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刚打完，风声先到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南岳。蒋介石召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明着说是检讨，暗里谁都知道，这回要有人挨板子。
就在这个当口，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先去见了薛岳。话没兜圈子，他求的只有一件事：把二十六军的作战报告写得好看一点。
这不是争功，是保位子。
可薛岳没点头。到了会场，二十六军还是被摆上去了。
萧之楚不是突然倒霉的人。
他出身保定军校，长期在徐源泉部任副职，后来接过第二十六军。这个军来历复杂，底子是北洋旧部，账面上参加过不少大战，真能拿出来说的硬仗，却不多。
这支部队最要命的，不是兵少，不是枪差，是名声坏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前头都留下过难看的尾巴。到了一九四〇年枣宜会战、宜昌方向作战，二十六军再出纰漏，连友军都不愿意把它往关键处放。
名声这个东西，平时看不见，追责时最顶用。
第二次长沙会战一开打，薛岳本想照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路数，再把日军拖进湖南北部的河网地带，一层层消耗，再在后面收口。
可这回日军打法变了。主力不再分散猛扑，而是集中突进。第九战区前沿几道线里，汨罗江一线先吃了重压，二十六军和三十七军正卡在这里。
九月下旬，日军强渡汨罗江后，战局很快变味。
薛岳一面叫陈沛的三十七军顶住，一面命萧之楚率二十六军由金井、新开岭一带出击，去打侧面。纸面上，这是一手活棋；到了地上，却成了乱局。
二十六军没把这一步走出来。阵地被冲开后，部队退得快，口子也露得快。长沙外围一下子紧了。
这就是把柄。
但只把责任扣在萧之楚头上，也不公道。后来看得更清楚，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问题，不只是哪个军没顶住，更在于第九战区决战地域拿捏失准，兵力摆位也出了偏差。前线几个军，很多时候是在替整个指挥上的失手买单。
可仗打坏了，总得有人出来负责。
南岳那几天，气氛很硬。
蒋介石到会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不是庆功会，是检讨会。十月二十一日前后，赏罚名单下来了。第十军李玉堂、第二十六军萧之楚、第三十七军陈沛、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都被点了名。
其中最惨的是廖龄奇，被处决。其余几人，也都挨了处分。
萧之楚事先找薛岳，就是想躲这一下。他很清楚，二十六军本来就底子薄、名声差，要是报告再写死，自己这个军长多半坐不住。
他没躲过去。
薛岳为什么不肯松手？一层是战场上二十六军确实打得不好；再一层，是他自己也要把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往下摊。拿前线军长开刀，比承认整个战区判断失误，轻得多。
萧之楚后来没有硬扛。
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他以上书称病的办法，请辞本兼各职，理由写得很平：肝疾不任辛劳。这话场面上过得去，里子谁都明白，是借台阶下场。
临走前，他还做了一件事：保举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接任二十六军军长。陈诚那边也想把人安进去，另外举了施北衡。两边争的，不只是一个军长位子，争的是这支北洋旧部到底归谁。
最后，蒋介石还是准了萧之楚的保举。
这就怪了。一个屡吃败仗、屡惹争议的军，为什么总还能留着？答案其实不在战场上。
二十六军能撑下来，靠的从来不只是兵，更多是人。
南岳山上，秋气已经重了。
萧之楚那回去见薛岳，求的其实不是一句好话，是想给二十六军续一口气。可到了最后，报告没有改，处分还是落了下来，军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等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丁治磐接过第二十六军番号，这支在长沙会战后挨了重重一刀的老部队，总算没被当场撤掉。只是从那一刻起，萧之楚已经退到场边，只剩南岳会议上的那次开口，悬在山里的冷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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