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米哈伊尔·巴枯宁"词条、百度百科"卡尔·马克思"词条、百度百科"第一国际"词条、百度百科"无政府主义"词条、《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是一个充满了思想爆炸与社会动荡的时代。
工业革命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卷入城市，令他们成为工厂里的劳动者，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度过漫长的工作日，领取仅够糊口的工资，住在拥挤阴暗的棚屋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快速扩张，在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矛盾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性思潮，其中既有温和的改良主义，也有激进的革命主张。
各派人士在书房里争论，在街头上行动，在秘密集会上规划着他们各自认为正确的未来图景。
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两个人的名字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是来自普鲁士的卡尔·马克思，一个是来自俄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
他们都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都受过良好的学院教育，都在壮年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都为了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也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在许多基本立场上高度一致的人，却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几乎无法弥合的分歧。
国家，到底应该被工人阶级夺取并加以利用，还是应该被彻底废除？
这个问题看似抽象，实则牵连着组织原则、革命路径、权力结构等一系列具体而重大的议题。
围绕这一分歧，两人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公开论战，并最终以1872年荷兰海牙大会上的组织决裂告终。
这场论战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成为研究十九世纪工人运动思想史无法绕过的原始材料。
两人各自所代表的理论传统，也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持续演化，影响着欧洲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档案。
【一】马克思的思想底色与理论积累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
特里尔是莱茵兰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十九世纪初曾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影响，相较于普鲁士其他地区，思想氛围稍显开放。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是一名律师，家庭经济条件良好，信奉启蒙主义的理性传统，家中收藏有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马克思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受到较为充分的人文教育。
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就读，次年转入柏林大学。
在柏林大学期间，他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
这个圈子的人们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于社会批判，认为理性应当主导历史进程，凡是不合理的事物都应当被扬弃。
马克思在这个思想氛围中训练出了强大的辩证思维能力，但他后来又明确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划清界限，走向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分析方法。
这一转变在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1841年，马克思在耶拿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进入新闻界，担任《莱茵报》编辑，撰写了大量批评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文章。
1843年，该报在政府压力下被迫停刊，马克思随即离开普鲁士，先后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
巴黎的那段时光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至关重要。
在那里，他大量接触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研读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系统阅读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献。
法国经济学家蒲鲁东的著作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马克思很快便与蒲鲁东的思路分道扬镳，在1847年撰写了《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批判。
正是在反驳蒲鲁东的过程中，马克思更清晰地确立了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核心理论框架。
1849年，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辗转抵达英国伦敦，此后在那里定居长达三十余年，直至生命终结。
伦敦是那个时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城市，也是流亡革命者聚集之地。
马克思在那里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系统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在关于社会变革路径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一以贯之：
工人阶级必须首要建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夺取国家政权，再以国家为工具推进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逐步消灭阶级差别。
他将这一过渡阶段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并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较为详尽的阐发。
他的理论预设是：这一过渡阶段是历史的必然，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真正无阶级社会的桥梁，既不能跳过，也不能以其他方式替代。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工人运动必须参与政治行动，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他认为，回避政治斗争、仅仅依靠经济层面的抗争，最终只能让工人阶级长期处于被支配的位置。
这一立场，与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回避政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立，也在他后来与巴枯宁的争论中成为核心分歧之一。
【二】巴枯宁的经历与无政府主义的形成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于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村，家族属于俄国世袭贵族。
他的父亲曾在托斯卡纳求学，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返回俄国后在乡间过着相对开明的庄园生活。
巴枯宁自幼便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少年时代便开始在家中书房大量阅读哲学书籍。
1829年，巴枯宁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在军队体制的严格管束下度过了数年。
这段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科层制度和权威对个人自由的压迫，也在他的思想深处埋下了对一切强制秩序的深度反感。
1835年，他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被降职，随后离开军队，前往莫斯科，开始系统研读黑格尔哲学与费希特哲学。
1840年，巴枯宁自费前往柏林，进入柏林大学研究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人士有所交流，但他的思路很快便超越了单纯的哲学思辨，转向了直接的社会批判与革命实践。
他开始撰写文章，批评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被俄国政府要求立即回国，否则视为叛逃。
巴枯宁拒绝了这一要求，从此走上了流亡欧洲的道路。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巴枯宁的一生由此进入了最为激烈的阶段。
他先抵达巴黎，亲历了法国二月革命，随后转赴布拉格，参与了6月爆发的布拉格起义，在街垒上与奥地利军队交战。
布拉格起义失败后，他于1849年5月参加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与萨克森王国的军队展开激烈的城市巷战。
