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金发小男孩抱住我的腿喊“外公”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轮椅从门廊的阴影里滑出来。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坐在上面，冲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
我愣住了，扭头看向站在门口的女儿。
肖羽彤咬着嘴唇，眼神躲闪，就跟小时候打碎了邻居家玻璃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六年，她到底瞒了我什么？
01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六年前那件事。
那天梁康成第一次上门，带了两瓶好酒，穿得整整齐齐。我坐在沙发上没起身，他递烟我也不接。女儿站在旁边，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眶红红的。
“爸，这是我男朋友。”她说。
我没吭声，拿过那两瓶酒看了看，是洋酒，标签上全是英文字。我啪地放在茶几上：“我这辈子喝的酒，没有一瓶是我看不懂的。”
梁康成脸涨得通红，但还是赔着笑说：“叔，我这人实在，不会说话。您放心，我一定对羽彤好。”
“好？”我说，“好到你把她带到国外去，一年见不着几次面？这叫好？”
那天吵得很凶。
我把她妈给我泡的茶都摔了，茶杯碎了一地。
女儿蹲在地上捡碎片，手指头被划破了，血一滴一滴地滴在瓷砖上。
她抬起头看我，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但硬是没哭出声。
淑芬在旁边拉我胳膊，让我少说两句。我甩开她，指着女儿说：“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就别回来了。”
女儿站起来了，把碎茶杯放在茶几上，擦了擦手。她说：“爸，我走。”
她真的走了。梁康成扶着她的肩膀，弯腰给我鞠了个躬，然后关上了门。
淑芬哭了一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后来听说她嫁过去了，在那边生了龙凤胎。
淑芬接到电话时高兴得又哭又笑，我站在门后听着，没出去。
这几年，女儿打过几次电话，都说“过得挺好”。
我问淑芬怎么不视频，她说女儿忙，有时差。
我也就没多想。
心里头那道坎儿过不去，拉不下脸问。
直到上个月，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出钱买好了机票，让我和淑芬过去看看。电话里她声音有点哑，说：“爸，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当时还嘴硬：“我有什么好看的。”
淑芬抢过电话：“去！我们一定去！”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已经傍晚了。
我下了飞机，腿有点软，坐了十几个小时，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淑芬比我还慌，一路上不停翻手机看照片，嘴里念叨着外孙们的名字。
出了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女儿。
她瘦得厉害，以前圆润的脸现在尖尖的，颧骨都突出来了。
但看见我们，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快步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被她抱得有点不自在，拍了拍她的后背：“行了行了，多大人了。”
淑芬在旁边抹眼泪，拉着女儿的手上下打量：“瘦了，瘦多了。”
女儿笑着说：“减肥呢，这边吃的少油少盐，健康。”
我看了她一眼，她手上确实瘦得只剩下骨头了。但我没说什么，跟着她上了车。
一路上，女儿开车，淑芬坐在副驾驶问东问西。
我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陌生的街道，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
六年前那个摔门而去的姑娘，现在开车带着我们在这异国他乡的马路上跑。
她长大了，也变样了。
车子拐了几个弯，开进一片住宅区。房子不大，一栋两层的小洋楼，门口有个小院子，种着花。暮色里，一个老太太推着轮椅，就坐在门口。
我正想问这是谁，一个小男孩突然从门里跑了出来。
他长着一头金色的卷毛，眼睛是蓝色的，但脸型像极了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他跑到车前，拍着车门喊：“外公！外公！”
我愣住了，这是我外孙？他怎么会说中文？
女儿笑着下了车，拉开后车门：“爸，这是小宝，你外孙。”
我下了车，小宝一把抱住我的腿，仰着脑袋看我：“外公，你终于来了。外婆呢？外婆在哪儿？”
淑芬也下了车，蹲下身子把小宝搂进怀里：“外婆在这儿呢，好孩子，好孩子……”
我在旁边看着，也忍不住笑了。可一抬头，那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已经推到我们面前了。她看着我们，点了点头说：“来了？饭做好了。”
我看向女儿。女儿表情有点紧张，赶紧说：“爸，这是婆婆，康成的妈妈。”
婆婆？我从来没听说过梁康成还有个妈。梁康成不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吗？他父母不是在国外吗？
那个老太太似乎看穿了我的疑惑，笑着说：“我是康成的妈妈，前几年过来的。”
我“哦”了一声，心里头还有点懵。但这会儿也没多想，跟着孩子进了屋。
02
房子里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几盆绿植，墙上一幅山水画，旁边挂着两个孩子的奖状。沙发上的靠垫绣着中国字，写着“平安”
“健康”。
“爸，你先坐，我去盛饭。”女儿把我按在沙发上，转身进了厨房。
小宝趴在沙发边上，好奇地盯着我看。我也看他，这小子长得确实可爱，金色的头发卷卷的，笑起来露出两个小酒窝。
“外公，你喜欢吃红烧肉吗？”小宝问。
我愣了一下：“你会说红烧肉？”
