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数月停止向日本出口用于军工产业的重稀土原料后，中方近日对外阐明，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及其拥核企图。紧接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回应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同时宣称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发生改变。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指出，“新型军国主义”是不归路，敦促日方恪守和平承诺。那么，日本一个正处在加速扩军进程中的国家，为何还要反复强调自身坚持“专守防卫”？这样一个正在推动修改宪法、解禁武器出口、采购远程进攻性导弹的政权，凭借何种依据声称其“和平国家道路不会改变”？中国采取的重稀土断供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日本的实际走向产生约束作用？
日本在“专守防卫”这一概念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源。但东京开始大规模装备远程对地攻击导弹、废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改革部队指挥体系以适应远征作战时，原有的定义是否仍然成立？这关系到对日本安全政策走向的基本判断。日本近年来的防务政策出现了几个明显转向。自卫队正在被赋予所谓“反击能力”，这个术语在军事层面上的实际含义，就是对别国领土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能力与“专守防卫”不存在任何延续关系。一支严格履行自卫职能的部队，不需要装备射程超过一千公里的巡航导弹，也不需要将其指挥体系与另一个国家的战区司令部进行全面对接。
那日本为何仍然坚持使用“专守防卫”这一表述？对日本政府而言，“专守防卫”在国内政治中承担着特定功能。它是连接宪法第九条与自卫队存在之间的桥梁。一旦拆除，自卫队的法律与道义基础将面临广泛质疑。日本社会对再次走向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任何政权都不敢轻易公开放弃“专守防卫”的表述。在国际上，这一表述同样为日本提供了外交空间。有了这个说法，日本可以在与亚洲邻国的交往中声称自身仍然是一个和平国家。
但是，这套论述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解释困难。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姿态，是“专守防卫”被架空的最直接证据。台湾海峡距离日本本土最近处超600公里，日本是否拥有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时采取行动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个超出“专守防卫”范畴的问题。高市早苗政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明，日本不愿坐视不管。这种表态已经不属于“专守防卫”所能涵盖的范围。
至于日本的扩军进程是否存在终点？目前的迹象显示终点尚未出现。日本已经采购了“战斧”巡航导弹，正在研发国产远程导弹，防卫开支连续多年创下历史新高。防务政策的转向已经进入加速阶段。所谓的“专守防卫不变”，与该国实际采取的军事建设方向之间存在明显脱节。
“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改变”这个承诺比“专守防卫”更难与现实相符。因为“和平国家”在日本战后的政治语境中具有明确定位：放弃战争、放弃武力威胁、不保有进攻性军力、不向海外派兵参加战斗。这些定位正在被逐一改变。宪法第九条是“和平国家”的法律基础。高市早苗已多次公开表达修改宪法的意图，核心目标是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第九条。这一行动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承认既成事实”，但其真正目的远不止于此。一旦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限制日本保有“战争力量”的条款就会被突破。届时，自卫队更名“国防军”、海外派兵常态化、集体自卫权的全面行使，都将成为可操作的选项。
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和平国家”这个标签？对日本政府而言，“和平国家”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性的标签。只要继续使用这个标签，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外界对其军事扩张的关注和批评。但这种口头与现实的脱节已经达到难以弥合的程度。5月中旬，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明确反对修宪和扩军。集会口号、标语的内容包括“停止部署导弹”“不得破坏宪法第九条”。一个真正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社会，不需要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破坏和平。
还有日本囤积敏感核材料的行为。日本拥有的钚材料储备量远超其民用核能需求。虽然日本政府声称坚持“无核三原则”，但保有如此规模的核材料储备，本身就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安全疑虑。中国这次实施的重稀土断供措施，一个直接目标就是制止日本的拥核企图。也就是说，日本存在现实的核武装风险。
日本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在推动“和平国家”道路的转向。高市早苗所属的政治阵营长期主张日本应当成为“正常国家”。在该阵营的语境中，“正常国家”意味着拥有军队、拥有交战权、能够参与战争。这与战后日本选择的和平道路存在本质冲突。高市政权正在通过渐进方式推进这一目标：先解禁集体自卫权，再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继而采购进攻性导弹，最后推动修宪。
