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艺术成为了另一种讲述。1933年，刘海粟携《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再赴欧洲，在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展开持续两年的巡展。面对彼时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艺术，他跟随展览辗转欧洲多地，让中国现代绘画第一次以系统性的面貌进入欧洲公众视野，也让这场展览成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实践。
《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柏林首展开幕式
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在回国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再次搭乘邮轮前往欧洲，与他乘坐同一趟邮轮的还有新任的驻德公使刘崇杰。他们在上海时已经相互结识，并即将在德国共同努力推广和宣传一次重要的艺术展览——《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此前的1929年至1931年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衔教育部命赴欧洲考察美术，史称刘海粟的第一次欧游。第一次欧游使刘海粟获得了不断开拓的艺术眼界，置身于西方艺术中心而重新矫正的新的文化视野，观察到一些在欧洲艺术展览中呈现的新动向以及渐渐积累起来的欧洲艺术界的人脉资源，他在当时就萌生了要将中国绘画艺术推广至欧洲的想法。
刘海粟、刘抗、张澄江等在卢森堡博物馆前合影，1929年 刘海粟首次欧游留影
包括刘海粟在内的中国旅欧艺术家在当时都看到了一个现象——日本艺术在欧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甚至被看作是东亚艺术的代表。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和日本之间政治暗流和紧张关系越来越显现，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把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就在这一天刘海粟刚刚结束第一次欧游回到上海。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上的紧张对峙通过一种文化艺术上的竞争在欧洲延伸。中国的旅欧艺术家和学习艺术的学生已经窥得了日本企图成为泛亚洲地区最高艺术代表的勃勃野心。当时法国最成功的东方艺术家不得不数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他跻身于巴黎的核心艺术圈。在欧洲日本艺术的确比中国艺术更受欢迎，更使欧洲人熟悉。1932年，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在法国网球场现代美术馆设立常设展厅的国家，日本画家的作品已经可以和巴黎画派的现代艺术家作品一同展出。
重塑欧洲对“中国绘画”的认知
第一次欧游中，在刘海粟的积极筹措下由中华民国驻德使馆出面正式与德国东方艺术会、普鲁士美术院谈妥，计划于1934年2月在普鲁士美术院举行中国绘画展览会。1931年回到上海后，刘海粟开始积极运筹去柏林办展的事宜。经过数次筹备会议之后，议决仿照1929年教育部主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办法，采用通信征求作品，其作品范围，依中德双方协议，专限于现代、并附近代画。聘滕固撰中国画史印于目录之首；请吴湖帆选购中国画具以备展览时陈列，行政院所拨经费4.5万元存上海银行，由叶恭绰负责签字动用。展览的资金、人员，实施方案基本确定。刘海粟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柏林中国美展之创办，余始终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做去。……此次展览会，前后经过许多艰难困苦，实非笔墨所能记述。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想做些事业，真非易易。”
果然如刘海粟在日记中抒发的”做事难”的感叹，在诸事基本准备停当，刘海粟即将出发前往德国的前一周，王祺、李毅士、梁鼎铭等为赴德展览事情携带呈文，赴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他们要求刘海粟延期赴德并重定公开征求审查办法。这份请愿呈文完全推翻了筹备委员会的计划，与其说是意见不如说是发难。因为如果按照呈文所言，这个展览所涉及的面从古至今，从官方到民间，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和经费无法估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具备可操作性。不过也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艺术圈的人际关系、各方势力之复杂与矛盾。好在由蔡元培和叶恭绰坐镇，很快就以坚定的态度回应并拒绝了呈文中所提的意见。1933年11月10日，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第一批征品300余件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社预展，为期两天。次日，在茶话会上新任驻德公使刘崇杰致辞：诸君筹备此次展览会之精神深堪钦佩，本人亦于14日同轮赴德就任，使馆方面，对此次展览会当尽力协助（P120-121《刘海粟年谱》袁志煌、陈祖恩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3月版）。
武康路上“世界社”今貌