“婆婆教我说的。”小宝指了指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婆婆会做好多中国菜。”
我扭过头看那个老太太。她已经把轮椅推到餐桌旁边了，正在帮忙摆碗筷。她的动作很慢，每拿一个碗都要费挺大劲儿，但一直没停。
我心里突然有点愧疚，赶紧站起来说：“我来我来，你坐着。”
老太太笑笑：“没事，我能做。你坐，你是客人。”
我说：“什么客人，我是来看女儿的。”
老太太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饭桌上，菜还挺丰盛。
红烧排骨、清炒西蓝花、一碗西红柿蛋汤，还有一盘凉拌黄瓜。
女儿坐在桌头，忙前忙后地给我们夹菜，自己倒没怎么动筷子。
“你多吃点。”淑芬给女儿夹了块排骨，“你看你瘦的，叫你减肥呢。”
女儿笑笑：“妈，我自己来，你们吃。”
小宝坐在旁边，自己拿着勺子吃饭，吃得满嘴都是。
我看着他，心里头暖和和的。
淑芬一边吃一边不停地问女儿，家里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孩子上学怎么样。
女儿都一一回答，说都好。
“康成呢？”我放下筷子，问了一句。
女儿夹菜的手顿了顿，很快又笑了：“他出差了，去国外了。”
“出差？什么时候回来？”我又问。
“可能……可能要过段时间吧。”女儿低头扒了口饭，“他那边事情多，走不开。”
“那也该打个电话吧。”我说，“我这个做岳父的来了，他连个问候都没有？”
淑芬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没理会，看着女儿。
女儿放下筷子，搓了搓手：“爸，他那边信号不好，我晚上让他打给你。”
我没再追问，但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这个女婿，六年没见，第一次来他连个面都不露，电话也不打一个，这叫什么事？
吃完饭，淑芬帮着收拾碗筷。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坐轮椅的老太太慢慢把轮椅摇回房间。
路过我身边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透着点我说不清的东西。
像是愧疚，又像是同情。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小宝和小贝已经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小贝是个混血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比小宝斯文一点。
她走到我面前，小声叫了句“外公”，然后躲到淑芬身后去了。
“来，外公抱抱。”我蹲下身子，张开手。
小贝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过来，我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她身上有股奶香味，头发软软的。
我搂着她，突然就觉得，不管怎么样，能看到这两个孩子，这趟也值了。
晚上，女儿安排我和淑芬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大，但干净，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和一盒牙签。我坐在床边，脱下鞋子，长长地舒了口气。
淑芬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压低声音说：“老肖，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
“羽彤她……”淑芬咬了咬嘴唇，“她手上有点疤。”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疤？”
“端菜的时候我看见了，手腕上。”淑芬说着，拿手在自己的手腕上比划了一下，“就这儿，两道印儿，还新着呢。”
我没说话。淑芬还在嘀咕：“她说做菜烫的，可烫的印子和那个哪儿一样啊。”
“别想了。”我躺下，翻了个身对着墙，“人好好的就行，别瞎琢磨。”
淑芬叹了口气，关了灯。
但我睡不着。隔壁房间里，传来小宝和小贝说笑的声音。再往楼下，好像有轮椅滑过地板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像是有人在来回地走。
我翻了个身，心里头那个疙瘩越滚越大。女儿手上为什么会有疤？那个老太太为什么坐轮椅？康成到底去哪儿了？女儿跟她丈夫的感情好不好？
这些问题像一个一个的钩子，勾着我的脑子，越琢磨越睡不着。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经过走廊时，听见楼下传来女儿的声音。
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
“……再给我三个月……”她说，“钱我会想办法……”
电话那头好像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说了什么。
女儿又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把父母接过来了，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走过去几步，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想听清她在说什么。
突然，女儿挂断了电话，转过身，正好看见站在楼上的我。
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爸，你……你怎么没睡？”她声音发颤，强撑着笑了一下。
我说：“睡不着，起来喝点水。”
“哦，我去给你倒。”女儿转身就往厨房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那个疑团越来越大。这六年，她到底瞒了我们什么？
03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
下了楼，发现梁春花已经在厨房里了。
她坐在轮椅上，正在慢腾腾地煮粥。
