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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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那天的天气,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灰扑扑的天,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抹布,要下雨不下雨的样子,憋得人心里发慌。

我和苏沁坐在走廊的蓝色塑料椅上等着叫号。椅子硬邦邦的,坐得人屁股疼。苏沁穿着那件米白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嘴唇上涂着淡淡的豆沙色口红。她坐得笔直,双手叠放在膝盖上那个黑色的手提包上,眼睛盯着前方墙上“婚姻登记处”那几个红色大字,眨都不眨一下。

我摸出烟盒,又想起这里不能抽烟,只好把烟盒在手里转来转去。

“方旭。”苏沁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

我转过头看她。她没看我,还是盯着前面。

“等会儿办完手续,”她说,“咱们就算是两清了。”

我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以后要是在哪儿碰上了,”她顿了顿,手指在包带上轻轻抠着,“你就当不认识我。”

我笑了,笑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有点突兀。前面几对等着的夫妻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又很快转回去。

“这话该我说吧苏总。”我把烟盒塞回兜里,“你是大忙人,天沁集团的执行总裁,以后出入的都是高级场所。我就是个普通打工的,咱们的生活轨迹怕是很难再有什么交集了。”

苏沁终于转过头看我。她的眼睛很亮,是那种从小就漂亮的女人才有的眼睛,眼尾微微上挑,不笑的时候有点冷。她今天没化妆,就涂了点口红,脸色有点白。

“我是说认真的。”她的声音压低了些,“方旭,离婚后再见面,你就当不认识我。记住了吗?”

“为什么?”我问。

“没有为什么。”她移开视线,“就这样对咱俩都好。”

窗口叫到我们的号了。苏沁站起身,大衣下摆划过一个利落的弧度。我跟在她身后走进那个小房间。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头看材料。

“想好了?”大姐例行公事地问,手里的印章已经拿起来了。

“想好了。”苏沁说。

“嗯。”我说。

大姐“哐哐”两下盖了章,把离婚证从窗口递出来。苏沁接过她那本,看都没看就放进了包里。我拿着我那本,红色的封皮,跟结婚证长得差不多,就是字不一样。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外面开始掉雨点了,很小,像是谁在天上撒盐。苏沁的司机已经把车开到门口,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头上那个三叉星徽在灰蒙蒙的天色里亮得刺眼。

“我送你?”苏沁站在台阶上问。

“不用,”我说,“我坐地铁。”

她点点头,没再客气。转身准备下台阶时,她又停住了,回头看我。

“方旭,”她又说了一遍,“记住我的话。”

“记住了。”我说,“再见就当不认识。”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好像要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然后转身下了台阶。司机已经撑着伞等在那里,她弯腰坐进车里,车门“砰”一声关上。黑色的车缓缓驶出,很快消失在街道转角。

雨下大了。我站在民政局的屋檐下,摸出烟点了一根。抽到第三口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妈。

“办完了?”我妈在电话那头问,声音闷闷的。

“办完了。”

“那你晚上回来吃饭不?妈给你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

“回。”

挂掉电话,我把烟抽完,烟头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走进雨里。没跑,就这么慢慢走着,让雨淋在头上、肩上。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外套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重。

地铁里人很多,这个点,都是下班回家的。我挤在人群中间,闻着各种味道混在一起——雨水、汗味、香水、还有谁拎着的饭菜香。我抓着扶手,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色跟苏沁差不多白。

结婚三年,离婚用了五分钟。

回家路上我去菜市场买了瓶二锅头。我妈开门看到我浑身湿透的样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卫生间拿了条干毛巾。

“擦擦,”她把毛巾塞给我,“别感冒了。”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得有点大。他瞟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看屏幕,但我知道他在用余光看我。

“洗手吃饭。”我妈在厨房里喊。

饺子很好吃,我妈拌馅儿有一手,不咸不淡,肉和菜的比例刚刚好。我吃了二十多个,又喝了半杯白酒,身上才暖和起来。

“她……”我妈给我夹了个饺子,犹豫着开口,“没为难你吧?”

“没有。”我说,“挺顺利的。”

“那就好。”我妈松了口气,“那房子呢?说好怎么分了没?”

“房子归我,”我说,“存款大部分归她。本来她还想多给我点,我没要。”

我爸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发出“啪”的一声。

“凭什么不要?”他嗓门大,震得桌上的盘子都嗡嗡响,“你在那房子里住了三年,她苏沁住过几天?一个月回来一次都算多的!那房子是你一点点布置起来的,窗帘是你挑的,家具是你组装的,阳台上的花是你种的!她出过什么力?就出了个首付!”

