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精准定位赋能全球减贫|精准定位赋能全球减贫|贫困人口|贫困线

过去数十年，全球减贫主要依靠中国、印度等经济体创造的增长奇迹。但随着贫困人群日益集中在经济增长难度大、人口增速快的非洲国家，单纯等待增长奇迹已不现实。英国《经济学家》近期刊文《消除极端贫困的妙招》（One neat trick to end extreme poverty）指出，解决这一长期难题，或许有一条更直接的路径：精准测算并补足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依托算法技术进步，瞄准贫困缺口的帮扶成本已降至历史低位，或将推动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

原文：《精准定位赋能全球减贫》

编译 |杨逸杨勇

图片 |网络

经济增长难以彻底消除贫困

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曾被视作天方夜谭。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愿景。1800年前后，全球超过八成人口深陷赤贫，以悲观著称的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断言，“必有一部分人陷于贫困”乃是一条铁律。同为《经济学家》早期撰稿人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持相近观点，将贫困看作“适者生存”的自然结果。这种悲观论调并不仅限于以上两位英国人。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前，认为贫困可被彻底消除的观点几乎从未见诸文字。

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决心尝试破局。联合国189个成员国共同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15年，日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较1990年减半。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最终成果堪称惊人：25年间，全球12亿人摆脱贫困，贫困率从43%降至13%（按现行贫困线核算）。经济增长几乎包揽了全部功劳，是减贫的核心动力，中国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减贫成效，印度、印度尼西亚完成了其余大部分减贫任务。那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奇迹似乎有望让贫困彻底成为历史。

然而，奇迹难以复制。2015年以来，全球减贫速度大幅放缓，仅为此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目前，全球仍有约十分之一人口，即共计8.3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通过提供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策略已收效甚微。更值得警惕的是，贫困人群正高度集中于增长乏力、人口快速膨胀的区域：全球约七成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三国贫困人口合计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若贫困率维持现状、人口持续增长，到2050年，这三个国家或将容纳全球超过五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马尔萨斯的预言，终将应验吗？

传统减贫模式的局限

答案并非如此。终结极端贫困存在更简洁的方案：我们不必强求将刚果变成下一个中国，只需补齐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与“基本生活所需”之间的缺口。从理论上讲，就是向贫困人群发放足额现金，使其收入跨越贫困线——若某人日均收入2美元、贫困线为3美元，便为其补足1美元。在信息完全对称的理想条件下，实现这一方案的成本低得惊人。加之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平均收入缺口收窄，填平全球贫困缺口的总投入所需总金额正持续下降。按当前美元价值计算，相关成本已从1990年的每年3300亿美元，降至2023年的900亿美元。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没有人能精准掌握所有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具体缺口。此外，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补助，即不论收入高低，向全体民众统一发放补贴。若面向全球贫困群体实施这一方案，按日均2.15美元标准测算，每年成本将达到全球GDP的2%—3%。实际上，为控制支出，各国政府都普遍尝试将帮扶资源精准投向最困难群体。目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实施直接现金救助，多数采用代理家计调查方式，通过住房质量等简易指标间接判断贫困状态。这种方法成本低廉且易于推广，但缺陷明显。一项针对9个非洲国家的研究显示，该方法可能遗漏多达五分之四的真正贫困人口，同时将约半数非贫困人群错误地纳入救助范围。

由此可见，消除极端贫困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谁需要帮助、需要多少帮助”。斯坦福大学学者罗什尼·萨胡（Roshni Sahoo）及其著作合作者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可行方案。研究团队利用23个国家的数据，模拟了一个信息有限场景，探索如何分配现金以最大限度降低贫困发生率。该方法不直接预测谁是贫困人口，而是运用机器学习算法为个体差异化分配救助金额，核心目标是最大程度降低受助后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简言之，方案直接瞄准贫困缺口，而非简单划定贫困线，尽管效率不及信息完全对称的理想状态，但可行性显著提升。基于这一框架，研究者估算出了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所需的大致成本。

新模式的可行性

测算结果显示，向全民推行基本收入补助的整体成本实际上极为有限。研究表明，在现实世界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将全球极端贫困率降至1%以下（按世界银行日均2.15美元极端贫困线标准），每年需投入318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3%。即便采用世界银行日均3美元的相对贫困线，总成本也仅为466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5%。这一数额不足全球年度酒类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农业补贴规模。

当然，这类估算基于诸多简化假设，现实落地势必面临多重约束。许多最贫困国家，尤其是战乱地区，缺乏有效执行的治理能力。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入也可能扭曲激励机制，导致民众产生福利依赖、政府缺乏改革动力，削弱个体就业意愿与深层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此外，大量美元入境需兑换为本币才能进行消费，这就意味着市场上对本地货币的需求会猛增，从而推升本币汇率：本币一旦升值，出口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就变贵了，反而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降低进口商品价格，这会冲击当地脆弱的农业与制造业，其结果可能是，最终反而破坏了能够创造长期就业与收入的本土产业。

而且，如果救助对象定位不准还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印度尼西亚就曾因救助资格规则不透明爆发骚乱。此外，这项活动所需资金总额并非永远固定不变，像乌克兰、伊朗等地冲突引发燃料与粮食短缺，就快速扩大了贫困人口规模。

不过，这些困难并非无法逾越。正如现代经济学奠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指出的，消除贫困与其说是经济学的难题，不如说是对“人类道德与政治能力”的考验。他同时强调，清晰的事实能够激发高尚的道义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芝加哥大学学者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约六成发达国家受访者表示，如果拿出0.5%的收入就能终结全球极端贫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经济增长的奇迹可遇不可求，而为减贫明确标出成本则相对容易——这或许足以推动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1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