油锅里噼里啪啦地响着，煎蛋的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你起来了？”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粥快好了，先喝口水吧。”
我在厨房门口站了会儿，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问：“你老伴儿呢？”
“走了。”她说，“好多年了。”
“康成是你们的孩子？”
梁春花的手顿了顿，锅铲在锅里刮了一下，发出吱的一声。隔了几秒，她才说：“是。”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前几年。”她说，“身体不行了，过来投奔他们。”
我说：“那这家里就你们娘几个？”
梁春花没吭声，只把手里的锅铲搅得更快了。我看见她握着锅铲的手指关节发白，指缝里深深浅浅的都是茧子和老皮。
我突然不好意思再问了。人家都这样了，我还刨根问底的。
小宝和小贝从楼上跑下来，扑到我身上。小贝手里拿着一个叠好的纸飞机，非要我教她飞。我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跑到院子里。
女儿也起来了，穿着一身旧睡衣，头发乱糟糟的。她看见我在院子里陪着孩子们玩，笑了一下，又转身进了厨房，帮梁春花端饭。
早饭很简单，白粥、咸菜、煎蛋。
我一边吃一边观察女儿的一举一动。
她确实瘦了，眼眶下头两道阴影，一看就是长期缺觉的人。
吃饭时她不停看手机，像是在等什么人发消息。
“康成没打电话？”我放下筷子问了一句。
女儿一愣：“啊？哦，他昨天打了，说你睡了，就没吵你。”
“那就是还没联系上？”我心里头那股火又窜上来了，“他一个大男人，老婆一个人在这么远带着孩子，他就不管不问？”
“爸，你别这样。”女儿的声音有点发虚，“他真的忙，工作特别累。”
“累？累就不打电话了？”我还想说，淑芬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目光里带着警告。
我没再说下去，把剩下的粥一口喝完，站起来就走了。
上午，淑芬跟女儿去买菜。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看着远处的小路发呆。梁春花推着轮椅从屋里出来，慢慢滑到我身边。
“你是个好父亲，”她开口说，“羽彤常提起你。”
我“嗯”了一声。
“她这六年不容易。”梁春花顿了顿，目光望向远处，“但有些事，她自己选的，咬着牙也得走下去。”
“什么事？”我转过头看她。
梁春花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
我突然觉得心头发慌，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看她说：“老太太，你要是知道什么，就告诉我。”
梁春花摇了摇头，推着轮椅回屋里去了。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里的疑团更大了。这六年里，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个从没露面的女婿，又去了哪里？
下午，女儿回来时提着一大堆东西。我帮她把菜搬进厨房，路过地下室门口时，发现门锁得死紧，上面还挂着一把崭新的锁。
“这是什么？”我问。
女儿脸色变了变，赶紧说：“杂物间，乱得很，就不让人进去了。”
我心里头一动，但没再说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女儿租的车里有一道划痕，后备箱里塞满了小孩的旧衣服和玩具，但连一件男人的东西都没有。
冰箱里放着三天的剩菜，砧板上切过的痕迹像是很久没动过。
淑芬在旁边睡着了，我悄悄起身，走到阳台上。远处有几盏路灯，昏昏黄黄的。街对面的灯全灭了，整个小区都沉在黑暗里。
我突然想起女儿手腕上的疤，想起她发呆时那张疲惫的脸，想起她半夜里的那个电话，想起梁春花欲言又止的眼神……
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转，我心里头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女儿一定瞒了我什么。
我转身回了走廊，经过地下室时，忍不住停下来，蹲下身子，借着手机的光往门缝里张望。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隐约能闻到一股药味。
我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
有什么东西，一定有什么东西，锁在了这扇门后面。
而女儿，她不让我进去。
04
那晚我睡得特别不踏实。
梦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女儿小时候扎着两个小辫子的样子，一会儿又是她跪在这扇门前。
半夜惊醒好几次，胳膊上都是汗。
天快亮的时候，我索性不睡了，起来洗漱下楼。
天蒙蒙亮，客厅里暗暗的，厨房也还没开灯。
我走到厨房门口，想倒杯水喝，突然听见里面传来压着嗓子的哭声。
是女儿。
我停住脚步，没敢动。
厨房的门虚掩着，透过门缝，我看见女儿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她身上还穿着昨晚那件旧睡衣，头发乱蓬蓬的，大概一夜没睡。
我心里头像被什么掐住了一样，想推门进去，腿却迈不动。那哭声不像是一般的委屈，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碎了之后，一点点挤出来的声音。
过了几分钟，女儿站起来，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开了水龙头洗脸。
她抬起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愣了几秒，然后深吸一口气，扯出一个笑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赶紧退后几步，假装刚下楼。她推门出来看见我，笑了一下：“爸，你起这么早？”
“年纪大了，睡不着。”我说。
她没再说话，转身去了孩子房间。
那天白天，一切看起来都和昨天差不多。
女儿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公园玩，梁春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和淑芬待在家里，虽然表面上平静，但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事儿。
