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到李建成，第一印象总以为他是被李世民除掉的太子，好像他只会嫉妒弟弟、耍些手段，但看看最早的记载《大唐创业起居注》，就能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反而是一位文武双全，在权力巅峰依然念及兄弟手足的悲剧长兄。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他的大儿子李建成和四儿子李元吉一直留在河东地区，《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直接引用了这个说法：“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义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
不过温大雅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讲得很明白，李渊让太子去河东的真正目的是暗中结交人才，并不是为了避难，他安排李世民在晋阳那边拉拢武将和地方豪强，同时派李建成到河东一带深入民间开展工作，两个人各有分工，一个负责军事力量，一个负责联络民心。
李渊担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表面按皇帝旨意办事，心里却暗自高兴，觉得这是老天给的好机会，他一路收买人心，装作宽厚的样子，招揽人才，把李建成安排在河东这个位置，正好处于长安到晋阳之间，是交通要道和消息枢纽，如果只是暂时寄居，不会特意选这么关键的地点。
李建成和普通人来往的方式，后人很少说起，史书曾记载他不摆皇子的架子，常和卖布的、赌钱的、看门的、做杂役的人坐在一起闲聊，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他都认真对待，从不嫌麻烦，后来李渊起兵的时候，黄河边的老百姓抢着送来船只，几百人跟着响应，这不是冲着李家这个姓氏来的，是因为李建成这几年攒下的信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李渊之所以迟迟不行动，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留在河东没有回来，这说明起兵不能只依靠晋阳一个地方，必须等河东那边把兵力、粮草和舆论都安排妥当才能动手。
李世民拉拢的是军功集团，李建成接触的却是底层百姓，比如商贩、驿卒、水工和小吏，这些人平时不起眼，但关键时候消息传得最快，资源调动也最灵活，史书上说李建成无能，可夺权之后谁最想抹掉他在基层的影响力呢，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公元617年夏天，李渊在太原起兵，他任命大儿子李建成担任左领军大都督，管理左三军，二儿子李世民担任右领军大都督，管理右三军，两人是并肩作战的搭档，四个月里，李建成带队攻打河东、渡过黄河、进入长安，负责关键侧翼的任务，不是无关紧要的角色。
长安被攻占之后，李渊建立唐廷，明确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为太子，按照规矩，太子需要处理朝廷事务，就得把兵权交出来，李建成确实不再带兵打仗，但他没有闲着，他接手了整个关中的行政系统，带着裴寂这些文官，管理粮草、征收税赋、招募士兵，李世民在外面攻打洛阳和河北地区，靠的就是李建成在后方支持，如果没有这个后盾，前线军队早就断粮了。
他做的事很实际，比如减轻赋税、整修郡县、收容流民，关中百姓和士族对他的评价不错，称赞他待人宽厚和气，就连原本在敌营的魏征也愿意投靠过来，这是新朝建立时太子该承担的责任，带兵打仗要倚重武将，治理国家却需要耐心和人情味。
面对手下谋臣武将的耳边风，都曾劝李建成先动手除掉李世民，建议下毒、设伏或诬陷，他全拒绝了，只在朝堂上较劲，换掉天策府的人，卡住李世民的资源，限制他插手人事，后来李世民那边闹出杨文干案，明明自己牵涉其中，却反过来指控太子谋反。李渊虽然生气，但也没有派人认真查证。这件事表明当对手不再遵守规则时，你的仁慈便成了你的软肋。
至于有传闻李建成几次下手试图杀死李世民阴谋，如“毒酒”与“劣马”事件，仔细想想却也显得极为荒诞：
武德年间，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史书上说李建成选了匹不好的马让李世民骑，结果李世民连着摔了三次，但一点伤都没有，这事听起来就很奇怪，李世民从小骑马打仗，对马的了解比对自己家还熟悉，不会为了面子去骑一匹明显有问题的马，再说李建成真想害人，何必在皇帝眼皮底下做这种容易暴露的事，三次摔下来没骨折也没吐血，简直像安排好的一样，可能就是为了让人觉得李世民命硬，有上天保佑，这只在后来编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突然出现，很有可能就是史官为丑化李建成所写。
还有个"毒酒"的说法，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在酒里下毒后，李世民吐血数斗，唐代一斗大概有两升，"数斗"至少是四升，人全身的血液只有五升左右，真要吐出这么多，当场就会晕倒，哪能几天后还带兵去玄武门埋伏，更不合理的是，在政变之前，李世民早就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宫门各处，他的警惕性非常高，怎么可能喝下那杯可疑的酒，这个情节太像小说里的桥段，不是真实记录，是为了衬托主角而硬加上去的"坏人必须坏透"套路。
玄武门事件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房玄龄和褚遂良重新编写国史，李建成做过的事情，比如管理后勤、稳定边疆、劝李渊不要急着攻打长安，全被删除或改写了，从敦煌出土的武德年间东宫公文残卷来看，他批示的条令很实际，包括减少边民的赋税、调配军屯粮食，这些做法跟后来贞观时期的政策几乎一样，这位明明有着治国安邦之才、始终试图守住兄弟情义的好兄长，最终背负了千年的骂名，成为了大唐最沉重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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