纪念奖章，握着我的手说："老陈，你这一辈子，对得起国家。"

我捧着那枚沉甸甸的奖章到家时，妻子林婉如已经在厨房备好了一桌菜。她系着那条用了好几年的蓝格子围裙，回头朝我笑："今天是大日子，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搁在她肩上。她身上有淡淡的姜葱味，混着一点我熟悉的栀子花香——那是她用了三十多年的雪花膏。

"婉如，往后我天天陪着你。"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没说话。

退休后的日子原本过得很惬意。我每天清晨去公园打太极，回来陪婉如吃早饭，下午看看书，晚上和她一起散步。我们没有孩子，年轻时为了我的工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后来想要也要不上了。婉如从没抱怨过，她说有我就够了。

我们是1987年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国安局，她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会英语、法语、还有一点俄语。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安安静静坐在咖啡馆角落，看见我进来，她站起身，礼貌地伸出手："你好，我是林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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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很凉，眼睛却很亮。

我们认识三个月就结了婚。那个年代谈恋爱讲究简单直接，何况我们都不年轻了。婚后她辞了工作，进了一家不那么忙的事业单位做资料整理，理由是想多照顾家。我那时常常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时候连个电话都打不回来。她从不问我去哪里、做什么，只是每次我回家，门口的灯总是亮着。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六年。

那天婉如去医院做例行体检，我在家整理旧物。储藏室里堆了几十年的杂物，我蹲在地上一件件翻。翻到最里面，我看见一个深棕色的皮箱，上面落了厚厚的灰。

我没见过这个箱子。

我以为是婉如年轻时的旧物，便随手拎了出来。锁是坏的，一拨就开。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件，几张老照片，还有一本看起来很普通的笔记本。

我先拿起照片。最上面那张是婉如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站在一栋陌生的建筑前，旁边是一个高鼻深目的中年男人，两人的距离很近。

我翻开那本笔记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中文，有外文，还有一些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看得懂的简写符号。日期从1985年开始，一直到去年。

我坐在地上，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我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乱撞。

笔记本的内容我不忍心细看，但有几个名字跳进我的眼睛——那是几年前我们局里破获的一起重要案件中提到过的代号。当时那个案子追查了很久，主犯始终没有抓到，最后不了了之。

我合上笔记本的时候，手指已经凉透了。

门开了。婉如撑着伞回来，看见我坐在地上，看见我面前摊开的箱子，她整个人僵在玄关。

我们对视了很久，谁都没说话。

最后是她先开口的，声音很轻："国栋。"

我没起身，也没看她："你坐下。"

她把伞收好，挂在门后，慢慢走过来，在我对面的地板上坐下。她的头发有些湿了，贴在脸颊边，让她看起来比平时苍老。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