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此前几轮谈判一样，本月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巴嫩与以色列会谈，再次显示出战争如何借由外交被洗白。
这类会谈的作用，是把以色列的侵略正常化，使其成为政治进程的背景条件。要求停火不再是谈判的前提，而只是谈判桌上的一个议题。
这些会谈已经不再是结束以色列侵略的手段。相反，它们正在成为管理并合法化这种侵略的实际框架。
正因如此，黎巴嫩政府如今越来越多地被贴上一个标签：它不只是一个在压力下软弱的政权，更像是“黎巴嫩境内的占领当局”。在这种叙事中，黎巴嫩政府接受了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塑造的一种说法：以色列并不是在轰炸黎巴嫩、入侵其领土、杀害并驱逐其民众，而只是在打击真主党及其军事基础设施。
这一进程本身的结构，已经清楚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国务院5月15日宣布，“停止敌对行动”将延长45天。按其说法，这一“停止敌对行动”始于4月16日，尽管以色列一直在持续轰炸黎巴嫩。
就在这一宣布之后，以色列的空袭至少造成三十多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伤。
华盛顿把黎以谈判进程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政治轨道，定于6月2日恢复；另一条是安全轨道，定于5月29日在五角大楼启动，由两国军方代表团参加。
媒体报道显示，目前推进中的方案把真正的停火置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之下：其一，是以色列逐步撤军，这一过程可能长达两年；其二，是建立一套由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全面执行机制，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据报道，这一方案还包括组建一支新的黎巴嫩军队旅，由美国出资、提供装备并负责训练，同时华盛顿还将参与该旅军官和人员的遴选。换句话说，这将是在黎巴嫩国家内部建立一支经过外部审查的强制力量，负责落实解除武装中的军事部分，而这样的授权据称也可能包括突袭民宅。
逻辑被颠倒
在这种安排下，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不再是任何外交进程的起点，而成了拆解真主党之后才能获得的“奖励”。
这颠倒了整个冲突的逻辑。抵抗不再被视为占领的结果，反而被当作占领的原因，敌人也因此被从外部转移到内部。
在这种叙事中，占领不再是侵略，而成了一种被邀请进入的“纪律性存在”。它维持着黎巴嫩作为美国保护国的状态，并围绕一种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运转，而这一秩序的核心目的，就是压制对本国领土被肢解的抵抗。
从实际操作看，华盛顿把和平建立在一个它明知无法满足的条件之上，因为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而黎巴嫩军队指挥层也拒绝被拉入与该组织的对抗。
这就制造出一种“和平进程”：它无限期地为以色列持续的军事侵略发放许可。因此，这些会谈不只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它们本身已经成了目的。
这些会谈把黎巴嫩持续锁定在正常化和安全化轨道上，同时又为以色列持续的侵略和占领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掩护。
正在浮现的，并不是一项和平安排，而是一种以威胁为基础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局构成，而黎巴嫩则被置于次要协同作战者的位置，承担针对真主党的反叛乱任务。
联盟不同于和解安排。联盟会让成员之间围绕第三方形成持续义务。因此，正在形成的这一框架，不能被理解为试图解决黎以冲突，而更像是把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局绑定进一项共同的反叛乱任务之中。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埃尔·莱特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逻辑。他说，要“像没有真主党一样达成和平条约，又像没有和平条约一样打击真主党”。
这一拟议中的框架表面上使用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语言，实际上却在制度化一场永久性的反抵抗安全行动。
右翼孤立主义
一个已经进入这种安全联盟的政府，不能再用“主权”这套语言来理解，哪怕它的支持者一再、甚至带有讽刺意味地把自己称作“主权派”。
更准确地说，它是黎巴嫩右翼孤立主义传统在制度层面的继承者。所谓“孤立主义”，从来不是拒绝外国监护，而是要求让黎巴嫩与阿拉伯政治和抵抗政治隔离开来，同时继续依附西方，并在直接或间接层面与以色列保持一致。
当前时刻更危险之处在于，这一传统已不再以过去那种宗派形式出现。它已经褪去了鲜明的马龙派基督徒色彩，转而成为一个跨宗派政治阶层的共同语言，只是将什叶派排除在外。如今，这一阶层在反对什叶派抵抗共同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身份上形成了统一立场。
过去，正是这一右翼传统把巴勒斯坦敢死队塑造成黎巴嫩内部的“第五纵队”；如今，这套逻辑又被重新激活，矛头指向真主党，并借此进一步指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什叶派。
总统约瑟夫·奥恩提出“别人的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一说法，可以被看作是1975年长枪党旧有话语的世俗化、制度化版本。在那套话语中，武装抵抗以色列不再被视为一个植根于占领和被剥夺处境的黎巴嫩问题，而被重新定义为闯入民族共同体的外来之物。
变化的不是其底层逻辑，而是它如今采取的制度形式。曾经属于右翼民兵的话语，如今被翻译成了国家主权的语言。
因此，奥恩4月27日所说的那句话——“叛国属于那些为了外部利益把黎巴嫩拖入战争的人”——并不只是对真主党战略决策的批评。“叛国”不只是一个道德指控，它还是国家用来界定谁属于政治共同体、谁又作为内部敌人被排除在外的分类方式。把抵抗定性为叛国，也就意味着把它从合法的国家内部意见分歧，转移到怀疑、不忠和内部威胁的领域。“别人的战争”
尽管奥恩在形式上针对的是领导层，但这一指控不可能只停留在那里。它会向外扩散，覆盖该组织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抵抗共同体”。近期民调显示，这一群体约占什叶派人口的93%，其政治身份仍与真主党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
只要这种精神气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而不只是组织层面的，那么在话语上，什叶派就会被重新定位为让外部利益进入国家的那部分人口。
他们的死者不再被视为以色列侵略下的黎巴嫩遇难者，而被视为“别人的战争”所付出的人命代价。他们的流离失所不再是国家创伤，而成了某种可疑政治依附关系的后果。
而当他们被塑造成如今已被定罪的抵抗活动的“支持环境”之后，对他们的打击也就被合理化为一种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压力，正把黎巴嫩推向悬崖边缘。
因此，当前发生的，并不是黎巴嫩通常意义上的宗派他者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政治性去国民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共同体是否有资格属于这个国家，取决于它是否愿意放弃那种曾经用来保卫自身土地、尊严与安全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在国际法下本是正当权利。
长枪党领导人萨米·杰马耶勒把这种逻辑说得更直白。他把抵抗的教义称作“洗脑”，并坚持认为，黎巴嫩共和国“无法与这样的教义共存”。
因此，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所设想的战后秩序，并不只是一个屈从于以色列、并被剥夺真主党武器的黎巴嫩，而是一个必须先驯化或消除什叶派共同体政治代表权，才能维持其安全安排的黎巴嫩。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除武装不仅是一项军事要求，也是一项政治重新分类工程。在这一工程中，占领被正常化，抵抗被定义为叛国，而那个拒绝把土地交给以色列的共同体，则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内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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