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大，对不住你。」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病房里一共六个人，我媳妇秀珍、弟弟汪二国、弟媳、我妈，还有我。
我在珲州市第二纺织厂上了十五年班，是顶替父亲名额进去的，那年我刚满十八岁，大专录取通知书收到第二天就压进了箱底。厂子后来拆迁，弟弟说我「不在编」，补偿款一分没到我手里，他拿去付了房子首付。
这件事我从没提过，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父亲先开了口——
01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父亲从珲州市第二纺织厂办了病退手续，回来的那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堂屋里坐下，自己先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那时候我刚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两天，通知书还压在我枕头底下，我每天睡觉前都要摸一下。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其实在他开口之前，我妈已经跟我说过了。她是趁父亲午睡的时候在厨房跟我说的，声音很低，像是商量，又像是已经定了只是告知我一声。她说，你爸单位有个规矩，职工退了可以留一个名额给家里人顶上去，你弟还小，这个名额现在只有你能用，你看这个事怎么办。
我当时正在择菜，手没有停。
我问，那我的通知书怎么办。
我妈说，先放着。
我没有再问。
所以父亲把我叫去堂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坐在那里，看着他喝那杯水，等他开口。
父亲说，大国，厂里的事你妈跟你说了？
我说，说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委屈你了。
就这三个字，后面没有了。
我当时十八岁，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没事。
父亲点了点头，把那杯水喝完，站起来说，那行，我明天去跟厂里说一声。
他走出堂屋，我坐在那里又待了一会儿，然后回房间把枕头底下的通知书拿出来，叠好，放进了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上面压了一本旧课本。
那个抽屉后来装了很多东西，通知书就在最底下，我没有再翻出来看过。
02
进厂的头一天，父亲送我到厂门口。
珲州市第二纺织厂在珲州市桐荫区的北边，厂区很大，围墙是那种灰色的水泥墙，上面爬着一些不知名的藤蔓。大门是两扇铁栅栏门，早班的工人正陆陆续续往里走，都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走路的姿势有点像，肩膀都是往前压着的。
父亲在厂门口停下来，把我介绍给来接我的师傅——他叫吴根生，是父亲的老同事，在纱锭车间做了二十年，手上有一道很深的旧疤，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了。
吴师傅说，你爸这人干活实在，希望你也一样。
父亲站在那里，没有说别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比刚才低一个头的位置，因为我已经比他高了。
就这样，他转身走了。
我跟着吴师傅进了厂。
纺织厂的车间是我见过最吵的地方。纱锭机器转起来的声音是那种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你说话对方根本听不见，只能靠手势或者凑到耳朵边上喊。空气里有棉纱的灰尘，细细的，吸进去的时候感觉不到，但是下班换衣服的时候，工装领口总是灰的。
我在那个车间里待了十五年。
头几年是跟着吴师傅学，学怎么接断头，学怎么换纱管，学怎么看机器的转速判断是不是要出问题。吴师傅不太说话，但手把手教，出了错不骂人，就是重新做一遍给你看，再让你做，再看。我学得还行，不是最快的，但是吴师傅说，你这人有一个好处，交代下去的事不用催。
我就记住了这句话，后来十几年都是按这个来的。
倒班是纺织厂的常态，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夜班是凌晨十二点到早上八点。夜班最难熬的是凌晨三点到五点，那段时间困意最重，机器声又单调，你必须一直走动，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容易打盹，打盹容易出事。
我做夜班的那些年，每次到凌晨三点，我就开始在车间里绕圈走，一圈一圈地走，走到天亮。
厂里有个老工人叫陈茂林，比我早进厂十年，他说，大国你知道我们这行最值钱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不出事。你干一辈子不出一次事故，比什么奖都值钱。
我后来想，这话放在我身上好像是对的。十五年，我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没有旷过一次工，没有被车间主任点过一次名。
但是值钱不值钱，我自己不知道。
03
弟弟汪二国比我小四岁。
他读书的时候成绩中等，但是嘴皮子利索，从小就会说话，大人都喜欢他。父母在他身上花的心思比我多，这一点不用说，我自己也看得出来，但是我没有怪他们，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这样，觉得供出去一个读书人是体面的事。