“老方!”我妈拍了他一下。

“我说错了吗?”我爸脖子都红了,“是,她家有钱,她是大老板,可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结婚三年,她在家的日子加起来有三个月吗?整天就是公司公司,出差出差,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嫁给了公司呢!”

“别说了。”我说。

“我就要说!”我爸站起来,在小小的餐厅里来回走,“当初你们结婚我就不同意!门不当户不对的,能过到一块儿去吗?她苏沁是什么人?天沁集团的千金,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开豪车住豪宅。咱们是什么家庭?普通工薪阶层,住的单位分的旧房子。是,你是重点大学毕业,工作也不错,可跟人家比起来,那算什么?”

“老方!”我妈的声音也提高了,“儿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

我爸喘着粗气,瞪着我,最后还是坐下了,抓起酒杯灌了一大口。

“我就是替你委屈。”他声音低下来,闷闷的。

我没说话,继续吃饺子。其实我爸说得都对。我和苏沁,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认识她是在一个行业交流会上。那时候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她是主办方请来的嘉宾,坐在台上讲话,灯光打在她身上,整个人都在发光。我坐在最后一排,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看她,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后来是巧合,我们公司在天沁有个项目,我被派去对接。再见她是在她办公室里,巨大的落地窗,能看见半个城市的风景。她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穿着浅灰色的西装套裙,站起来跟我握手,手指很凉。

“方先生,我看过你们的方案,”她说,“很有想法。”

她的声音也很好听,干净,清晰,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

项目做了三个月,我们见了几十次面。有时候在她办公室,有时候在会议室,有时候在咖啡厅。聊工作,也聊别的。她知道我喜欢电影,我知道她学过十年钢琴。她知道我老家在南方一个小城,我知道她在英国留过学。

项目结束那天,她请我吃饭,在一家很贵的西餐厅。吃完甜点,她放下叉子,看着我。

“方旭,”她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愣住了。

“我的意思是,”她抿了抿嘴,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不像平时那么冷静,“如果你不讨厌我的话,我们可以试试。”

后来我想,也许那时候我就该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她说“试试”,就像在说一个商业合作,评估风险,权衡利弊。但那时候我二十八岁,她是我见过最美好的女人,聪明,漂亮,独立,浑身上下都发着光。

我说好。

恋爱一年,结婚三年。这四年里,我在那套两百平米的大房子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视。苏沁很忙,天沁集团正在扩张期,她经常出差,一周回来一两次就算不错了。回来了也是抱着笔记本处理工作,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视频会议。

我们很少吵架,因为没什么可吵的。她总是很理智,理智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我生气的时候,她会冷静地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想要一点情绪,一点温度,但她给的只有逻辑和道理。

去年我父亲心脏病住院,医院让交十万押金。我手头没那么多现钱,给苏沁打电话。她在香港出差,说马上让财务打过来。钱是半小时后到的,还多打了十万。她发来微信:“不够再说。”

后来她飞回来,去医院看我爸,带了一堆昂贵的补品。我爸躺在病床上,看着这个漂亮得不像真人的儿媳妇,不知道该说什么。苏沁坐了十分钟,接了三个电话,然后抱歉地说公司有事要先走。

她走之后,隔壁床的大爷小声问我爸:“老方,那是你儿媳妇?怎么看着像电视里的明星?”

我爸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守夜,我妈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半天,轻轻说了句:“小旭,这日子,你过得累不累?”

我没回答。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但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离婚是我提的。上个月苏沁难得在家吃晚饭,我做了她爱吃的糖醋排骨。吃饭的时候,我说:“苏沁,咱们离婚吧。”

她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排骨夹到碗里。

“为什么?”她问,语气平静得像在问明天天气怎么样。

“累了。”我说。

她点点头,把排骨吃了,慢慢嚼完,咽下去。

“好。”她说。

就这样。没有哭闹,没有质问,甚至没有问一句“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她只是说好,然后继续吃饭,还夸我排骨做得比以前好吃。

一周后,她让秘书把离婚协议发给了我。条件很优厚,房子给我,存款大部分给我,还准备给我一辆车。我把车那条划掉了,存款也只留了一小部分。

签协议那天她回国了,我们约在律师事务所。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头发剪短了些,更利落了。律师把协议给她看,她扫了一眼,抬头看我。

“你拿得太少了。”她说。

“够了。”我说。

她看了我几秒,点点头,拿起笔签了字。她的签名很漂亮,流畅有力,像她这个人。

从民政局回来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这套房子现在完全属于我了,但我却觉得空得厉害。苏沁的东西已经搬走了,衣帽间空了一大半,洗手台上她的护肤品全不见了,梳妆台上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梳子,是我的。

枕头上有很淡的香味,是她常用的那款香水。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吸了口气。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同事大概都听说了,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同情里夹杂着好奇,但没人敢问。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拍拍我的肩。

“方旭啊,想开点,”他说,“这种事,现在也常见。给你放几天假,调整调整?”

