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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苏晚结婚五年,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淡下去。
我们都是市政府办公厅最普通的科员,挤同一趟班车,在同一个食堂打饭,为五百块的奖金高兴半天。
直到那天,她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
我没问原因,签了字。
可就在民政局门口,她忽然抬起头,声音冷得像刀:"有件事,我瞒了你五年——我哥,是市委副书记。"
她在等我崩溃,等我求她。
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我五年没用过的号码:"爸,我离婚了。"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那是省委组织部长,我的父亲。
五年前的九月,我第一次见到苏晚。
那天是周一,清晨七点二十,市政府家属院门口那班通勤车准时进站。
我刚到办公厅报到不到一个月,还分不清哪位科长该叫"老师"、哪位主任该叫"领导",每天上班都揣着一种新人的小心翼翼。
班车是那种半旧的中巴,蓝白配色,座椅皮面有几处裂口,车里常年混着一股廉价空气清新剂和打印机墨粉的味道。
早高峰时,座位永远不够,后排的小年轻们会很自觉地站起来,把位置让给坐惯了前排的那几位老处长。
那天我也站着,一只手攥着头顶的拉环,另一只手夹着一份还没看完的简报。
车到第三站,门一开,涌上来一群人,挤得我整个人往车厢中部退了半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她。
她抱着一摞文件,文件最上面压着一个磨破了角的硬皮本,头发用一根最普通的黑色发圈扎着,刘海有点乱,大概是赶班车跑了一段路。
她侧身挤过来,被前面一个大个子科员的公文包擦了一下肩膀,怀里那摞文件晃了一下,最上面的硬皮本"啪"地掉在地上。
她弯腰去捡,被后面挤上来的人挡住,够不到。
我下意识蹲下,把本子捡起来递给她。
她抬头,跟我对上眼。
那是一双很干净的眼睛,睫毛长,瞳仁是那种偏浅的褐色,在车厢顶灯下泛着一点琥珀的光。
她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让车厢里嘈杂的背景音里多出一点清晰的女声。
我把硬皮本递回去,顺手把头顶那个空出来的拉环让给她,自己往里又退了半步,贴在窗边。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我察觉到一件很微妙的事——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太久。
不是那种女孩对陌生男人偶然多看一眼的羞涩停留,是一种……怎么说呢,像在确认某种东西。
像你在人群里突然瞥见一张熟悉的脸,你不确定是不是认错了,所以你多看了一秒。
我那时没多想。我以为是新人特有的敏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秒,她已经认出了我。
班车一路晃到市政府西门。
我们前后脚下车,她走得很快,文件抱得很稳,头也没回。
我远远跟在后面,看着她拐进东楼三号门——那是办公厅综合处的方向。
我那时被分在政研室,跟综合处隔着一道走廊。
中午食堂打饭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她。
她端着一个塑料餐盘,排在我前面三个人。打菜阿姨问她要不要加一勺辣椒油,她摇头,说"不吃辣"。然后她回头,大概是想找空位,目光扫过来,又在我脸上停了那么一下。
这一次,她冲我笑了笑。
笑得很浅,礼貌得像一个新同事之间的标准社交表情。但她眼睛弯起来的弧度,让我心里没来由地动了一下。
我那时二十八岁,从单位食堂到出租屋的两点一线生活已经过了八个多月。
八个月里,我没和任何同事走得太近,也没让任何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我每天最多的对话,是和早餐摊老板说"豆浆不加糖",和班车师傅说"刷卡了"。
那天打完饭,我端着餐盘,鬼使神差地走到她那一桌——一张靠窗的四人桌,她坐在最里面,对面两个空位。
"这儿有人吗?"我问。
她抬头,眼睛弯了一下:"没有,坐吧。"
我坐下,把筷子拆开,低头吃饭。
她也低头吃饭。
两个人沉默地吃了大概五分钟,我才憋出一句:"早上的本子,没摔坏吧?"
她笑了,说:"没事,旧本子了。"
又过了几秒,她补了一句:"我叫苏晚。晚上的晚。"
"陈默,"我说,"沉默的默。"
后来我们成了同一趟班车的"早安同事"。
每天早上七点二十,我在第二站上车,她在第三站上车。
我会习惯性地往车厢中部站,给她留出一个能扶到拉环的位置。
中午食堂,我们偶尔会拼桌,聊几句天气,聊聊处里那个总爱拖会的副主任,聊她综合处一份永远改不完的稿子。
那一年的冬天,办公厅组织年终联欢,综合处和政研室合排了一个小品。
她演一个被领导误会的小科员,我演那个粗心的领导。
排练的时候,她笑场了七次,每一次都笑得弯下腰,扶着桌子直不起来。
联欢结束那晚,她让我送她回家。
她住在城西的一个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我陪她爬到三楼,她忽然停下来,回头问我:"陈默,你家里……是哪儿的人?"
