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秋天，我退休回到青石村。
六十岁的吴德正，教了三十五年语文，退休金两千八。老伴走得早，儿子在省城打工，我一个人，就图村里清静。
回来的第三天，邻居老张头蹲在我家门口抽旱烟，吭哧半天说：“吴老师，你帮我写个低保申请呗？镇上那个代写的，要收十五块。”
十五块。
我退休金一天不到一百，但这十五块，是老张头三天的菜钱。他七十三了，老伴瘫床上，儿子在煤窑里挖了八年煤，两年前塌方砸断了腿，赔了六万，看病花光了，现在一家三口挤在两间土坯房里。
我说好。拿了纸笔，问了他的情况，半小时写好。老张头接过去看了两遍，眼眶红了：“吴老师，你这字，写得跟印的一样。”
我没要钱。他非要给，最后留了一把青菜。
这只是开始。
青石村离镇上十五里，镇上有个法律咨询所，还有个代写文书摊，写一份申请三十，写一份状子五十，复杂的一百往上。村里人多数初中没毕业，写个东西比挑两百斤担子还难。
三个月，我帮村里人写了四十七份低保申请、十三份宅基地审批、八份工伤认定材料，还有六份上访信——有的是告村霸占了田埂，有的是告包工头欠薪不还。
我不收钱。乡亲们过意不去，有的给鸡蛋，有的给腊肉，推辞不过，我就留一棵白菜，其余的让拿回去。日子久了，村里人说“找吴老师”，镇上人说“那个免费写字的”。
消息传得快。后山的李家村、河对岸的张家湾，都有人来找。我那张旧书桌上，稿纸越堆越高，墨水一瓶一瓶地用空。
儿子吴兵国庆回来，看我屋里挤满了人，皱了眉。
“爸，你收钱了吗？”
“不收。”
“那你图啥？”
“不图啥。他们写不了，帮一把。”
“镇上那个法律咨询所的马律师，你挡他财路了。”
“我又不开店，帮几个穷乡亲写写字，碍他什么事？”
儿子没再说什么，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你要是哪天吃亏了，别怪我。”
我笑笑，没当回事。
十二月中旬，村里的王翠花来找我。她男人在温州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包工头只给了三千块医药费就把人撵了。她想写一份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还得写一份法律援助申请。
我问了半个下午，把情况理清楚，洋洋洒洒写了四页纸。王翠花不识字，我念给她听，她一边听一边哭：“吴老师，我拿啥谢你啊？”
“把你男人照顾好就行。”
她走的时候，兜里摸出两百块钱，非要塞给我。我说不收钱，她不依，说这么厚的东西，镇上代写至少收一百五，你要是不要，就是看不起我。推了几回，最后我收了，寻思着这钱回头让村长转给她家，当给她男人买点营养品。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被刹车声吵醒。
推开院门，两辆车停在门口。一辆司法局的，一辆市场监管的。下来四个穿制服的人，领头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眼镜男，姓马，镇上那个法律咨询所的老板，司法局某人的亲戚。
我在村委会见过他一次，那人一脸和善，见谁都笑眯眯。
“吴老师，有人举报你无证从事法律文书代写服务，并存在有偿经营行为。”市场监管的人很公事公办，“我们依法进行调查。”
我愣了。
“我就帮村里人写写字，不收钱——”
“有证据显示，你昨天收取了王翠花两百元代写费。根据《律师法》和《山东省法律服务管理条例》，个人不得无证提供法律文书代写服务，尤其是涉及诉讼、仲裁等法律程序的文书。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两百块，五到十倍，那就是一千到两千。
“另外，举报材料显示，你长期从事有偿代写，涉及金额较大，我们将依法从重处罚。”
他亮出一张单子。
“罚款三万元。限十五日内缴纳。”
三万元。
我教书三十五年，退休金两千八，一年不吃不喝存三万四。这一罚，我一整年白干。
“隔壁县的老李头，跟我一样免费帮人写，上个月罚了一千五。”我说。
“各地执法标准不同。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标准不同。
我看了看那个马律师，他站在车旁边，脸上还是那副笑，像庙里的笑面佛，嘴角的弧度分毫不差。
我想起儿子的话。
当天下午，消息传遍了三个村。第二天，王翠花跑来我家，扑通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吴老师，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那两百块钱，我不该给你——”
我扶她起来，手有些抖。
不是因为钱。
我去交罚款那天，儿子从省城赶回来。他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一张卡，里面有他攒的两万。我自己的退休金凑了一万。
