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访华后，中美关系出现戏剧性变化。白宫首次正式采纳“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表述，双方围绕经贸合作、战略沟通与台海风险管控释放积极信号。但与此同时，科技竞争、产业链博弈、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内部结构性矛盾，仍让中美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本次中美领导人会晤早已结束，但背后的问题依然值得深思：此次元首外交为何能够推动中美关系止跌回稳？特朗普为何与传统美国战略界存在明显差异？台湾问题上的风险点究竟在哪里？人工智能、金融风险与全球化潮流，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美互动？
就以上问题，“北京对话”联合创始人、秘书长韩桦对话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本文为对话摘编，供读者参考。
中美关系出现戏剧性变化
韩桦：李成教授您好，您横跨中美学界40余年，亲历中美关系多个关键周期，结合此次美国总统访华，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与以往的中美元首互动相比，这次有何不同？
李成：首先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过去9年中美关系实际上一直在下滑，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当时中美两国在互相关闭使领馆，美国方面要挟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甚至提出要在经贸彻底“断链脱钩”，同时要停止各种民间的交流。
由此看来，中美关系在当时可以说是变得非常糟糕，一直在下滑，我们不知道到哪里是谷底。最令人担忧的当然还是安全问题，在台海方向、南海方向不断要挟中国，制造很多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事件——当然擦枪走火都不是两国的意愿。美国方面甚至有人叫嚣，即使美国自身不保，也要阻拦中国的崛起。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与九年前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与20年前的中国相比更是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次会谈中，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观点，他认为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我们首先要挑战这种宿命论，而特朗普总统对此也作出了类似回应，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中国是朋友，这一点至关重要。从将对方视为敌人到定位为朋友，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戏剧性了。
我在中国香港生活，日常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关注中国各地的报道。实际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中国民间对他有不少负面评论；但他访华后，正面评价显著增多。可见，就中美两国民间印象而言，很多看法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一次元首会晤，就推动了这种改变的发生。
这让我想起基辛格博士曾与我谈及的“元首外交”。他亲历了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历程——自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他不仅与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非常密切的往来，同时也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美国历届总统多有接触，唯一未曾接触的是拜登，而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两人仍保持着频繁互动。
2001年3月18日，基辛格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纪念中美“乒乓外交”30周年的招待会开始前挥拍助兴。 新华社
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外交在出发点与着眼点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方面往往是就事论事，聚焦经贸合作、市场准入、技术竞争，或是伊朗局势、俄乌冲突等地区性议题；中国则更重视宏观层面的战略定位，首先要先明确彼此是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是核心前提，唯有这一问题解决了，后续问题才更容易推进。如果将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整个对话框架便已被限定。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战略定位依然至关重要，中国媒体也持续强调“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的深远意义。
而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强调中美友谊，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除了过去九年中两段短暂时期——一段是竞选期间的竞争话术，另一段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甩锅言论——他始终将中国视为极其重要的存在，也是其诸多谈判中的关键资源。他对中国怀有发自内心的敬畏，这与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有关。因此，他更容易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定位。对特朗普而言，其主要对手并非中国，而是国内势力，或是那些他认为长期搭美国便车、不符合美国利益所在的盟友。他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因此，特朗普与中国的诸多战略思维存在契合之处。此次戏剧性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逻辑：既源于中国战略层面的通盘考量，也基于对当下美国及特朗普这位特殊领导人的了解。从这一角度出发，这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成功。不过，这不仅是中国的成功，对特朗普而言同样有利。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更是对中美两国都有益的局面。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对美国有好处吗？显然没有；对世界有意义吗？同样毫无意义。因此，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可贺可喜的。
中美关系不是新版美苏冷战
韩桦：特朗普离开北京时，对于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我们似乎都觉得他并未完全接受。但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此次访华最大的收获、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两国关系的定位问题。
最新消息显示，白宫已正式采纳“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表述，但是加了限定词，即“基于公平的、对等的基础”。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又会如何阐释这一概念？此外，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有何不同？它属于何种机制？