我愣了一下。
这是八个月里,第一次有人这么问我。
我说:"北方。父母早年离异,我跟着我爸,但他常年在外地工作,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这是一段我准备了很久的、经得起任何人追问的标准回答。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
我反问她:"你呢?"
她笑了笑,说:"我家在邻省。家里就一个哥哥,他常年出差,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她说得很轻松,像在描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但我后来回想,她说"哥哥"两个字的时候,眼睛是垂下去的。
那一晚之后,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不一样。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开始,是那种,你某天忽然意识到,自己上班路上会下意识地数到第三站的那种不一样。
第二年春天,我向她求婚。
没有戒指,没有玫瑰,我只是在某个加班到十一点的晚上,在她楼下,跟她说:"苏晚,我工资不高,家里也没什么人,但你愿意跟我过吗?"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陈默,你确定你想清楚了?"
我点头。
她又问了一遍:"你真的想清楚了?"
我又点头。
她忽然笑了,眼睛弯成那种我熟悉的弧度,说:"好。"
婚礼办得很简单。
我们在城西一家普通的婚庆酒店摆了八桌。我这边,只来了两个大学同学和办公厅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她那边,只来了几个所谓的"老家发小"。
她说,哥哥临时出差,赶不回来。
我说,我爸在外地有重要工作,脱不开身。
两个新人的至亲,一个都没有出席。
办公厅的同事们后来私下议论,说这对小夫妻可真不容易,两边家里都这么"忙"。
也有好事的阿姨拉着苏晚问:"你哥怎么也不回来一趟啊?亲妹妹结婚呢。"
苏晚笑笑,说:"他工作走不开。等以后再补上。"
而我那个时候,坐在主桌,正在用手机给我爸发一条短信:
"爸,我结了。"
短信发出去,两分钟后,收到回复,只有两个字:
"知道。"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知道"。
就像他没有问我"娶的是谁"。
那一年我三十岁,苏晚二十八。
我们婚礼上那张合影,后来被苏晚装进相框,摆在了我们四十平米的小公寓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对笑得腼腆的、再普通不过的新人。
照片里没有任何一个长辈。
而我和她,都默契地从未问过对方的家人为什么不来。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生活,普通到一种近乎刻意的程度。
四十平米的小公寓,在城西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
客厅小得只能放下一张折叠餐桌,卧室的衣柜是苏晚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衣柜门上还贴着前主人留下的卡通贴纸,我们没舍得撕。
每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
苏晚先起,去厨房煮两碗清水挂面,卧两个蛋,放一勺老干妈。
我后起,负责洗漱、收拾床铺、出门前把垃圾袋拎下楼。
七点十分,我们一起出门,走到家属院门口,等那趟蓝白配色的中巴。
七点二十,班车准时进站。
我们上车,各自找一个能扶到拉环的位置,像两个普通的同事。
办公厅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是夫妻。
我们结婚之后,商量过这件事——单位里不公开。
理由对外是"避免人事关系复杂",对内,我们谁也没多解释。
苏晚说:"挺好的,清净。"
我说:"嗯,清净。"
那一年夏天,办公厅发了一次季度绩效奖。
我和苏晚都拿了"良",每人五百块。
发奖那天是周五,下班路上,苏晚在班车上偷偷捅我胳膊,眼睛亮亮的:"陈默,今晚吃火锅。"
我说:"五百块,够吃三顿。"
她说:"够吃三顿。"
我们在小区门口那家"巴蜀印象"火锅店,点了一个鸳鸯锅,加了三盘肥牛、两盘毛肚、一份手工虾滑,外加两瓶冰可乐。
结账的时候,一百八十七。
苏晚一边擦嘴,一边算账:"还剩三百一十三。下周可以再吃一次。"
我笑她:"你这是要把奖金吃干净?"
她说:"不然呢?留着干嘛?"