从银行出来，我对儿子说：“你当初说的对。”
儿子没接话。
“你知道是谁举报的吗？”
儿子看了我一眼：“明面上是大赖。私底下，是马律师。大赖去镇上咨询所问过一次事，嫌贵，回来找你写了，马律师记恨在心，让大赖拿两百块来试探你，大赖自己也想赚点好处费，就拍了照。”
大赖。那个前年盖房子让我写宅基地审批材料、上个月让我帮他女儿写转学申请的大赖。
我回到村里，把那支用了二十年的钢笔锁进了抽屉。
“吴老师，你帮我看看这个——”有人在门口喊。
我坐在屋里没应声。
“吴老师？在家吗？”
“以后别找我，我不写了。”我隔着门说。
门外安静了一会，脚步声远了。
头几天，还有人送鸡蛋过来，说“吴老师受了委屈”。一周后，来的人少了。半个月后，村口小卖部的赵婶告诉我，有人在背后说：“老吴当初肯定写错过什么东西，不然人家干嘛罚他？”
“他自己要出风头。”
“谁知道收没收钱呢，那天不确实收了两百吗？”
赵婶学着那些人的语气，说完自己先气得脸红了。
我没说话。关上门，泡了杯茶。
镇上那个法律咨询所恢复了之前的生意，甚至更好了。写一份状子收五百，填一份申请收八十，打官司写答辩状，收三百。村里人叫苦连天，但没办法，该写还得写。
开春的时候，大赖被邻居占了半尺墙根，去镇上写了状子，花了五百。镇上律师写的状子送到法院，被退回来两次，说是格式不对，诉求不明确。大赖跑了三趟镇上，又花了两百改稿费。
他在我家门口转了三圈，最终没敲门。
后来有人在路上拦住我：“吴老师，你说这事公平不？你写得那么好，偏偏被罚了，人家写得不行，还收那么贵——”
我绕开他，走了。
四月份，村委会改选，老村长打电话让我帮忙写个HJ选举的公告。我说：“我不写了。”老村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德正，村里人对不住你。”
我没回答。
五月份，张家湾的张满仓告包工头欠薪，去镇上写了一份起诉状，花了六百。开庭那天，法官问“证据清单呢”，张满仓愣了半天：“啥证据清单？”法官说起诉状里没写证据清单。张满仓说状子是镇上律师写的。法官看了一眼，说这状子写得不行，建议撤诉重写。张满仓又花了三百改状子，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官司还没打，先欠了债。
他老婆在镇上碰见我，哭着说：“吴老师，当初你帮我写的那个东西，一分钱没收，写得清清楚楚，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我转过头，看着远处的山。
七月份的一个傍晚，我坐在院子里乘凉，门口来了三个人。大赖走在前头，后面是张满仓，再后面是隔壁村的李寡妇，她家地被强征了，镇上律师说能告，先交八百代写费。
大赖手里拿着一沓稿纸，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
“吴老师，我……我想求你帮个忙。”
“我说过不写了。”我靠在藤椅上，没动。
“我知道，可我这官司，镇上的律师写的东西真不行，我跑了两趟法院了，人家说我的状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实在没办法了——”
“跟我没关系。”
大赖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突然蹲下去，哭了出来：“吴老师，是我对不起你，当初马律师让我送那两百块钱的时候，我就不该去，他还让我拍了照，说对你没影响，我就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我没看他。
张满仓走上前：“吴老师，你帮帮我们，这村子里，除了你，没人会写这些东西了。”
李寡妇也开口了，声音抖得厉害：“吴老师，我男人死得早，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地也没了，这官司要是打不赢，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
晚风吹过来，带着稻田里刚打过农药的刺鼻气味。远处的山暗下去，天边还剩最后一道橘红色的光。
我站起来，走到屋里，从抽屉里摸出那支钢笔。
笔尖上还沾着去年干掉的墨水。
我看了看他们三个，又看了看远处村口那些亮起的灯。那灯光底下，有人在吃饭，有人在吵架，有人在算计明天的工钱，有人想着哪家的墙根往自己这边挪了半尺。
我把钢笔重新放回抽屉。
“我欠你们一个字吗？”
门关上了。
身后，那沓稿纸掉落在地上，纸张散开的声音很轻，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从枝头剥落。
院墙外，夜彻底黑了下来。
#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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