李成：首先，我认为特朗普接受这一表述并不奇怪，他本身极其看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尽管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前可能未公开表态，但实际上他此前应该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在概念的公布过程中，通常美国并不愿意让其他国家主导战略框架的制定，这一点更值得玩味了。
我认为这一框架是现实且务实的。过去九年间，中美两国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作为一位务实的、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强烈且政治敏感度高的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整体判断，既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体现出务实的态度，而非过度意识形态化或陷入过度的恐惧——我认为他并没有这样的倾向。
特朗普 资料图：PBS
这与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冷战的基调是有限遏制而非全面遏制，其首要目标是防止战争。这样一个区别于“热战”的“冷战”概念早在冷战初期就已经明确界定。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与当今中国存在本质差异。前苏联完全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科技也仅在航空航天等个别领域具备优势。而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经济上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甚至在全球化融入度上超过美国；从军事与科技层面看，当前的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均实现了长足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保持着政治的稳定，这是前苏联所不具备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对前苏联的判断存在根本差异。
冷战期间，乔治·凯南曾指出苏联在政治层面存在潜在问题。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源于对中国会越来越强大的认知，以及曾经寄予厚望的“和平演变”设想的落空。这两种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有识之士”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才产生了遏制中国的想法，但实际上这种遏制最后不会成功。
此次特朗普访华的表现，明显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甚至与他身边的一些鹰派人物立场相异。更不必说拜登政府此前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形成了鲜明的阵营对立。而特朗普根本不认同“阵营对抗”的逻辑，因此无论是对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他的认知和以往过度的意识形态化是不一样的。
韩桦：您一直认为特朗普具有鲜明的“交易型”外交特征。此次白宫宣布的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认定，一定要加上“on the basis of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就是基于公平的、对等的基础。特朗普还率领了大批美国企业高管访华，也引发外界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期待。
结合这两件事情，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如今的美国，尤其是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态度，与您10年前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而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确立，未来又可能出现哪些变化？
李成：实际上，“对等”“互利”是中国外交的常用表述，美国过去在这方面提及较少。不过，现在的特朗普也开始强调这些原则，这恰恰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他是务实的，他也看到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
这次他率领大规格代表团访华，但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九年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当下。如今，中国正展现出全方位崛起的态势，不仅在经贸层面，在科技层面的发展同样显著，人工智能、芯片等产业均实现显著提升。尽管在金融领域仍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但也发生了很喜的变化。所以此次特朗普率领大规格代表团访华，意在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希望避免中美“断链脱钩”。“脱钩”的说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经常出现，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频繁提及“全面脱钩”。现在，美方重新认识中国，回到了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上，这种合作实际上是互利且对等的。
多家美国顶尖企业的CEO随特朗普访华 图源：视觉中国
问题在于，中国在更多情况下追求的是包容性增长。这是因为在诸多领域，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存在差异。当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我个人认为，双方都需要在经贸方面开展合作，只是合作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国更多是从战略层面考虑，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buy time”，也就是争取时间、赢得时间。再过几年，美国能对中国形成的压制可能会越来越少，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领域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在其他领域正在迅速发展乃至赶超。所以这种互利对等的合作在当前阶段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从实力地位来看，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特朗普用“very strong”来形容中国，谈到了中国的伟大。他完全是从他的内心出发，是真诚的叙述，不像有些人那么虚伪，明明内心充斥着忌惮却不明说。现在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其实在七八年前表示：“如果我们再等10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中国会完全赶超美国。”但在一年多前，他发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目标基本达成，所以他应该要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与发展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双方在经贸领域开展合作对彼此都有利，尤其是那些大型企业负责人，对此看得更为清楚。中国也需要能源与农产品，这既是实际需求，也与中国的战略定位相关。贸易本身便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言：如果贸易中断，战争或许就会爆发。由此可见，贸易不仅仅是贸易，而是一种全方位的互动与联结。
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在十年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现在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很多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这种观点的产生是有原因的。美国的获益群体主要集中在高端大型企业，尤其是前20%的收入群体，而其余80%的收入群体并没有从中获益。