11月14日 刘海粟携带展品乘意大利邮船“康丁凡特”号启程赴德。刘海粟的这次欧洲之行直至1935年6月25日由德国乘北德公司轮船桑霍斯脱号返国宣告圆满结束，史称刘海粟的第二次欧游。12月8日，刘海粟抵达柏林，随行带了6个大箱子。（p134-169《中国美展会始末》，《复兴月刊》第4卷第2期 1935年）随即与德方一起展开准备工作，开箱验画，确定展览时间等，由于筹备时间紧迫，展览开幕时间比原定推迟一周，定于1934年1月20日开幕。柏林首展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图录《中国现代名画》是在刘海粟到达柏林后紧急加印的，因为双方都觉得原来的图录编辑得太简单了，决定重新编辑由柏林兰特维希Wurfel出版社出版画册常规版。每幅作品按照中国书画特有的装裱形式注明了纸心或绢心尺寸，题款内容，制作年月，画家籍贯等。刘海粟撰写《中国画之特点及各画派之源流》。同时由卡尔.科赫珂罗版印刷厂印制了画册纪念版。纪念版画册采用当时最好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中国现代名画》在旅欧巡回展览结束之时还印制中文版，收录刘海粟撰写《欧洲中国画展始末》，中文版画册封面由驻德公使刘崇杰题写书名《中国现代名画》。（p186 Michaela Pejcochova Exhibitions of Chinese Painting in Europe in the Interwar Period：The Role of Liu Haisu as Artistic Ambassador Michelle Ying-Ling Huang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Art Across Cultures,Newd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展览开幕前一天的1月19日举行预展，招待各国记者和政府要人。印制广告十万张。
1934年，刘海粟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时出版的画册。
20日上午10时，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开幕，共展出了163位艺术家的274件作品,还有一部分作品还没有运到。展览中大部分的作品来自江南地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其次是来自广东的作品，参展的艺术家中只有6位来自北京。尽管官方的征稿范围是覆盖全国的，但从最终入选的结果看决定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筹备委员会手里。（p186 Michaela Pejcochova Exhibitions of Chinese Painting in Europe in the Interwar Period：The Role of Liu Haisu as Artistic Ambassador Michelle Ying-Ling Huang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Art Across Cultures,Newd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
《柏林中国绘画会开幕》：《绘画展览之一部》《柏林大学请刘海粟氏演讲后.请刘夫人即席作画挥毫》，刊载于《良友》87期
柏林首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刘海粟很好地利用了开幕式致辞的契机传递他自己和中国艺术界对于中国现代绘画的理解和立场。他将中国现代绘画与日本绘画进行对比，从而凸显中国现代绘画的价值，甚至将日本绘画界定为中国绘画的一个分支，认为其发展建立在中国传统之上。刘海粟在中日绘画竞争所发生的欧洲现场，直面欧洲的公众和媒体，间接地表明了中国才是东亚艺术的代表。在展期的44天里，共有13000人次前往参观，售出53件作品价值8225马克。同时，德国东方艺术会还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捐赠，展览中的16件作品。这批绘画将作为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收藏。遗憾的是这批留在柏林的收藏在二战结束时被苏联红军带走，至今还躺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的库房中，作品的所有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刘海粟在柏林讲学
中国艺术巡展欧洲，一位艺术家的“文化外交”
在柏林首展的筹备期间，《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的消息已经在欧洲传开，许多国家都纷纷和中国使馆联系，希望在柏林展出结束后，展览能前往他们的国家继续展出。柏林展览结束后，没有售出的作品和一部分稍后运到的作品合并后被分为两组，一组运到汉堡展出，展出时间是1934年3月24日—4月22日，另一组运到杜塞尔多夫展出，展出时间是1934年4月8日—5月4日。接着展览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1934年5月5日—6月）和海牙展出（1934年6月2日—6月27日），随后展览又移至瑞士伯尔尼（1934年8月26日—9月23日）和日内瓦（1934年9月12日—10月11日）展出。
刘海粟第二次欧游路线示意图
几乎在展览的每一站刘海粟都要作讲演，1934年3月26日在汉堡美术院演讲《中国画家之思想与生活》，1934年4月8日在杜塞尔多夫美术会演讲《中国画与书诗》，1934年5月7日在阿姆斯特丹演讲《中国画之精神要素》，1934年8月27日瑞士伯尔尼演讲《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等。他的讲演对于欧洲观众和媒体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美术非常有价值，他引导观众和媒体看到这个展览所想表达的隐含在绘画背后的意图及含义。即首先中国现代绘画不是日本绘画的对应物，而且恰恰是整个东亚绘画的源头和代表，其次，中国现代绘画是具有生命力的新艺术。它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一样，生机勃勃。以改变欧洲认为中国艺术就只是古老而精美的器物与织品等手工艺而已。
刘海粟在柏林讲学
