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江竹筠》词条；百度百科《重庆"11.27"大屠杀》词条；中国新闻网《江姐的真实人生》《"红岩"史事补正》；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史料；《红岩》原著罗广斌、杨益言著；四川省情网《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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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4日，重庆，歌乐山。
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差整整十六天。
城外的枪炮声一阵比一阵密，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打穿了国民党在川东苦心经营的多道防线。
城里的气氛乱得很，有人恐慌，有人期待，有人悄悄摸着墙根儿往外打探消息，有人偷偷收拾细软盘算着往哪里跑。
菜市场里的米价一天一个样，码头上的渡船挤得水泄不通，各色各样的人揣着各色各样的心思，把整个重庆城搅成了一锅翻滚的稀粥。
大街上的平民百姓不知道局势走向，歌乐山那边到底发生着什么，更是没有几个人清楚。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歌乐山脚下的渣滓洞监狱里，正在发生一些叫人心寒到骨子里的事。
那里三面临山，一面临深沟，四周荒草丛生，进出只有一条被看守盯着的路。
渣滓洞监狱被当地人称为"活棺材"，被捕进去的人，通常很难再活着出来。关在里头的人，从进来那天起就知道自己赌的是什么。
1949年11月14日下午，一阵脚步声踩着走廊里潮湿的青砖由远及近，特务们推开了关押江竹筠的女牢房铁门。
带来的消息只有两个字——转移。
这两个字，渣滓洞里头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意思。白公馆那边已经连着传来消息，几批人被带出去，再没有一个回来过。
江竹筠清楚地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她把手边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脱下了身上那件胸前胸后都画着大叉叉的囚衣，把自己被捕时穿的那件蓝旗袍重新穿上，对着简陋的铁窗梳了梳头发，然后回头和每一位难友挥手告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道铁门。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换衣动作背后，藏着的是一套连子弹都比不上的冷酷算计，等着被人一层一层地揭开……
【一】从自贡纱厂走出来的女孩
把江竹筠这个人说清楚，得从头来。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江竹君。
她的父亲江上林厌恶劳作，极少顾家，三年两载才回家一趟，家庭的重担都落在母亲李舜华一个人身上。
江竹筠是家里的第三胎，前两胎都因家里太穷没能养活，弟弟江正榜出生后，本就勉强维持的家庭更加困难。
日子过得苦，又赶上1928年家乡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母亲便带着年幼的江竹筠进城投奔亲戚。
到了重庆，父亲失业，母亲不愿继续靠人接济，自己去袜厂做工，江竹筠跟着成了童工。那年她八岁。
十岁的时候，她正式到织袜厂上班，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专门为她做了一个高脚凳。
一个踩着高脚凳才够到机器的孩子，每天在轰轰作响的袜厂里熬着，挣的钱少得可怜，却是母子俩活下去的依靠。
在这里，她见识了什么叫做克扣工钱，什么叫做一病就断炊，什么叫做底层人没有退路。
十二岁那年，靠着舅舅和教会的关系，姐弟俩免费进入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小学读书。
江竹筠勤奋刻苦，提前完成了小学课程，后来又考入重庆南岸中学，再转入中国公学附中继续学习，一路靠着奖学金和自己的努力读了下去。
学校历史老师丁尧夫讲的那些历史，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童年在织袜厂里见过的那些事，又给那颗种子浇了水。
进入中学以后，她开始主动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思想上的变化越来越清晰。
1939年夏天，就在中国公学附中就读期间，江竹筠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介绍人跟她说明入党之后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时，她给出的回答是："愿为党和国家牺牲一切，哪怕是生命！"
十九岁，还在读中学，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而且后来做到了。
入党之后，江竹筠被安排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工作。
从织袜厂的童工到地下党的学运骨干，她走了整整十年。
【二】假扮夫妻的那些年
1943年，江竹筠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一位主要负责人彭咏梧，因为社会职业掩护较好，负责联系的党员数量较多，但他没有家眷，住在单身宿舍，对外联系不便，极易暴露身份。
经过组织慎重考虑，1943年4月，二十三岁的江竹筠接受安排，与彭咏梧假扮夫妻，协助开展党的地下通信联络工作。
他们的"家"，还成了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任务来的时候，江竹筠心里不是没有波折。毕竟和一个不太熟悉的男同志扮成夫妻过日子，换谁都得想一想。
但她最终想通了：这是革命的需要，没什么好犹豫的。