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三年前做过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蓝领工人现在的平均收入与上世纪70年代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过去50年里没有任何增长，除非把女性工人的收入加进来，可能还有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能在蓝领工人中获得广泛支持，以及拜登上台后本想降低关税却未能成功。
在我的观察中，“全球化”这个词在美国或许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中国仍然是褒义词。事实上，不仅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且收入最低的群体，其收入也实现了超过200%的增长，这和美国的差异十分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美国更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推动包容性增长，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领导人正在不断强调包容性增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务必要注重互利，而非完全单方面获益。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不仅西方会对中国产生看法，就连中国的一些邻国恐怕也会难以招架。所以这是整个经济行为模式的重大调整。
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让各方都能从中获利？中国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起步阶段，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西方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市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西方中产阶级并未从这个角度看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其实也能为他们带来福利。这种观念转变需要时间，因此保持战略耐心至关重要。
韩桦：您已经回答了中国的再全球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中国的出海企业要注意防止把“内卷”带出去。
李成：是的，这是“内卷外化”。
韩桦：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鲁比奥，访华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都表示此次访华是成功的，也特别提及美国需要推进“再工业化”，希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投资到美国设厂。这一表态恰恰反映出美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调整。
时间在中国这一边
韩桦：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各方面实力正在增长，而特朗普也谈到了军事实力的问题。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中方领导人反复强调，处理台湾问题要慎之又慎，可见台湾问题确实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危险的议题。
此次双方再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特朗普在专访中还提出了“四不”说法。那么您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底线共识？未来几年，台湾地区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又会来自哪里？
李成：首先，毫无疑问，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同时我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一年前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时就明确指出：“声称中国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反华势力设下的陷阱。”中国始终致力于以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要说中国会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中国领导人绝不可能作出的承诺。
防止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准备战争进行对冲。但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保持谨慎与克制，然而美西方都看不到或直接忽视，总是强调“大陆马上要攻打台湾”，这其中存在很多误解和恐惧，也有很多居心不良之人妖魔化中国。
中国当然会就台湾问题进行会谈，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既有公开会谈，也有非公开会谈。特朗普在他第一届任期初期，曾对国家安全顾问说过一件事，这在他的书中也有所提及：“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个写字台。你说什么更重要？”这解释了特朗普的思路，他确实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要保持战略耐心。因为现在美国还有很多利益集团、不同群体——包括知识分子、民间人士和企业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有时并不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想法，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多原则立场在西方也没有得到认真解读。而且在我离开美国的那段时间里，你甚至不能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明明是任何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必须认可的原则，但在美国居然只有特朗普和马斯克敢这么说，其他人实际上都不敢讲，这真的是一个很畸形的阶段。
曾有人建议特朗普访华时签署第四个公报，我们知道前三个公报涉及台湾问题。但我的看法是：既然他连已有的三个公报都不执行，再签第四个公报又有什么意义？或许更多公报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对中国的立场，但特朗普在这类决策上，未必能和之前一样保持足够的务实性。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需要假以时日，而且我始终相信，和平方式是最佳选择，也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因为时间在中国这一边，我不认可其他不同的观点。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擦枪走火，不一定在台湾海峡，甚至在东海或南海方向。不过，随着领导人之间保持电话互通，情况会好很多。比如特朗普和习主席之间就可以随时通话，这一点非常重要。特朗普曾表示，至少在他的认知里不会发生冲突，这说明双方的沟通极其关键，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混乱。实际上，拜登政府之前也认为双方都不会有意挑起战争，风险主要来自无意的擦枪走火和对信息的误判。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处理方式以及双方保持对话的机制，是极其重要的。
2025年在台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展示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法新社