“不用,”我说,“工作忙点好。”

下班后我不想回家,去常去的那家面馆吃面。老板认识我,给我端面的时候多夹了个卤蛋。

“送的,”他说,“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低头吃面,热气熏得眼睛发酸。

手机响了,是大学同学周涛。

“旭哥,听说你……”他在那头小心翼翼。

“嗯,”我说,“离了。”

“那什么,明天同学聚会,你来不来?大家好久没见了,聚聚,散散心。”

我想说不去,但周涛又说:“来吧来吧,李明也从国外回来了,还有王倩,就咱们宿舍那几个人,都来。”

“行。”我说。

“那明天晚上六点,老地方,就学校后门那家川菜馆,记得吧?”

“记得。”

挂了电话,我把面汤喝完,卤蛋也吃了。走出面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人来人往,都是回家的,或者约会的,或者去玩的。我一个人沿着街走,走了很久,直到腿有点酸了,才打车回家。

洗澡的时候,热水冲在头上,我突然想起苏沁最后那句话。

“离婚后再见面,你就当不认识我。”

我关掉水,用毛巾擦头发。镜子里的男人,三十出头,不算老,但眼角已经有了细纹。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看起来有点狼狈。

“不认识就不认识。”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

擦干身体,换上睡衣,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随便调了个台,是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在那里又唱又跳,很热闹。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吵,又把电视关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手机亮着,屏幕上是苏沁的微信,最后一条消息是一个月前的,她问我:“周末回来吃饭吗?”

我没回。后来她也没再问。

我把她的微信删了,电话号码也拉黑了。既然要断,就断得干净点。

睡觉前,我又想起周涛说的同学聚会。大学同学,毕业十年了,有些人十年没见。不知道大家都变成什么样了。

王倩……这个名字让我心里动了一下。大学时我们谈过恋爱,两年,后来毕业分手,她回了北方老家,我留在北京。听说她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过得不错。

十年了。

我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睡着。明天还要上班,还有新的项目要提案,还有生活要继续。

至于苏沁,就像她说的,再见就是陌生人了。

这样也好。

同学聚会那天是周五。我特意加了会儿班,六点半才到那家川菜馆。馆子还开着,装修过了,比以前亮堂,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一走进去,麻辣的香气扑面而来。

包间在二楼,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十来个人,都是熟悉又陌生的脸。周涛先看见我,站起来招手。

“旭哥!这儿!”

一桌子人都看过来。我笑着点头,走过去。周涛给我拉椅子,旁边的李明站起来跟我拥抱。

“方旭!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一一打过招呼,看到王倩的时候,她冲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她变化不大,就是比大学时成熟了些,头发留长了,烫了卷,穿一件米色的毛衣,看起来很温柔。

“方旭,你一点没变。”她说。

“你也是。”我说。

坐下后大家开始聊天,问近况,聊工作,聊家庭。听说我离婚了,气氛微妙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很快又热闹起来,大家默契地不再提这个话题。

“苏沁现在可了不得,”坐在我对面的张浩说,他喝得有点多,脸红红的,“天沁集团知道吧?她现在是执行总裁,上次财经杂志还采访她了,封面人物,那气场,啧啧。”

我没说话,夹了颗花生米放进嘴里。

“是啊,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女同学说,“她本来就漂亮,现在更会打扮了,那套西装,得好几万吧?”

“人家一件衬衫就够咱们一个月工资了。”

“方旭,你跟她……”有人想问,被周涛打断了。

“哎哎哎,喝酒喝酒,说这些干嘛!”

大家又举起酒杯。我喝了口啤酒,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带着微微的苦涩。

王倩坐我旁边,小声说:“你还好吧?”

“挺好的。”我说。

“那就好。”她给我夹了块水煮鱼,“多吃点,你瘦了。”

饭吃到一半,包间门又被推开了。我背对着门,没在意,直到听见周涛惊讶的声音。

“苏……苏沁?”

我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把那块鱼肉放进嘴里。很辣,辣得人眼睛发热。

“这么巧,”苏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还是那么清晰,那么冷静,“听说今天有同学聚会,我刚好在附近,过来打个招呼。”

“哎呀,苏总大驾光临,快请坐快请坐!”张浩赶紧站起来,“加把椅子!”

“不用了,”苏沁说,“我就说几句话,马上就走。”

我慢慢嚼着嘴里的鱼肉,没回头。

“方旭。”她叫我的名字。

我放下筷子,拿起纸巾擦了擦嘴,然后才转过身。

苏沁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套裙,外面搭了件黑色的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是精致的妆容。她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她的。

“苏总。”我说。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唇抿紧了。

“听说你们今天聚会,我顺路过来看看。”她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大家好久不见。”

“是啊是啊,苏沁你现在可是咱们班的骄傲!”