这对"假夫妻"的日子，表面上是柴米油盐，实际上是在刀尖上走钢丝。
彭咏梧白天在中央信托局上班应付掩护身份，江竹筠以重庆敬善中学会计的公开身份出门活动，两人每天穿梭在重庆城各条街巷，接头、传递情报、安排地下党员的住宿和联络，一步走错就是抄家灭门的结局。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1944年夏，彭咏梧让江竹筠去报考四川大学。
当时她只读过一年高中，报考难度不小，但她二话没说，化名江志炜，硬是用两个多月把课程补完，以"四川巴县人"的身份顺利考取，进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一年级就读，学号331044。
只读过一年高中，两个月备考就考进了四川大学——这件事放在今天，够得上一个励志故事。
但对当时的江竹筠来说，考大学不过是完成任务的手段，真正的工作，仍然在那些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进行着。
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正式结婚。从假夫妻到真夫妻，两年多共同工作的考验，把两个人绑在了一起。
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江姐"，这个称呼不是外号，是敬称。
1946年4月，儿子彭云在成都出生，同年7月，江竹筠办理了川大休学手续，回到重庆，把孩子托付给亲戚，重新投入工作。
回到重庆之后，她先是帮助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随后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地下刊物《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组织发行工作。
这份报纸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秘密印发，每一期从印刷到发出，都是一次与特务的隐形周旋。
【三】丈夫牺牲，那条线她接过来了
1947年，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
那一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指派，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学生的斗争工作，同时继续担任《挺进报》的联络和发行工作。
1947年9月，党决定把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彭咏梧任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领导武装斗争。
江竹筠以川东临委及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7年11月底，夫妻俩离别幼子，潜出重庆，沿长江东下，经万县抵达云阳汤溪，深入川东游击区。上了前线，就没有太平日子可过了。
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在云阳、奉节组织武装起义时不幸牺牲。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江竹筠就在不远处。
得知消息后，江竹筠回到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了情况，然后提出一个请求——让她重返下川东，继续丈夫留下的工作。
组织上有人劝她留在重庆，毕竟孩子还小，她一个人撑不住。
她拒绝了，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临别前，她抱着儿子彭云失声痛哭，一遍遍地问朋友："你说他将来长大后，会记得爸爸妈妈的模样吗？"
哭完，抱着孩子的手一松，她转身往川东去了，继续接着丈夫留下的那条线。在重庆只停留了十几天，她就回到了万县。
江竹筠的决心十分坚定，她只在重庆停留了十几天就回到万县继续斗争。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背叛了组织。
1948年6月11日，冉益智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两天后，涂孝文也叛变，他出卖了整个下川东地区的大批同志，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瓦解。
6月13日，江竹筠发现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不知去向，料定他已经被捕，立即做了离开万县的准备。
但已经来不及了。6月14日，冉益智、涂孝文带着特务在万县扑了过来。
与江竹筠同时被捕的，还有李青林、雷震、黄玉清等人，一并被押解进了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大门。
1948年6月14日，万县，那是江竹筠最后一次以自由人身份踏在街道上的清晨。
因叛徒冉益智、涂孝文的出卖，她在万县被捕，随后转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出卖她的，是两个她曾经的同志。
被押往渣滓洞的路上，她没有哭，没有求饶，也没有任何求生的举动。
进了渣滓洞的大门，等待她的是一套绵延一年多的酷刑和审讯。
特务们手握一份她联络过的人员名单，一次次地要她开口，一次次地以为这回能从她身上撬开一个缺口——却一次次地落空。
在这间"活棺材"里头，江竹筠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做了一件又一件叫所有人都没料到的事。
而当1949年11月14日那个傍晚，她脱下囚衣、换上旗袍、从容走出牢房的那一刻，才是整个故事里最叫人心寒的部分——而那种心寒，比任何一颗子弹都来得更深、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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