1935年年初，《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移师英国伦敦。巡展再一次掀起高潮，伦敦展的规模和影响力可以与柏林展相媲美。中国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协调展览的运输和场地等事宜。与柏林首展一样，这次也安排了预展，地点在伦敦的中国公使馆，招待当地艺术家和记者。正式展览于2月21日至3月25日在新百灵顿画廊（NewBurlington Galleries）举行。新百灵顿画廊位于伦敦梅菲尔区，非常著名。1936年夏天，罗兰.彭罗斯（Roland Penrose）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组织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就在此画廊举行。《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巡回到伦敦时，展览里还加入了旅居在当地的华人画家的作品，比如蒋彝。刘海粟到达伦敦后住在剧作家熊式一家里，蒋彝是熊式一的房客，所以他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自然有不少的接触。蒋彝1933年来到伦敦留学，在国内的艺术界没有什么名声，但通过和刘海粟的短暂交往，蒋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展览机会。 “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熊式一与蔡岱梅可能是最著名的文坛伉俪。”“熊氏夫妇于30年代从中国来到英国，之后造化弄人，因为熊式一的戏剧《王宝钏》而意外享誉全球。”（p165 [英] 保罗.贝文，安妮.韦查德 [美]郑达主编 周小进 崔新羽等 翻译《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社中心，2023年11月版）刘海粟在伦敦做演讲《中国近代美术之趋势》，就由熊式一担任翻译。英国非常著名的中国艺术专家劳伦斯.宾扬撰（Laurence Binyon）为展览写了文章。他在《中国现代画》一文中道出了当时欧洲对于中国艺术的固化印象：“二十世纪前，中国陶瓷漆浆壁纸丝绣等品，虽已盛闻欧西，其精工巧构，群相称美，于欧人装潢之观念，影响甚巨，而中国之绘画，尚杳无所闻。”所以他认为“东方作家则不鄙上追古人，以艺术之新生，在于艺术家人格之伟大日新，其目光，其魄力，足以起衰震俗，则已完其使命，此所以中国画风，虽流传已久，而渊源不竭也。”（p134-169《中国美展会始末》，《复兴月刊》第4卷第2期 1935年）《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欧洲各地的巡展，因为各地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研究的水平不同，也影响到展览的被接受程度。在汉学研究水平高的地区，展览的解读就能更加专业，更具引导性，比如柏林和伦敦。
《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新百灵顿画廊展览现场
展览巡回的最后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在当地的装饰艺术博物馆举行。
展览开幕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梁龙主持。从一些资料来看刘海粟并没有到达布拉格。为什么他缺席了这最后一站？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新婚的妻子成家和刚刚在伦敦为他诞下一个女儿，取名刘英伦，1935年3月16日生于伦敦。他可能为了照顾妻女无法动身前往布拉格。
尽管还有去俄国和美国展出的想法，但《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欧洲巡展还是在布拉格收官。刘海粟在两年的时间里，带着《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欧洲各地巡回展出15次，除了第一站柏林首展有政府拨款且在柏林支用罄尽，其余均由各地美术院或市政府机关拨款。巡展期间刘海粟个人旅费，除了卖画筹资以外，不足的部分由他自己四处筹借。
展览结束时，刘海粟已经“负债累累，困难万状”。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中国现代绘画的欧洲巡展，尽管展览一开始由政府组织筹划提供资金，但展览一旦开始，随着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各地邀请不断，整个计划的走向超出了原来预定的轨道，刘海粟凭借他卓越的社交能力，惊人的意志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将整个计划推向持续的，更广阔的方向。他通过出售自己的作品来提供资金的补充，展览所到之处，他积极结交当地的华人，依靠华人社群的力量开展相关的宣传活动。除了最后的布拉格站他缺席之外，他跟随展览前往每一城市，并做至少一次的讲演，演讲的主题和内容是他在第一次欧游时就萌发的，通过一次次演讲，内容不断锤炼，为展览所在地的观众和媒体做了展览背景的铺陈，展览内容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宣扬展览所要传达的民族精神。他善于利用每一个契机来传递中国现代画家的声音，中国知识阶层的声音，即尽管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新生的现代中国已经起步。
刘海粟和妻子成家和在展览现场
从当地媒体的反应和留存下的档案里看，展览达到甚至超越了预期的目标。尽管在此之前，欧洲已经举办过一些中国艺术的展览，但这一次的规模和影响力是之前的展览无法比拟的。展览使欧洲观众初步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绘画的中国绘画的审美体验，从技法层面看到了现代中国绘画与传统的联系和新的发展。在中国纷乱万状的境遇中，仍然感受到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所保持的智慧和雅度。同时也纠正了西方对东亚艺术源流的误解，按照西方的比喻修辞，“中国在东亚曾充任着昔时希腊在欧洲的同样使命，其程度也许更高强些。” （p134-169《中国美展会始末》，《复兴月刊》第4卷第2期 1935年）这次巡展与同时期在欧洲举办的其他中国现代美术推动了欧洲对于中国现代美术的关注以及收藏体系的建立，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开始设立中国艺术的展厅。刘海粟和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搏全身之力以赴之（p134-169《中国美展会始末》，《复兴月刊》第4卷第2期 1935年），一鼓作气，完成使命。
（作者系中国近现代视觉文化研究者，本文小标为编者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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