我刚才提到“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也许国内部分读者和专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此事不能久拖，当下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但凭我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坦率地说，美国这个民族极具冒险性，你很难预判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会采取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明确战略定位，保持战略耐心，全面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意图，这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我坚信，中国的领导人具备这种战略定力，能够妥善解决这一事关民族大计的问题。
韩桦：您的回顾太生动了，一支笔和一张写字台的关系，恰恰说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对台湾问题的定性或者说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不过正如您所说，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战略界、学界乃至各界对于这一问题，仍存在不同的目的、想法、看法和叙事表达。这里就涉及到美国战略学界对台湾的所谓“战略模糊”，我冒昧地请教一下，您判断经过这次访问，美国会不会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李成：我认为不会。仔细观察特朗普就会发现，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他的助手已经提供了不少背景信息，而且他身边有很多以前的鹰派人物，当然可能现在发生了不少变化。当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的战略界、学界、商界乃至民间都有一种担忧，即特朗普会“进行交易并出卖台湾”。这是美国人经常担心的问题，欧洲人也经常有类似的担忧，当然他们的这种担忧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者是对特朗普的不信任与对中国的恐惧叠加在一起。
不过，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处理比较得体。首先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不急于推动达成所谓的“第四个公报”。因为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会把很多反华势力都煽动起来，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理解各方心态的问题。美国学界有很多框架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既不了解中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有时还会过度放大部分观点或民间民粹主义的声音。这些对中国的错误认知都是西方需要避免的，而中国也有必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我相信很多的观念是会改变的，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在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有一个研究报告称：“台湾人只要打90天的巷战，就能打赢。”台湾民众看到这种说法，会是怎样的反应？民进党当局看到这个，又会是什么反应？美国人经常提到“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台湾民众又会怎么想？我要强调的是，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对当前各方的心态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合作不会立刻达成，但值得期待
韩桦：除台湾问题之外，您认为中美之间还有哪些结构性矛盾是这次访问无法触及，也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科技竞争、产业链安全、意识形态认知、全球规则主导权等问题，哪些会长期存在，哪些可能率先出现缓和？
这里有个补充背景，大家也在议论，就是2017年年底特朗普访华时也是仪式堂堂，会晤气氛也很好，但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就爆发了。当然今年类似情况发生的概率会小一些，因为已经确定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秋季会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双方领导人还会在多个多边场合有会面机会，所以时间线可能需要拉长一些。结合时间维度以及上述几个最可能产生碰撞的领域，您会如何分析？
李成：我觉得你提的这些问题很好。刚才我提到，意识形态差异可能没那么重要。因为在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本身带着专制和独裁倾向，所以特朗普对意识形态冲突根本不屑一顾。他不认可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这并非坏事，更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你死我活。可以说，特朗普或许是一个政治手腕很强的人，但并非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这一点需要明确。
你刚才提到有些问题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其中涉及认知层面的转变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不过，有一个与九年前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当下的美国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首先是伊朗事件，这对特朗普本人以及美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其次，特朗普与盟国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美国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让欧盟和其他国家“搭便车”，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内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九年前完全不一样，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撕裂，还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极端民族矛盾，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中凸显出来的文化层面的撕裂与对抗。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目前的金融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中美之间在这方面仍有不小差距，但美国股票市场与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高盛的研究表明，几个月前美国家庭资产中49%配置于股票市场，这一比例远超其他主要金融经济大国——日本以13%位居第二，英国和欧盟都是10%，中国是9%。也就是说，美国在金融市场中的家庭资产是其他国家的数倍，这也是美国金融市场回报强劲的原因之一，但问题在于这种态势能否延续。
当前美国家庭将49%的资产配置于股票市场，创下历史新高。 高盛
还有几个关键数据值得关注。第一，美国的退休金有70%被投入股票市场，如果股市泡沫破裂，那些80岁的老人根本不可能重返职场谋生，这无疑会引发崩溃性的后果。第二，众所周知，美国人普遍没有储蓄习惯。第三，美元作为美国金融业强大的核心支撑，这种信心现在正在动摇。
