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原本是为快速取胜而设计，如今却把未来押注在无休止的动员、更广阔的缓冲地带，以及“绝对安全”这一几乎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之上。
以色列不断演变的“永久安全”学说，建立在一个深刻的战略悖论之上。国家越是试图通过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就越可能把自己想要消除的不稳定进一步固化下来。
最初，这套学说强调威慑和速决。如今，它已逐步转向一种持续动员、先发制人作战和开放式冲突的模式，让特拉维夫面临不断加重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战略压力。
近三年来，以色列一直陷于一场多线冲突，战线横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伊朗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军事行动，但如今越来越像一种没有明确终点的战争状态，而这种状态并未兑现以色列领导人所承诺的绝对安全。
虽然外界常把以色列视为长期遵循单一安全学说的国家，但它的军事思维其实经历了几个彼此交叠的阶段。除了应对国家生存性威胁的传统学说外，以色列还逐步扩展了战略框架，以处理非常规战争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袭击。
以色列的基础安全学说由其开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威慑、预警和决定性胜利。
此后，前国防部长、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将这一思路扩展为更广泛的“达扬学说”，其核心是以压倒性报复让敌对行为体及其周边人口承受难以忍受的代价。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思路又演变成臭名昭著的“达希耶学说”，其特征是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大规模摧毁与敌对武装组织有关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
这一学说最早与以色列2006年对黎巴嫩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后来又在加沙被反复使用。人权组织和国际法专家对此提出广泛批评，认为它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
许多以色列军事分析人士认为，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暴露出该国传统安全学说三大支柱的全面失效。这一失败促使以色列安全体系内部展开深刻反思，也加快了寻找新军事范式的进程。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战略依赖于短促而决定性的战争，目标是在长期动员耗尽国家社会、经济和军事承受力之前结束战事。但以色列战略界越来越意识到，面对真主党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一模式已不再足够。后者组织结构分散，政治韧性也更强，因此能够在长期消耗战中生存下来。
今年早些时候，以色列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宣布采纳一项以“永久戒备”为核心的多轴军事新战略。这一学说于1月在“后方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标志着以色列正从传统威慑转向一种更具进攻性、也更强调先发制人的姿态。
这项战略放弃了此前的“冲突管理”路径，转而主张在威胁演变成战略危险之前立即加以消除。它还设定了扩大的安全边界，意在把以色列在物理上与其对手隔开，其中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
这一框架与“永久安全”的概念高度一致。批评者有时把它称为“超级斯巴达模式”。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此前在描述以色列未来走向时，也曾援引这一设想。
以色列社会学家亚吉尔·列维指出，这一概念大量借鉴了历史学家德克·摩西的论述，体现的是“一个国家试图通过过度武力、领土控制，以及在必要时进行人口驱逐，来获得对所有威胁——包括假想中的未来威胁——绝对且永久豁免”的愿望。
埃齐翁认为，这套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缘政治、历史背景、国际法、合法性以及非军事因素。列维则把它描述为一种“偏执意识”的体现，认为这种意识不给威慑性妥协或政治解决留下空间，反而会制造自我实现的威胁。
列维认为，这会“打开大门”，通向“灭绝、驱逐，或对那些被归类为国家生存性威胁的群体施加绝对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达扬学说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调整后纳入了一个更广泛的永久战争体系。
以色列的战略困境还因地理和人口因素而进一步加剧。由于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且可动员的人力储备有限，以色列在结构上始终容易受到长期消耗战的冲击。
地中海观察站高级分析师朱塞佩·登蒂切指出，对于以色列而言，长期战争在结构上的代价高于它的许多对手。登蒂切来自圣皮奥五世政治研究所下属的地中海观察站。
尽管以色列军队在技术和作战层面依然能力很强，但与大国不同，以色列很难在不积累内部压力的情况下，长期承受平民生活受扰、预备役持续动员、经济生产受损和社会稳定被侵蚀的局面。长期动员会逐步拖累生产率、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
财政负担已经变得十分沉重。反复动员、生产和服务中断以及投资不足，持续压低经济表现。以色列银行估计，加沙战争的经济总成本约为3520亿谢克尔，约合1120亿美元。
他对媒体表示：“韧性并不是无限的。社会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紧急状态，但一旦永久性不安全被常态化，承受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他警告说，真正的危险不是立刻崩溃，而是缓慢的耗竭：对制度的信任被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弱，政治极化加剧，人们对永久动员是否可持续的信心也会下降。
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治下，以色列同时在七条战线上展开对抗：伊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承认，该地区已经进入长期冲突和“永久战争”的时代。
一个原本为临时紧急状态而设计的国家，如今却采取越来越把永久冲突常态化的战略，这种矛盾或许正是以色列今天面临的核心战略困境。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内森·布朗认为，以色列试图通过强制人口迁移、分层缓冲区、摧毁民用基础设施以及肢解敌对领土，来化解这一矛盾。落实到现实中，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彻底消灭对手，那就摧毁支撑对手存在的空间。
但以色列越是试图通过压倒性武力和扩大军事行动来获取安全，就越可能重演同样的循环——这一循环曾在1982年后催生真主党，也在数十年的占领和封锁中强化了哈马斯。
布朗对媒体表示：“短期来看，这确实带来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它需要高度动员，导致国际孤立不断加深，而且几乎看不到长期战略成功的证据。”
登蒂切也认为，这一挑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更是结构性的。一个围绕紧急动员和速决胜利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旦紧急状态变成永久状态，就可能陷入深刻困境。持续军事化有削弱民主制度、破坏经济可持续性并造成长期社会疲劳的风险。
如果军事胜利没有政治解决相配套，原本意在消灭的抵抗运动，反而可能在无意中被重新生产出来。
尽管内塔尼亚胡几乎在每次停火后都会宣称胜利，并坚称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许多观察人士对此依然深感怀疑。
布拉德福德大学荣休教授保罗·罗杰斯对媒体表示，以色列正陷入一种他所说的“在不安全中坚不可摧”的状态——它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战略上却比几年前更不安全。
真主党、哈马斯、也门与安萨拉拉结盟的武装力量以及伊朗，似乎越来越适应长期非对称战争的逻辑。
与以控制领土和取得决定性战场结果为目标的常规军队不同，这些行为体更看重持久性、分散化、灵活性和消耗。它们的目标未必是彻底赢得军事胜利，而是生存下来，并逐步削弱对手的政治意志。
登蒂切认为，虽然以色列在技术、经济和常规军事层面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在消耗战中，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绝对实力，而是能否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作战连续性的同时，承受持续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登蒂切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在长期冲突中可能拥有结构性优势，原因恰恰在于，它们较少受到一个国家必须持续应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的约束。
因此，核心问题已不再是以色列能否在军事上打赢战争，而是一个为快速取胜而建立的国家，是否能够无限期维持永久战争学说，而不最终耗尽自身安全的根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