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捕，先被普鲁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再被移送至奥地利，同样被判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最终于1851年被引渡回俄国，关押于彼得保罗要塞，此后又被转移至什利谢利堡要塞，前后在俄国监狱中度过约六年时间。
在狱中，巴枯宁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伤。
1857年，因健康原因，他被释放并流放至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期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出走的念头。
1861年，巴枯宁终于成功出逃，取道日本、美国，辗转抵达英国伦敦，重新与欧洲革命者接触。
此后，巴枯宁在意大利、瑞士等地长期活动，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几个层面：
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其本质是强制性权力对个体自由的系统性压制，无论这个国家以何种意识形态为旗帜，都改变不了这一本质属性。
一切形式的权威，包括宗教权威、国家权威、资本权威，都应当被废除，人的自由必须是全面的、不附条件的。
社会的重建不应该依靠夺取现有的国家机器，而应该从底层开始，由工人和农民的自治组织自发生长，以自由联邦的形式相互协调。
革命的实现不需要漫长的政治积累和政党建设，而是依靠大众的自发起义，将旧秩序连根拔起。
这套理论在欧洲的若干地区，尤其是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共鸣。
这些地方的工人没有组织政党、参与议会选举的经验，他们更容易接受一种直接行动的革命想象，而非漫长的政治积累之路。
地方自治的传统在南欧根基深厚，农民和小作坊工人对集中权力的反感也更为普遍，这使得巴枯宁的主张在这些地区获得了远比北欧和中欧更为深厚的社会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宁本人的革命气质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马克思是典型的书斋型理论家，他的革命热情通过严密的学术论证来表达；
而巴枯宁是一个天生的行动者，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数年的监狱岁月、流亡生涯和革命实践，使他对一切权力机构都抱有发自内心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在他的理论中被系统化为对国家的根本性拒绝。
【三】第一国际内部的思想对峙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伦敦圣马丁堂成立，史称"第一国际"。
这个组织汇聚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多国的工人代表和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参与了成立大会，并受邀起草协会的成立宣言与临时章程，由此成为协会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从成立之初，第一国际内部便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思想路线。
英国工联主义者比较务实，关注的是工资标准、工时缩短、罢工权利等眼前的具体问题，对抽象的政治理论兴趣有限。
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互助合作，反对政治行动，认为工人应当通过建立合作社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德国的拉萨尔派则主张借助国家力量扶持工人合作社，与国家的关系相当微妙。
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些不同派别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周旋，主张工人运动必须走上政治行动的道路。
巴枯宁在1868年正式加入第一国际之前，已在日内瓦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该组织拥有自己的纲领，明确主张废除国家、废除宗教、废除私有财产和继承权，以无政府主义联邦取代现有的一切政治组织形式。
巴枯宁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申请让同盟以集体名义整体加入，总委员会以协会不接受内部存在独立派别组织为由，拒绝了这一申请，并要求同盟必须解散，成员方可以个人身份加入。
巴枯宁接受了这个条件，宣布解散同盟，随后以个人身份入会，活跃于第一国际的瑞士支部。
然而，根据后来披露的相关文件和信件，巴枯宁的同盟并未真正解散，而是以秘密形式继续维持运作，在第一国际内部的若干支部中持续推行自己的主张。
这一情况后来成为马克思一派指控巴枯宁在协会内部搞秘密派别活动的重要依据。
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之后，双方在协会的历次大会上展开了一系列公开的思想交锋。
1869年9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双方分歧公开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次大会上的议题之一是继承权问题。马克思一派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废除继承权，认为利用国家法律来推动财富再分配，是现实条件下可以操作的社会改革路径。
巴枯宁一派则认为，继承权问题只是现有财产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附带现象，单独讨论废除继承权的立法，而不触及废除国家这一根本目标，只会将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方向。
双方在大会上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辩论，巴枯宁一派在投票中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支持票数，这令马克思深感忧虑。
两派之间在组织原则上的矛盾也已经相当深刻。
马克思主张，第一国际需要有统一的领导核心、明确的纲领方向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集中的组织力量，工人运动就无法形成足以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合力。
巴枯宁则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式组织结构，都是在将国家逻辑复制到工人运动内部，迟早会产生凌驾于普通工人之上的组织精英，使运动背离其解放的本来目的。
他主张，工人组织应当遵循联邦制原则，各地自治单位相互协调，而非服从统一的中心指令。
这两种组织原则在现实运作中的冲突，在第一国际的各个支部中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在巴枯宁影响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支部，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各地支部拒绝服从总委员会的统一调度，局面令马克思一派极为被动。
在这场漫长的内部角力中，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的内在矛盾进行了直接的追问：
如果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由工人中产生的代表来管理国家，那么这些代表和被代表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代表们是否还能真正代表工人？
掌握权力之后，他们是否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政精英阶层，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普通工人利益之上？
巴枯宁举出当时俄国的情况为例：
俄国有数千万文化程度极为有限的农民，在政治上几乎是一张白纸，根本没有参与复杂国家事务的条件。
所谓由他们"夺取政权"或"参与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必然意味着由少数受过教育的代表来代替他们行动，那么这和旧的精英统治在本质上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触碰到了马克思理论框架中一个相当敏感的地方，也是此后多年来关于这场论战的历史记述中，研究者们反复援引的核心争论点。
马克思在收到《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这部著作之后，专门在空白处留下了大量密集的批注。
这些批注后来以《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录》的名称，被整理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
在这份批注文件里，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每一个论点都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这场争论极为认真的态度。
然而，这些批注文字从未以公开论战的形式传播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圈子，而是以手稿的方式沉睡了相当长的时间。
多年之后，当研究者们终于将这批批注与巴枯宁原文逐段对照阅读，发现其中有一段批注内容，与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上那场决裂的内幕之间，存在着一条至今仍令历史学界争议不休的隐秘关联。
而当那份在海牙大会上被宣读的秘密指控文件的全文，终于在数十年后被完整公布于世时，所有阅读过它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被写入历史的决裂，究竟是理论分歧的必然结果，还是另有更复杂的原因在其背后默默运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