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危机可能发生？实际上已经发生过了，在“解放日”后的几天里，美国银行体系就蒸发了5万亿美元市值，这引发了巨大恐惧。此外，现在大家都在购买黄金，转向多元化的资产储备，这也是美元信心动摇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美国与中国合作的需求，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作出的无奈选择，而是当前的局面和九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是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一次元首交流并不会改变所有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一个180度的转折，但它防止了局势的垂直坠落，避免了极端事件的发生，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极其有意义的。未来的情况尚不确定，但我想任何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中国的强大。
所以这并非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决定，但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我行我素，所以中国不能认为与他的合作是完全对的。换个角度看，美国的利益集团对中国心存忌惮，这是事实，但既然知道问题的痛点所在，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比如特朗普个性所表现出的“交易”艺术，但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有不少摩擦。科技上的竞争是极其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毕竟大家无法完全相信彼此。
不过有件事很关键，实际上特朗普这次也提到了，我们其实面对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反对核扩散，中国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还有反恐怖主义；还有气候变化议题，尽管特朗普对这不屑一顾，但是美国和欧洲很多人都认可中国在气候变化以及新能源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本人或许未必认可，但美国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随他一同来访的企业家们会认可这一点。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当下大家更多谈论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中美共同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人工智能对全球的冲击。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国家，我们既可以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获益者，却也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使其成为潜在对手。这里的对手并非彼此，而是科技迅速发展后可能被恐怖分子等势力利用的风险。在这方面，中美必须要开展合作。
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要抱有过高期望，合作不会立刻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中国拥有富有智慧的领导人，应该要对合作有信心。至于中美何时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希望这一进程快一些。尽管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可能阻碍合作，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
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在美国
韩桦：您长期强调要通过数据库实证研究和长期观察为中美关系正本清源，其实您刚才的分享中已经涉及到了相关内容。请问，目前美国对华认知的最大偏差在哪里？毕竟两党在反华这一点上仍然属于同一条战线。这次访问后，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共识会不会出现一些调整？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误读又有哪些？需要如何调整？
李成：美国对中国的误读太多了，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美关系为什么会恶化。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是美国自身对中国的担忧与恐惧，并归咎为“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走另外一条路”，这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治学界，美国的思想和学术走入了歧途。
美国经济的繁荣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其主动将制造业中断了，如今想把制造业重新拉回绝非易事，在我看来甚至几乎不可能。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时，尤其是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制造业，这正是中国决策者与智库的睿智之处。
在政治学领域，因为我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所以我相信民主的价值。但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尤其是美国国内的种种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但是很遗憾，当下美国更多地还是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没有看到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也忽视了任何政治制度都存在优点和缺点。
同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中国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开放与学习。举个例子，“治理”这个词在中国是最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词汇，是从美国那里学到的。但是很遗憾，现在美国很少人谈论“治理”，只有少数几个基金会在继续相关研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很少涉及这个话题。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保留着自身的优势。中国特色在不断演进，中国的制度化建设，包括刚才所讲的“治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包括政绩观等等，都在推进中。我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明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诸多制度化建设仍在不断完善。所以，西方一是不了解中国，二是完全妖魔化中国，他们并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对政治学、经济学两个学科要有重新的认识，尤其是要探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会滋生如此严重的腐败？为什么宪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剧烈的挑战？而且要认识到特朗普并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是制度问题的产物。当下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将中美关系恶化的所有原因都归咎于中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网
