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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产继承的民事纠纷中,一份遗嘱的效力往往成为争议核心。河南安阳七旬老人刘女士,为父亲刘某洁留下的房产继承问题,自2014年起历经多次审理,相关争议仍在法律程序中。这场跨越十一年的纷争,主要围绕遗嘱效力、见证程序、审理程序展开多重争议,也让普通民众对遗嘱继承的法律规范产生关注。

亲离世,遗嘱继承起纷争

刘女士的父亲刘某洁于2013年底去世,留下洛阳市西工区一套房产及丧葬费、抚恤金等遗产。刘某洁与再婚妻子曹某贤共同生活多年,曹某贤持有2011年8月27日的代书遗嘱及律师见证书,主张房产及相关款项归自己所有;刘女士等四名子女则对遗嘱效力提出质疑,认为自身作为法定继承人应依法继承遗产,双方就此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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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反映,父亲刘某洁与前妻育有四名子女,1982年与曹某贤再婚,涉案房产系父亲刘某洁在单位担任领导时分配建设的单位公房,并非夫妻共同出资购买,房屋登记在刘某洁个人名下,单独所有。她还提到,家中小妹13岁时被判由父亲刘某洁抚养,此次继承纠纷中也未分得任何遗产份额。她认为,继母持有的遗嘱存在程序瑕疵,不应作为遗产分配依据,遂于2014年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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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拉锯,多次审理

这场继承纠纷历经三次一审、多次二审及再审:2014年一审,法院判决四子女每人分得2500元;上诉后,中院将案件发回重审,重审判决每人分得3750元;再次上诉后,案件二度发回,第三次一审将金额提升至每人14000元;2016年中院二审维持该结果,2017年该院再审撤销部分判项,房产仍判归曹某贤所有,该判决成为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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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表示,十一年间,她往返安阳与洛阳数十次,身心俱疲,对遗嘱效力的认定及遗产分配方式仍持不同意见,并继续向相关部门表达诉求。

点:核心疑问待解

(一)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围绕这份遗嘱的合法性,双方争议持续多年,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的核心焦点,也是刘女士最为重视的关键问题。

1、遗嘱见证程序是否合法

刘女士表示,她有录音为证,见证人之一刘某印在与其对话中明确表述,遗嘱签署时本人并未在场,签名系事后补签,全程由刘某一人操办,其未见到立遗嘱人刘某洁本人。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并签名。在本案中,刘女士认为,该遗嘱缺少一名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程序问题不满足法定形式要件,故主张其无效。

2、律师执业行为是否合规

洛阳市司法部门2021年12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查实,刘某、刘某印在遗嘱见证过程中存在私自接受当事人委托等问题,涧西区司法部门已对刘某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书面检查,对刘某印自2011年起不再进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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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答疑接谈笔录中,相关法官明确表示,律师私自接受委托开展遗嘱见证,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监管范畴的行政违法行为,应由司法部门依法作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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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刘女士认为该处理结果存在矛盾:司法部门已认定律师存在私自接受委托,却仅以批评教育、书面检查等方式处理,并未作出相应处罚。刘女士进一步指出,两名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承接遗嘱见证业务,其行为不符合律师执业相关规定,认为该见证程序存在瑕疵,她主张该见证不足以证明遗嘱合法有效。

此外,刘女士还反映,其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光盘录音等证据,未被法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予以充分采纳;针对案涉遗嘱效力问题,她已于2024年提交再审申请,经各级法院层层转办,截至目前仍未收到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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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合理

生效判决依据涉案遗嘱,将房产份额判归曹某贤所有,仅对存款、丧葬费、抚恤金等款项进行分割,刘女士等子女每人分得14000元。

刘女士对此持不同意见:

第一,她认为若遗嘱效力存在问题,房产应适用法定继承,由所有子女与继母共同分割,而非全部归继母所有。

第二,她认为父亲的存款、养老金账户资金尚未查清,当前分配方案未能完整反映子女应得的份额。

第三,她指出丧葬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判决的分配比例未充分考虑子女的情感诉求,对此她难以认同。

(三)案件审理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相关规定明确,二审法院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重审后仍事实不清的,应当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刘女士表示,她的案件先后两次被发回重审,加之此前提出的回避申请未获采纳,她因此认为该案审理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并认为较长的诉讼周期给她带来了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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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诉求

刘女士明确其核心诉求:

1、请求相关法院能对案涉代书遗嘱的效力进行进一步审查;

2、请求相关法院对涉案房产、存款、抚恤金等全部遗产按照法定继承重新分配;

3、请求有关部门对律师见证行为是否存在违规问题依法予以核查,并公开处理结果;

4、请求相关法院对案件审理程序中的争议问题予以核查,申请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一套房产,一份遗嘱,牵绊一个家庭十余年,遗嘱效力与遗产分配,既关系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也关乎法律程序的严谨与公正。

截至目前,刘女士仍在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诉求。她期待案件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进一步明确回应,也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发对遗嘱规范与司法程序的更多理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