那日本民众对“和平国家”道路的认同能够维持多久？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形成，与战争惨痛记忆的代际传递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离世，年轻一代对战争的切身感受正在减弱。日本教育体系中关于战争历史的内容也在被逐步弱化。这种代际变化为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社会条件。如果日本年轻一代对和平主义的坚守出现松动，“和平国家道路”将失去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高市内阁为什么要在加速扩军的同时，反复强调这两个“不变”？从对美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需要维持“和平国家”的形象，以换取美国在安全承诺上的持续投入。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增加防卫开支、承担更多同盟责任，但如果日本的行为引发东亚地区军备竞赛或冲突风险显著上升，美国同样会陷入两难境地。日本保持这两个“不变”的表述，有助于减轻美国国内那些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抱有警惕的政治力量的疑虑。
从对华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策略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日本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在安全领域采取了大量针对中国的措施，包括在第一岛链强化军事部署、介入台海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希望中日关系彻底激化。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存在依赖。这次中国停止出口重稀土，日本相关产业已经感受到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高市内阁抛出两个“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和紧张关系的意图。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不变”是高市早苗平衡各方势力的必要工具。日本政坛并非单一力量主导。自民党内部存在对高市激进路线持保留态度的派系，公明党作为在野党，在和平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比自民党更为敏感。如果高市公开放弃“专守防卫”和“和平国家”的表述，将立即招致党内外的强烈反弹。保留这两个口号，可以在推进扩军政策时减少阻力。
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长期来看难以持续。军事政策的转向一旦启动，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效应。防卫开支增加之后，需要新的任务来证明新增预算的合理性；采购了远程导弹之后，需要考虑这些导弹的部署和瞄准目标；签署了部队互访协定之后，需要进行实际的联合演习和兵力投送。每一步都会产生新的需求，推动日本走向更远的范围。两个“不变”的承诺，最终将被实际行动所否定。
中国停止向日本出口涉军用户、用途关键重稀土。为什么选择稀土作为反制手段？因为重稀土是高端军事工业的基础材料。没有重稀土供应，日本的隐身战斗机无法继续生产，导弹制导系统难以制造，雷达和高精度光学设备的生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是直接打击日本军事工业重要供应链的措施。
中国实施这一反制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这意味着日本目前的军事扩张已经超出正常的安全防御范围，进入了足以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领域。如果不加以制止，日本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中国的实质性军事威胁。而稀土断供的实际效果需要客观评估。短期内，日本可以通过动用现有库存和寻找替代来源来缓解压力。但长期来看，失去稳定的稀土供应将对日本军事工业造成持续影响。而全球范围内，能够替代中国提供高品质重稀土的产地极为有限。这意味着日本要么调整军事扩张的节奏和方向，要么承受军事工业供应链中断的后果。
日本当前面临的是根本性的方向选择。一条路线是继续推进“再军事化”，彻底放弃战后和平宪法，与美国的安全同盟进一步捆绑，在台海等敏感问题上与中国持续对抗。这条路线伴随的风险包括：中日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甚至敌对状态，日本经济将承受供应链中断和市场收缩的压力，日本国内的社会分裂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条路线是回归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路线需要日本内部进行深刻的政治调整：停止修改宪法的企图，回归真正的“专守防卫”，在台海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尊重中国的立场，减少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军事介入。
高市内阁的两个“不变”是对上述抉择的回避。真正的“专守防卫”不需要采购远程进攻性导弹。真正的“和平国家道路”不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囤积核材料、介入台湾问题。两个“不变”越是高调宣传，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就越发明显。日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解释扩军行为”，而在于“是否要继续扩军”。这个问题不存在模糊空间。继续扩军，中日之间的对抗将持续升级。停止扩军，则需要高市政权拿出真正的政治决断。两个“不变”是真是假，不取决于日本政府的声明，而在于日本政府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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