那么中国的问题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缺乏足够的换位思考，没有真正思考此时此刻美国人为何会对中国持有这样的看法，也没明确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需要改进的方面。所以我认为，双方都应该秉持包容、开放、多元的态度，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一点两国领导人也反复强调。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可能不尽人意。三年前我离开美国时接受采访，当时我提出美国要避免类似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这一观点已被很多美国诸多知识分子接受。
对美国两党而言，此时此刻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机制在哪里呢？按理说，构建机制最好的方式就是选举，但实际上美国人现在对选举产生了怀疑。所以在这方面，必须要进行换位思考，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美国会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相互理解至关重要，但换位思考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就显得极其重要，我最担心的就是教育交流被迫终止。
韩桦：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悬崖勒马”，否则真的会一路向下。这点特别重要，包括“1.5轨”“二轨”外交，还有年轻人之间的更多交流，以此提升相互认知。
“一枝独秀”不如“满园春色”
韩桦：结合此次特朗普访华的成果与局限，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中美关系最乐观、最现实以及最悲观的三种情景？在当下这个节点，你最担心什么，又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首先我谈谈最乐观的情景。最乐观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它需要有一个突发重大事件，促使中美两国在认知上发生根本性变化，真正意识到彼此是朋友、是伙伴，是在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
据我的观察，现在中国领导人与知识界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美国方面只有少部分人认识到，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认知。新冠肺炎疫情本应该是这样一个契机，但是很遗憾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反而成为美国指责中国的借口。我仍然希望有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发生，推动双方改变认知，真正意识到我们处在同一个大场域中。
中美最实际的走向会是：两国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能够维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局面。只要未来10年不发生战争，我相信双方最终会意识到别无选择，这是基辛格博士经常和我提到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尤其是当代社会中，很少碰到如同中美两国一样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局面。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也说明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毕竟2000多年前的希腊城邦国家，与现在拥有核武器、人工智能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可比性。
只要某一个国家不犯下一连串非常愚蠢的错误，是不可能出现一方彻底把另一方击败的情况。在人工智能时代，一旦发生冲突，只会两败俱伤。基辛格在90岁左右开始学习人工智能理论，在这最后10年，他把这套理论纳入了战略家的核心思考框架。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美国人终究会做对的事情，但是往往要先试完所有错误的选项。
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擦枪走火、爆发战争，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毁灭性的。有人问战争怎么打，我说我们谁都无法预知未来战争的走向。基辛格博士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俄乌战争可能最后会运用一些人工智能，但是从总体讲，这仍然是一场常规性战争，是20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而中美若在任何地点交战，将会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极力避免。
中美若在任何地点交战，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 资料图
而中美领导人此次会晤，就是往避免冲突的方向走了一大步，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价值就在这里。尽管我们并不天真，清楚一次访问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也知道特朗普及其团队中，很多人与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不一样，但谈判终究是与领导人、决策者之间的对话。
韩桦：在未来的两年半，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前，以及未来5-10年您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我已经讲到了中美不要开战，中美应该继续推进两国年轻人的交流。只要我们的交流之门始终敞开，只要我们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之书始终打开，我们的思路就不会封闭。所以要对话，要合作，要搭建平台，要架设桥梁。无论是媒体还是智库，都应该肩负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我首先认为它们都是伟大的国家，但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这将会是人类的不幸。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却必须要极端避免，因此这一点极其重要。中美两国是两种文化的产物，是两国教育制度的产物。
我前段时间谈到，太平洋英文“Pacific”带有“和平”（peace）的含义。我们是和平的受益者，我们要做桥梁和使者，通过对话和交流避免极端化，避免缺乏相互的换位思考。中国领导人讲过，不能“一枝独秀”，而应“满园春色”，不能够只是单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必须与各方开展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活动如此频繁，各国领导人与高层人士不断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不应该以牺牲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为代价。
所以值得庆贺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而非传统意义上所谓“G2”概念。如果以G2模式承担国际组织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显然并不乐意，他更倾向于权力概念，这与多边合作的世界理念存在明显差异。
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了一个多边、多元且多极的世界。在此进程中，各国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无论是防范恐怖主义进一步扩散，还是防止科技迅速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冲击，或是防止重大疾病的再流行等等，这都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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