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立园满园”行动，并从增强园区综合承载能力、激发园区科技创新动能、深化园区制度创新实践、优化园区发展营商环境四个方面，对该项行动的重点任务和路径举措进行全面部署，为更好发挥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作用提供了方向指引。“十五五”时期，要立足国际和国内经济双循环互动格局变化趋势，进一步强化园区着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对接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园区发展提质增效等战略性举措，为成都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园区成为成都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排头兵。发挥园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全面提升进出口贸易质量和效益，优化引进来利用外资、技术和管理的布局，拓展走出去对外投资、运营、布点的领域和国别。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领域合作，进一步挖掘中欧班列（成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潜能，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的路径模式，带动成都市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二是深度对接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打造园区成为成都市参与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充分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点布局，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重点区域及各类园区的联动协作，提升成都市园区发展的集聚辐射能力。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对接，拓展园区商品、服务、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效能，提升成都市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战略位势。
三是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园区建设成为成都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高地。加快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换代，推动集成电路、新型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有重点布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积极培育贡献大、潜力足的新兴支柱产业，夯实园区构建成都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座功能。加大园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资金链、技术链和人才链协同支撑，支持园区率先开展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体制机制先行先试，加快形成与园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四是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动园区成为成都市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优化各级各类园区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严格管控园区的空间无序扩张，有效降低园区间产业趋同和内卷式竞争，加强园区间产业关联配套和错位发展，促进不同园区实现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加快提升园区空间开发效益，合理制定不同类型、规模和水平园区的亩均投资、产出、利税等效益指标标准，引导园区布局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产业业态，不断提升园区的可持续综合竞争力，带动成都市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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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出发点，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落脚点，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当前，成都拥有161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集聚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以及“中科系”“中核系”“中航系”“中电系”等大院大所上具有显著优势，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核聚变能等领域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还存在高价值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足的现实问题。
因此，《纲要》立足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期间“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的重要指示，围绕建设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效转化深度融合作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战略选择，并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深化部署，旨在构建起贯通创新链产业链关键环节、集合多元主体的“创新丛林”。具体来看，《纲要》对成都“十五五”时期强化科产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谋划部署，可以归纳为两条路径：
一是从科技端发力，形成“科技-转化-产业”的技术驱动路径，充分释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产业发展的赋能效应。立足成都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的优势，系统打造“高水平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矩阵”，夯实“0到1”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健全科技成果发现和评价机制，适时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小批量试生产等中试平台，打造形成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场景，完善“线上科创通+线下科创岛”服务体系，畅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1到10、10到100”的转化链条。
二是从产业端发力，形成“产业-技术-研发”的需求牵引路径，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积极性主动性。立足成都市场活力足、经营主体多的优势，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企业梯队，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主体地位。引导科技领军企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探索“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新模式，在“100到N”的产业创新领域持续突破。
此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围绕“科技-产业”双向驱动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一方面，立足新质生产力技术迭代快、学科交叉深的特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科技界与产业界人才充分流动，培育更多“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科技成果专员”等既懂技术也懂市场的复合人才。另一方面，立足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大、孵化周期长的特征，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科技”引导，打造“耐心资本+大胆资本+敏捷资本”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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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被赋予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任，这是国家立足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战略考量。这一功能定位，彰显了国家对成都制造业在全局发展中承担更关键角色、发挥更核心功能的明确要求和发展期许。全国先进制造业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高端制造竞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其内涵可从以下两个维度加以把握：
一是“全国性”，凸显其在国家空间布局中的战略位势与功能能级，既是支撑制造强国建设的关键增长极，更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支撑。二是“先进性”，彰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产业发展导向，不仅体现于产业技术的迭代突破，更涵盖产业结构的优化跃升、发展模式的范式变革等多重维度，是产业迈向中高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成都制造业发展成效突出，已形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13条千亿级重点产业链，国家级产业集群总数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在新型显示、传感芯片、无人机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款”“全国首个”，但同时也存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能级不足等现实问题。
基于此，成都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关键在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两业融合、数智赋能推动产业变革与升级，以园区为重点建强产业载体，打造一批具有显示度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知名企业、地标产品，推动实现“全国性”和“先进性”同步提升、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十五五”时期，成都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需重点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做强先进制造业主体支撑，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提能级、新兴产业上规模、未来产业强突破，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加快培育标志性产业链、打造产业名品、塑强产业地标，培育更多支柱性先导性产业，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千亿级、两千亿级产业链分别达10条、6条。