下午，我找了个机会，趁所有人都出去了，一个人来到地下室门口。
锁还是挂在上面，但我在门框上摸索了一圈，发现门缝太窄了，什么都看不到。
我转过头，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杂物间里。
那间屋子的门没锁，我推门进去，里面堆着几个旧箱子，落了一层灰。
我蹲下来翻了翻，都是些旧衣服、旧书、旧玩具，全都是孩子的东西。
正要站起来，手指碰到箱子底下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翻开一看，是一沓文件，是中文的，写着“病危通知书”几个字。
我的手一下子凉了。
病危通知书，后面的名字清清楚楚写着：梁康成。日期是三个月前。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嗡响。梁康成三个月前就病危了？那他现在呢？是好了？还是……
我握着那份通知书，手指头都在抖。又想翻别的，但下面什么都没有了。我把文件塞回原处，关上杂物间的门，感觉腿软得几乎站不稳。
我扶着墙慢慢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梁康成三个月前病危，女儿说她丈夫出差了，用不用三个月的出差？
那个坐轮椅的老太太，是她婆婆？
可她是梁康成的生母吗？
为什么女儿说她之前没见过她？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像无数只蚂蚁爬在脑子里。
晚上，女儿回来时，我正在阳台上抽烟。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走到我身边，轻声说了句：“爸，你别抽这么多烟。”
我掐灭烟头，转头看她：“羽彤，你跟我说句实话，康成到底去哪儿了？”
女儿的脸唰地白了，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爸，你再等等，等我把事情处理好，就告诉你。”
“等？还要等多久？”我压不住声音了，“我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还瞒着我什么？”
女儿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就是没掉下来。
“爸，求你了。”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看着她，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行，你自己说什么时候。”
女儿点了点头，转身回了房间。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淑芬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我干脆起身，摸黑出了房间，走到楼梯口，往下看。
客厅里没有开灯，但我隐约看见轮椅上坐着一个人，是梁春花。她坐在窗边，看着外面，一动不动。月光照在她脸上，我能看到她脸上的泪痕。
她是在哭。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趁所有人都睡了，一个人坐在窗边哭。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有什么事情，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下定决心，说什么也得搞明白这扇门里、那个电话里、那几张纸里，到底藏着什么。
我趁女儿出门买菜，把淑芬支开让她带孩子们去玩，然后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螺丝刀，蹲在地下室门口，开始撬锁。
锁不大，但很结实，我满头大汗地撬了好几分钟，终于听到咯噔一声，锁开了。
我推开那扇门。
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夹杂着一股霉味。里面很暗，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下去，一盏昏黄的灯泡亮了起来。
这是一个小房间，大概十平米左右，墙角放着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一条旧毯子。正对着门的桌面上，摊着一沓病历本，还有几个药瓶。
我走过去，拿起最上面的病历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字——肖羽彤。
我的手一抖，翻开封面。
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医生的字，大部分我看不懂，但我能看懂几行中文的：确诊为严重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压迫，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建议手术治疗。
已行三次手术。
最后一次手术时间：一年前。
我的腿支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
女儿做了三次手术？而且是腰椎手术？她为什么会做这种手术？她不是一直说“过得挺好”吗？
我正往下看，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爸。”
我回过头，就看见女儿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旧毛衣，头发散在肩上，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她看见我手里的病历本，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05
“爸，求你了，别看了。”女儿跪在地上，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手里的病历本像是烫手一样，啪嗒掉在地上。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脑子里嗡嗡响，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说不出一句话。