我进厂的时候弟弟刚上初中，后来读了珲州市的一所职高，又在职高的基础上专升本，拿了一个大专文凭。父亲托了老关系，帮他在珲州市一家区级单位谋了个文员的职位，说是文员，其实就是打杂，但是有编制，每个月工资不高，但稳定。
弟弟进单位那年，父母摆了一桌酒，请了亲戚来吃饭，我妈那天穿了一件新衣服，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高了一个调。
我那天下了夜班，回家吃了饭，坐了一会儿，困得不行，回房间睡觉去了。
没有人说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后来弟弟结了婚，媳妇叫林凤华，是珲州市本地人，家里条件比我们好一些，人不难看，但是说话有点尖。结婚的时候父母出了一部分礼金，我也包了一个红包，数目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弟弟说了声谢谢，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结婚是在弟弟前头，媳妇秀珍是邻厂的女工，她娘家在珲州市郊，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是老大，从十六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我们是在厂门口的小吃摊上认识的，都是等着买油条，站在一起搭了几句话，后来就开始来往。
我们处了两年，结婚前秀珍来我家吃过几次饭，把我家的情况看了个大概。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散步，她问我，大国，你当初那个大专通知书的事，你心里有没有坎？
我停了一下，说，没有。
秀珍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我知道她信了一半。
另一半她也没有再问过我，但是婚后这么多年，有些事她看得比我清楚，只是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说，一个字都不说。
我们婚后租了桐荫区的一套两居室，月租三百五，后来涨到五百，再后来涨到八百。我们的儿子汪小波在那套租来的房子里出生，在那套房子里上小学，上初中，一直住到儿子高中，我们才换了一套稍微大一点的出租屋。
没有买房，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不够，首付都凑不齐，更别说月供。
我有时候想这件事，想了一会儿就不想了。
04
拆迁的事是二〇〇八年定下来的，珲州市桐荫区那一片要开发，第二纺织厂的地块在范围之内。厂子停产，工人分流，补偿款按各人情况结算。
那段时间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在打听自己能拿多少，车间里说来说去都是这件事。我也在打听，按正常情况，我进厂十五年，怎么也该有一笔补偿。
但是弟弟先来找我了。
他来的那天是一个周日下午，我和秀珍在家，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带林凤华。坐下来喝了口茶，说，哥，我去厂里问过了，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我跟你说一声。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你当年进厂是顶替爸的名额，走的是家属顶岗的手续，不是正式招工，你的名字没有在正式职工名册上，这次补偿是按名册来的，你这边可能拿不到。
我当时听了这话，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我也去问过了，按规定确实是这样，不是我说的，是规定。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帮我核实一件已经确定的事，而不是在告诉我一个对我不利的结果。
我问他，那爸那边呢，爸当年的工龄折算那部分呢。
他说，爸那部分是按退休职工家庭为单位结算的，我去帮爸跑了一下手续，先放我这里帮他们存着，爸妈年纪大了，管不好钱。
我看着他，说，那这钱以后怎么算。
他说，到时候再说。
就这五个字，后面又没了。
我没有再追，因为我不知道追下去会到哪里去，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张桌子前，茶杯还冒着热气，我想了很多，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弟弟坐了一会儿，说，哥，你放心，爸妈那边我会照顾好的。然后站起来走了。
那天晚上秀珍问我，他怎么说。
我把弟弟的话复述了一遍。
秀珍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你就这么算了？
我没有回答。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秀珍没有再说话，转过身去睡了。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转来转去，转的都是那五个字——到时候再说。
到什么时候，再怎么说，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后来弟弟买了珲州市桐荫区的一套两居室，首付就是那笔补偿款，买下来之后父母搬过去住，说是离老二近，方便照应。那套房子在桐荫区的东边，是个新小区，楼下有绿化，有个小花园，父母在那里住了好几年，说住得惯。
我去看过那套房子，去了两三次，每次都带了东西，水果或者补品，坐一会儿喝杯茶，然后走。