二是做优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能，紧扣先进制造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需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聚焦科研和技术服务、金融、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优势领域锻长板、强辐射，推动低碳环保服务、商务服务、平台经济等基础领域优结构、提能级，打响“成都服务”品牌。
三是做深数智技术全方位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统筹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建强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力能级跃升。
四是做实产业园区载体支撑，发挥产业园区在要素集聚、高效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构建完善“3+22+N”园区体系，激发园区科技创新动能，深化园区制度创新实践，优化园区发展营商环境，构建产业园区与城市产业体系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到2030年千亿级、五百亿级及以上园区数量分别超21和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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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明确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这是成都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当前，国内先发城市已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成都“十五五”时期完善相关机制提供了重要借鉴。
先发城市的实践为成都指明了突破方向。深圳以清单制打开准入空间，在全国率先发布基础设施领域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秉持“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思维，不是政府选民企参与什么，而是政府列民企不能参与什么，其余全部放开。杭州以场景开放激活创新投资，将城市治理中的数字化需求转化为产业场景，通过揭榜挂帅让企业从施工方变为合伙人。苏州以投贷联动破解融资瓶颈，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增信的组合机制，实现政府不兜底但增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合肥以全周期服务降低制度性成本，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程代办，更建立“政府承诺+企业践诺”的双向信用约束机制，倒逼契约精神落地。
“十五五”时期，成都应立足自身优势，实现从给机会转向建规则、从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公平的根本转变，构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三张清单”准入机制，制定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和机会清单，重点在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拿出有稳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包。二是创新合伙人合作模式，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智慧蓉城运营中，推行“政府定标准、企业出技术、市场验成效”的联合创新模式，给予首试首用容错空间。三是完善全要素保障体系，设立民间投资专项引导基金，推广基础设施REITs，探索“标准地”出让与民企投资联动，对参与重大项目的民企核心团队纳入城市人才计划同等支持。四是构建可追溯信用约束，建立政企双向承诺制度，政府违约拖欠账款纳入政务督查，企业违约失信纳入市场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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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成都加快建设“五中心五地”，奋力开创成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期间，成都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5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科技创新主体、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90%以上的经营主体，是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十五五”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纲要》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更好落实《纲要》要求，未来五年成都应聚焦四个方面，持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为民营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民营经济强信心、稳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推动民营经济地方立法。全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研究制定民营经济发展地方性法规及配套政策制度，适时修订《成都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
二是持续做优民营经济服务体系。迭代升级“进解优促”工作，健全全方位服务体系，建强用好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做优企业全生命周期板块服务、产业全链条资源对接服务以及多层级协调联动服务，打造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总枢纽”和彰显城市一流营商环境的“主窗口”。
三是积极拓宽民营投资发展空间。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以及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投资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力度，推动新兴领域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
四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弘扬“创新、执着、担当、奉献”的新时代蓉商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实施“蓉商薪火”计划，构建“传帮带”事业传承体系，保障民营企业代际衔接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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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将社会信用确立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及信用监管体系、完善民营企业信用评价等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信用建设战略地位持续提升，被赋予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的历史使命。
当前，在数字经济深度重塑治理格局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正迎来数字化赋能的重大机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也对其提出高效能、低成本的支撑要求，而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也使信用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愈发凸显。成都作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常住人口和经营主体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正处于多重战略叠加的关键窗口期。
为此，《纲要》明确提出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治理机制，并形成“信用承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信用奖惩”全链条闭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下一步，成都应充分发挥信用建设先行优势，结合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方向，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示范”向“引领”跨越。“十五五”时期，成都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紧扣“纵深推进、提质增效”主线，聚焦深化场景落地、释放信用核心价值，推动政务、市场和社会三端协同发力。
一是聚焦政务应用场景，以精准化监管提升服务效能。加强政府履约践诺管理，常态化开展政务诚信监测与失信治理，健全政府失信防范机制，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将信用监管嵌入科研诚信、食品药品、安全生产、消费等领域，深化信用承诺、跨部门协同监管、信用奖惩与信用修复，通过差异化监管落地“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要求。
二是聚焦市场应用场景，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发展动能。大力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创新信用评价、信用评级、信用报告、信用管理等业务模式，加强服务标准和监管规范建设，有效支撑信用经济发展。推动信用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深化“信易贷”，加强纳税、水电、住房公积金、社保等各类涉企信用信息归集，为民营企业增信，创新信用融资产品，破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结合产业建圈强链，在园区探索“信用+精准招商”“信用+产业链协同”“信用+园区配套”等场景，以信用赋能产业集群发展。强化环境信用评价与绿色金融联动，推动“碳信用”质押贷款等产品创新，助力公园城市示范区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聚焦社会应用场景，以社会化应用释放“信用+”惠民效应。持续拓展创新“信易+”应用场景，优化完善信用激励政策环境。将信用嵌入消费、文旅、体育、会展等公共服务场景，推行免押租赁、先享后付等守信激励措施 ，赋能成都“三城三都”建设。探索“信用+基层治理”模式，在社区、商圈、乡村等场景落地信用积分、信用档案等机制，推动信用与网格管理、居民自治、商户自律深度融合，让守信主体在公共服务、生活消费中切实享受信用红利，提升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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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 成经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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