我没回答。
那一刻,我看着她在火锅雾气里被熏得有点红的脸颊,看着她头发上那个洗得有点褪色的发圈,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踏实感。
我想,这就是我要的生活。
不是那个庄严肃穆的省厅大院,不是那张陈志远办公桌上永远摆得方正的红头文件,不是那张挂着"组织部"金字招牌的、走进去就让人喘不过气的玻璃门。
是一个会为五百块奖金高兴半天的姑娘,在火锅店里,跟我说"还剩三百一十三"。
可有些事,从来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苏晚加班到九点才回家。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客厅看一份内参。
她坐在沙发上,脱鞋,揉脚,手机就放在茶几上。
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号码,脸色变了一下,起身走到阳台,把推拉门带上了。
我没动。
我假装继续看内参,但耳朵已经支了起来。
阳台门隔着一层薄薄的钢化玻璃,她说话又特意压低了声音,我听不真切。我只断断续续捕捉到几个词:
"……我知道分寸……"
"……那边没人怀疑……"
"……再等等,还不是时候……"
电话挂了大概有一分钟,她才推门进来。
她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正常,笑着冲我晃了晃手机:"老家亲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过年。"
我"嗯"了一声,说:"过年再说吧,看单位安排。"
她说:"对,看单位安排。"
她转身去洗澡了。
我低头继续看内参,但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她刚才那句**"我知道分寸"**。
——一个跟老家亲戚解释为什么不回家过年的人,不会用"我知道分寸"这种话。
那是一种汇报式的语气。
那是一种,在向某个比自己更高一级的人,确认任务进度的语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了很久。
苏晚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我侧过头,看她在月光下的侧脸——眉毛弯弯的,睫毛长长的,和我五年前在班车上第一次看见的那张脸,一模一样。
我没有起疑心。
或者说,我早就有疑心,只是我选择不去揭穿。
因为我自己,也在瞒着她。
我书房抽屉最底下,锁着一个铁盒。
铁盒里是一沓老照片、几封信、一枚省委组织部的内部工作证——那是我的真实身份。
陈志远的独子,陈默。
我从北京某高校公共管理硕士毕业,本来按部就班,应该被安排进省厅某个核心处室,做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
可我没有。
五年前,我跟我爸吵了一架。
我说:"我不想靠你。"
他说:"那你去最底层,自己挣。"
于是我被"发配"到这个市的市政府办公厅,做一个最普通的政研室科员。我的档案做了特殊处理,人事系统里只有"陈默,北方某高校硕士",没有任何一行写着"陈志远之子"。
我以为我藏得很好。
我以为这五年,我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陈默。
直到苏晚走进我的生活,我才隐隐觉得,我藏得不够好。
但我没有揭穿她。
她也没有揭穿我。
我们就这样,**两个各自藏着秘密的人,在一张四十平米的小公寓里,过着五百块奖金就能高兴半天的日子。
春节那一年,我们没有回任何一边的老家。
苏晚说:"哥哥在国外考察,回不来,我回去也是一个人。"
我说:"我爸今年在外地过年,我也没必要回去。"
我们在家煮了一顿饺子。
电视上放着春晚,苏晚坐在沙发上,头靠在我肩膀上,忽然轻声说:
"陈默。"
"嗯?"
"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骗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眼神是空的。
我沉默了两秒,说:"骗谁?"
她笑了笑,说:"算了,我喝多了。"
她明明只喝了半罐青岛啤酒。
那一晚,我抱着她睡,抱得比平时紧。
我心里反复在想一件事——
她到底,知道多少?
而我又,该不该告诉她?
第三年秋天,办公厅来了一位新处长,姓周,从外省某厅交流过来。
周处长四十出头,长得方头大耳,见人三分笑,办公室常年沏着一壶上好的龙井。
他来的第一周,挨个找我们这些科员谈话,谈话内容大同小异——"年轻人要踏实"、"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跟着我好好干"。
我跟苏晚私下评价过这个人。
苏晚说:"眼神不正。"
我说:"嗯,眼神不正。"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一年的十一月。
我手上有一份关于本市营商环境优化的调研报告,前后改了七稿,跑了下面六个区县,熬了二十多个通宵。
报告交上去之后,周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啊,这份报告写得不错,我再帮你把把关。"
一个星期后,这份报告以周处长一个人的署名,被上报到了市委办公厅。
报告获了一个内部嘉奖。
嘉奖通报上,没有我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和苏晚一起加班到九点回家。
进了家门,苏晚把包"啪"地一摔,坐在沙发上,气得手都在抖。
"陈默,你怎么忍得了?"
我笑了笑,去厨房倒了两杯温水。
"那是你熬了二十多个通宵的东西!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写他一个人的名字?你去找他理论啊!你去找综合处主任反映啊!"