“苏总坐会儿吧,一起喝一杯?”

“不了,我还有个会。”苏沁说,目光又落回我脸上,“方旭,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包间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我笑了笑,拿起酒杯喝了口啤酒。

“苏总,”我说,“咱们认识吗?”

苏沁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她的眼睛睁大了一些,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没听清我在说什么。

“你……”

“不好意思啊,”我转向周涛,“这位是?”

周涛张着嘴,看看我,又看看苏沁,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沁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包间的灯光打在她身上,她的脸色很白,白得像纸。握着包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方旭,”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有点抖,“你出来一下。”

我转过头,不再看她,夹了块鸡肉放进碗里。

“这位女士,”我说,声音不大,但包间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死一样的寂静。

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在我和苏沁之间来回移动。能听见张浩紧张的吞咽声,能听见王倩轻轻的吸气声。

苏沁还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然后,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很慢,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

她在我的椅子旁停下。我闻到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很淡,很冷。

“方旭,”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很近,“我们谈谈。”

我抬起头看她。她站在我旁边,微微低着头,眼睛死死盯着我。她的眼眶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原因。

“这位女士,”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你。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没喝酒。”她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情绪,像是压抑着的怒火,又像是别的什么。

“苏沁,”周涛赶紧站起来打圆场,“那个,要不你先坐下,有什么话慢慢说……”

“不用。”我打断周涛,站起来,转身面对着苏沁。

她穿着高跟鞋,几乎和我一样高。我们离得很近,近得能看见她瞳孔里我的倒影。

“这位女士,”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打扰我们同学聚会了。能请你离开吗?”

苏沁的呼吸急促起来,胸口起伏着。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看穿。

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很冷,很苦。

“好,”她说,“方旭,你好样的。”

她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包间门被她用力甩上,“砰”的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还僵着,没人说话,没人动。

我坐下来,继续吃菜。鸡肉有点凉了,但还是很好吃,麻辣鲜香。

“旭哥……”周涛小声叫我。

“吃饭。”我说。

饭局的后半段气氛有点尴尬。大家努力想说点什么活跃气氛,但效果不佳。九点多的时候,有人提议散场,大家纷纷附和。

走出餐馆,外面起了风,有点冷。周涛拍拍我的肩。

“旭哥,我送你?”

“不用,”我说,“我打车。”

“那行,你……多保重。”

“嗯。”

同学们一个个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王倩。她站在我旁边,欲言又又止。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说。

“她……”王倩迟疑了一下,“苏沁她刚才好像……很不好。”

“是吗。”我摸出烟,点了一根。

“方旭,”王倩看着我,“你们离婚,是不是有什么……”

“没什么。”我打断她,“就是过不下去了。”

她没再问,只是叹了口气。

“你怎么回?”我问。

“我老公来接我,”她说,“应该快到了。”

正说着,一辆白色的SUV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一个男人朝这边招手。

“那我先走了,”王倩说,“方旭,有空常联系。”

“好。”

她小跑着上了车。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我站在路边抽烟,一根接一根。风很大,吹得烟灰到处飞。抽到第三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没说话。

那头也没说话,只有呼吸声。

我知道是谁。

僵持了大概半分钟,那头挂了。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拦了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我想了想,说:“随便转转。”

车在城市的夜晚里穿行,霓虹灯的光透过车窗,在我脸上明明灭灭。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苏沁刚才的眼神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她从来没有那样看过我,从来没有。结婚三年,她总是冷静的,理智的,从容的。生气的时候会抿紧嘴唇,但眼神还是平静的。高兴的时候会微笑,但笑意很少到达眼底。

可刚才,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像是冰面裂开,底下汹涌的东西要冲出来。

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

我没接。

它响了一遍又一遍,执着地响着。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几眼。

最后我接起来,还是没说话。

“方旭,”苏沁的声音传来,有点哑,“你在哪儿?”

“有事?”我问。

“我们谈谈。”

“谈什么?”

“……”她沉默了几秒,“刚才的事。”

“刚才什么事?”我说,“我不记得有什么事。”

“方旭!”她的声音陡然提高,“你别这样!”

“我哪样了?”我问,“苏总,咱们很熟吗?”

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然后,我听见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很响。

“你在哪儿?”她又问了一遍,声音在发抖。

“在车上。”

“在哪儿?我去找你。”

“不用了,”我说,“我快到家了。”

“那你家在哪儿?地址告诉我。”

我笑了:“苏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大晚上问一个陌生男人的家庭地址,不合适吧?”

“方旭!”她几乎是喊出来的,“你别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