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共产党将领左权将军长眠于太行山上|伏龙芝|太行山|左权

很多人都知道左权将军的大名，山西有个左权县也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细聊，37岁牺牲的他，短短一生走过了怎样的波1942年春天的华北敌后，局势绷得像拉满的弓。日军专门组了精锐的挺进队，对着太行山里的八路军总部直奔而来，就是要端掉我们的指挥中枢。当时电话线都被炸断，情报传不出来，情况急得火烧眉毛。

澜。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把生命永远留有人提出总部要不要提前远距离转移，彭德怀沉思后问左权的意见。左权放下铅笔直接说，敌人强咱们就灵活点，该撤就撤但不能乱，总不能把战友丢在半路。他主动留下来压阵断后，让大部队和机关先行转移。年轻参谋急得催他先走，他只笑着说你们先走，我看着，打完仗再说。

在抗日战场的高级将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留下就再也没走成。突围掩护大部队的时候，左权被日军的迫击炮火击中，头部中弹牺牲，倒在了辽县麻田的山脊上，年仅37岁。没过多久，根据地政府就把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他就这样永远留在了自己守护的这片太行山。

左权出生在湖南醴陵黄茅岭的贫苦农家，父亲早逝，全靠母亲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长大。那时候清末刚亡，民国还没站稳，旧秩序的各种规矩还牢牢压在普通农民头上，穷孩子能读书已经是难得的事。

他读书拼得很，每天翻山过河去上学，书包里不多的几本书被翻得都起了毛边，村里人都夸他脑子灵读书快。新式学堂里传来的民主科学、十月革命的消息，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18岁他就动身去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选了一条比同期很多同学难得多的路。

大革命失败后，左权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在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伏龙芝当时是世界顶尖的军事院校，在这里学的系统现代军事知识，给他后来担任高级指挥职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苏联国内政治风浪不小，留苏的党员里派系矛盾尖锐，左权因为和王明等人观点不合，被扣上了托派嫌疑的帽子，还受过组织审查，被撤销部分职务，留党察看一段时间。他没有抱怨，只是给中央写了申诉信，说自己对组织绝无二心，只希望党能按事实评判，不要信传言。这个政治标签跟了他很多年，可他从来没耽误过工作。

1930年左权从苏联回国，进到中央苏区当上了红军高级将领，带兵参加了反围剿的多场战斗。他带兵的风格特别稳，从来不拍脑袋决策，打仗前肯定带着参谋人员摸到前沿，摸清地形敌情再做安排，这份严谨就是在伏龙芝养成的习惯。

长征的时候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天天要打头阵突围，步步都是险局，参谋部的安排错一点都可能出大事。老战友回忆他，都说他话不多，但脑子清楚，安排得特别细致，跟着他打仗心里特别稳。毛主席重新确立领导地位后，看重能打胜仗的实干干部，过去的政治争议慢慢淡化，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跟着大部队进到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敌后战场情况复杂，既要管部队部署作战补给，还要处理和地方武装、友军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顾到。

有基层指挥员在会上抱怨总部的命令太细，不好执行，左权没生气也没摆架子，直接说困难可以讲清楚，命令可以调整，就怕闷着不说乱乱来。他还抓部队训练，把自己学的专业知识用到敌后，强调侦察、隐蔽、夜战，要求部队熟悉地形灵活机动，这套方法在后来的反扫荡里帮了大忙。

战争年代的将领也有温情的一面，1939年左权在太行山和女干部刘志兰结婚，还是朱德康克清帮忙撮合的。那一代人谈婚论嫁简单直接，不讲究排场物质，看重的是共同的理想和踏实的人品，几句话就定了终身。

婚后两个人聚少离多，左权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前线，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张全家福，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闲下来的时候左权会写家书，信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全是对妻女的牵挂，叮嘱她们注意身体。他说自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是做的事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这点分别熬一熬就过去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感情，全藏在这些平实的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