我没有说过那笔钱的事，一次都没有。
不是算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05
父亲查出肝癌是二〇一五年的春天。
起初只是觉得吃东西没胃口，瘦了一些，去社区医院查了查，医生建议去大医院复查，珲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片子出来，是肝癌，中晚期。
我妈打电话来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下班路上，听完之后站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医院赶。
弟弟那边消息灵通，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正在跟主治医生谈治疗方案，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时不时低头记几个字。林凤华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给父亲削苹果，削好了装进一个保鲜盒。
我妈坐在病床边上，父亲靠着枕头，脸色很黄，看着有些陌生。
我走过去叫了声爸，他抬起眼睛看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住院之后，弟弟把自己弄得很忙。
他负责跟主治医生沟通，每天上午去找医生问病情进展，把医嘱记下来，发到家庭群里，说谁谁谁今天几点要喂药，几点要复查。他还联系了护工，谈好了价钱，又在亲戚的微信群里通报父亲的病情，措辞很得体，说父亲现在正在接受治疗，家里人都很上心，请大家放心。
亲戚们纷纷回复，说二国真孝顺，说汪家有这样的儿子是福气。
我干的是另外一些事。
夜班陪护排班，弟弟说他白天要上班，夜里陪不了，我说行，我来。于是夜班陪护就成了我的事，每隔一天我就在医院睡一晚，睡在病床边上的陪护椅上，那个椅子很窄，睡到天亮浑身都是酸的。
父亲喝中药，每天两次，药要去医院地下室的中药房取，中药房每次煎完要排队，有时候要等四十分钟。那四十分钟我就在走廊上站着，或者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叫号。
父亲后期行动不便，擦身子、换衣服、扶着上厕所，护工做得粗糙，我妈年纪大了搬不动，这些事也落到我这里。
弟弟说过一次，哥，这些活交给你，你身体好。
我说，行。
有一次几个亲戚来探望，病房里坐满了人，弟弟坐在床边跟父亲说话，声音时高时低，说到动情处眼眶红了一下，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我当时正好进来，手里端着中药，站在门口找地方放，林凤华看见我，跟秀珍说，大哥大嫂也辛苦，就是不善言辞，不像老二，懂得表达。
秀珍嘴角动了一下，我看见了。
她没有说话。
我把中药放到窗台上，出去了。
走廊上有一排椅子，我坐下来，外面的窗户开着，珲州市春天的风吹进来，我坐了一会儿，没有想什么，就是坐着。
那段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件一件地做，做完了接着做，我没有多想。
06
父亲的状态是在一个周四的晚上忽然差下去的。
我正在厂里，厂子虽然早就停产了，但是做了一些改造，开了个仓储，我在里面帮人打短工。弟弟打来电话，说爸今晚情况不太好，你过来一下。
我打了个车赶到医院，病房里已经有人了。
我妈坐在床边，手捏着父亲的手，一直在念叨什么，声音很低。秀珍是跟我一起来的，站在我妈旁边，帮她倒了杯热水。弟弟站在床脚，林凤华坐在椅子上，手机屏幕点亮了又灭，灭了又点亮。
病房的灯光是那种白色的日光灯，照着父亲脸上的颜色，更黄了一些，颧骨突出来，眼眶深陷，跟一个月前比，像是小了一圈。
主治医生下午来过，说各项指标继续下滑，要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病房里很安静，能听见父亲呼吸的声音，不均匀，时长时短。
我站在门口，准备去换一袋盐水，护士说这袋快完了，叫家属去护士站换。我转身要走，父亲忽然开口了。
他叫了一声，「老大。」
声音很轻，但是我听见了。
我转过来，走到床边，父亲的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没有什么表情，但是一直看着我，我就走过去，站到床边，弯下腰。
他伸出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很凉，瘦了之后骨节都突出来了，握住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手上的力气，比我以为的要大一些。
然后他另一只手从被子里摸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东西。
我低头看。
是一个存折，深蓝色的封皮，边角有些磨损，像是放了很久了。
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了，我能感觉到其他人都往这边看，弟弟站在床脚，脸上的表情在我余光里变了，他往前动了一步，又停住了。
父亲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呼了一口气。
「老大，对不住你。」
他说完这六个字，手攥着我的手腕，没有松，眼睛也没有离开我，他喘了一口气，想继续说，胸口起伏了一下。
病房里所有人都在等他接下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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