淑芬从后面冲过来，一把抱住女儿：“羽彤！你这是干嘛呢？快起来！”
女儿不肯起来，她把额头贴在地板上，整个人弓着身子哭。淑芬跟着哭，两个女人抱在一块，哭成了一团。
我蹲下来，从地上捡起那本病历本，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手指头抖得厉害，翻了好几次才把那几页纸看清楚。
女儿看见我在翻病历本，突然抬起头，声音沙哑得厉害：“爸，你别看了，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我把病历本举到她眼前，“三次手术？这叫没什么大事？”
女儿没说话，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淑芬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拉到自己身边，拍着她的后背：“别哭了，别哭了，有什么事跟妈说，妈在呢。”
女儿抱着淑芬，哭了好一阵才停下来。她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开口了。
“康成……他走了。”她说。
“走了？走哪儿去了？”我愣住了。
女儿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他死了。三个月前。”
这句话像是一锤子砸在我脑门上，把我整个人都砸懵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淑芬突然捂住嘴，眼泪哗地流下来。
“他……怎么走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车祸。”女儿的声音很平静，但眼泪还在不停地流，“我怀孩子七个月的时候，他出了一场车祸，脊椎伤了，高位截瘫。然后……一直没好。三个月前，肾衰竭，走了。”
我的脑子嗡嗡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了一样。
女儿当年怀着孩子，丈夫突然瘫痪了，她一个人顶着大肚子，又是照顾病人，又是带两个孩子。
这六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你这手术又是怎么回事？”淑芬抽噎着问。
女儿抹了把眼泪：“长期抱康成上下轮椅，腰伤了。医生说再不手术就瘫了，做了三次。后来……后来好了。”
她没说“后来”之后的事，但我能看见她眼底的疲惫，像是被什么压弯了的草。
我看着女儿，她的脸瘦得只剩一个巴掌大，眼角边上已经有了细纹，头发也比以前枯了很多。她今年才二十九岁，可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
我突然想起自己当年摔的那个茶杯，想起那句“嫁出去就别回来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心里觉得女儿过得不好是因为她自找的，从来没想过她过得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呃呃”的声音。最后，我蹲下身，把女儿拉起来，一把抱住了她。
“爸……”女儿趴在我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怕，怕你说……”
“怕我说什么？”我的声音也是哑的。
女儿的眼泪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怕你说‘你看，这就是你自己选的路’……”
我愣住了，心里头像被什么狠狠扎了一下。我是说过这句话，是在女儿怀孕时打来的那通电话里。
那年女儿怀着孩子打电话回来，说她在那边过得很累，钱也不够花。淑芬接电话的时候，我刚好站在旁边，听见了那些话。
我抢过电话就说：“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
我那是气话，气她当初不听话，气她远嫁，气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漂洋过海。我说完就挂了电话，没想过这句话会被女儿记这么多年。
“不是的，”我抓着女儿的肩膀，摇了摇她，“不是的，爸那是气话，我……”
我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罪过。
我年轻时脾气暴，话也重，从来不知道自己随便说的一句话，会被女儿记在心里这么多年，压在心头，压得她连家都不敢回。
淑芬在旁边一屁股坐在地上，脸埋在手里，呜呜地哭。她一边哭一边说：“老肖，你那个嘴啊……”
我蹲在地上，看着女儿瘦成一条的手腕，那两道疤还在，是新的。我伸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腕：“这是……”
“不小心割伤的。”女儿抽回手，“工作的时候划的，没事。”
我没追问。但我心里头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我，那疤，不是工作划的。可是我不想问了，我怕知道真相后，恨我自己。
那天下半夜，我坐在床上发愣。
淑芬拿着女儿当年寄过来的信，那封信是我没拆开的。
我问淑芬怎么回事，她抹了把泪，说：“你当年不让拆的。你说，她不配。”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说过这句话。
那时候收到这封信，女儿刚嫁过去不到半年。我气得把信扔进抽屉里，说不拆，就当没这个女儿。
淑芬偷偷拆了，看完后也没给我看，一直藏在包里。她说：“你别看了，看了也是难受。”
我伸手接过来，手指头都在抖。信纸很薄，发黄了，字迹已经很淡，但我还是能看清每一个字。
“爸，我知道你看不上他，但他对我好，他真的是个好人。你生气就骂我吧，骂完别不理我。我给你带了你爱喝的茶叶……”
我没看完，泪就掉下来了。我把信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里，站起来，对淑芬说：“我去街口走走。”
关门的时候，我听见女儿在房间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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