我把水递给她,坐到她旁边。
我说:"晚晚,他撑不了多久。"
苏晚愣住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的怒气慢慢被一种别的东西取代——是惊讶,是审视,是某种她藏了很久、终于忍不住要冒出来的疑问。
她盯着我,看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她轻轻问:"陈默,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直觉。"
她没再问。
但那一晚,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能感觉到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三个月后,周处长被悄无声息地调离了。
调令是周五下午下来的,理由是"另有任用"。
综合处的同事们一头雾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上一周他还在主持处务会,这一周他的办公桌就空了。
调离当天,他没有跟任何人告别,那壶龙井被秘书科的人当作废品扔了。
我那份被冒名的报告,被市委办公厅悄悄退回,重新以我的署名报了上去。
那是我五年里,第一次让我父亲帮我做的事。
我没有告诉苏晚。
但我知道,苏晚一定察觉到了什么。
因为大概在周处长被调走的前两周,有一个周三晚上,苏晚加班到十点半才回家。
她进门的时候,我已经洗完澡了,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文件。
她把外套脱下来挂好,身上飘出一股很淡很淡的茶香。
那不是普通办公室里那种花茶或者袋装绿茶的味道。
那是一种很特殊的茶香——白毫银针,还得是省厅小灶特供的那一批,市面上买不到。
我当年在我父亲办公室里,闻了不止一百次。
我没有动声色。
我抬头冲她笑了笑,问:"加班加这么晚,吃饭了吗?"
她说:"在单位食堂随便扒了两口。"
我"嗯"了一声,低头继续看文件。
她洗澡,吹头发,上床,关灯。
整套流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反复在想一个问题——苏晚加班,为什么会沾上省厅小灶特供的茶香?
她加的是哪个班?
她见的是谁?
而那个人,和我父亲的办公室,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那以后,我和苏晚之间,多了一种很微妙的沉默。
不是冷战。
我们依然每天一起挤班车,一起在食堂打饭,一起在四十平米的小公寓里看电视、煮挂面、为这个月的电费比上个月多了三十八块而拌嘴。
但有些话题,我们都开始下意识地避开。
她不再问我"你爸最近怎么样"。
我也不再问她"你哥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像两个心照不宣的演员,在一出名叫"普通夫妻"的话剧里,各自演到第三年第八个月。
舞台之外,谁都不揭穿对方的台词。
第四年的某一天,办公厅组织了一次全市厅级以上单位的联合调研。
调研团队里,有省厅来的几位领导。
我和苏晚都不在调研名单上,我们级别太低。
但那一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远远看见综合处主任陪着省厅一位副厅长进了三楼小餐厅。
那位副厅长,是我父亲多年的下属。
我立刻拐进了二楼大食堂,头都没回。
下午回到办公室,我假装在整理文件,眼角的余光一直留意着综合处那边的动静。
大概三点半,我看见苏晚从综合处出来,手里捧着一份文件,往三楼小餐厅的方向去了。
她在三楼,待了大概四十分钟。
下来的时候,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晚上回家的班车上,她靠着窗坐,一路没怎么说话。
我也没问。
但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心里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一件事——
苏晚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而她那边的"哥哥",也绝对不是什么"常年出差的普通人"。
第五年的那个夏天,是我们结婚以来,最平静的一个夏天。
平静得让人发慌。
苏晚不再加班到很晚,她每天准点下班,准点回家,准点做饭。
她不再接那些奇怪的电话,也不再身上飘着任何奇怪的茶香。
她甚至,开始主动跟我聊一些以前从不聊的话题。
比如,她小时候。
她说她小时候很怕黑,八岁之前都不敢一个人睡觉。
她说她哥哥比她大十二岁,小时候经常背着她去镇上的小卖部买冰棍。
她说她妈妈在她十六岁那年因病去世,她爸爸退休前是某个单位的中层干部,具体什么单位,她没说。
我安静地听着。
我没有追问"什么单位",因为我知道,如果她想说,她自己会说。
她也没有追问我家里的事。
我们就这样,在第五年的那个夏天,一起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各自喝着一瓶冰啤酒,聊一些隔着雾的过去。
七月的一个周五。
那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苏晚比我先到。她已经做好了饭——一份西红柿炒蛋,一份清炒油麦菜,一锅小米粥。
我们坐下吃饭,她没怎么说话。
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
"陈默。"
"嗯?"
她从随手放在椅背上的包里,拿出一份已经打印好、整整齐齐用回形针别着的文件,放在我面前。
我低头看了一眼。
——《离婚协议书》。
我没有立刻拿起来。
我先抬头,看着她。
她没有躲我的目光。
她眼睛是干的,手是稳的,呼吸是平的。
她说:"陈默,我们不合适。"
我沉默了几秒。
我说:"为什么是现在?"
她没回答。
她只是把那份协议往我这边又推了推。
我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协议写得异常干净:
财产各归各。
房子归她(她说,房子本来就是她婚前买的,虽然我知道这话不完全对)。
存款各归各(我们也没什么共同存款)。
离婚之后,互不纠缠,互不打扰。
整份协议,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项需要协商的条款。
它干净得像一份早就写好、只等今天拿出来签字的文件。
我把协议看完,合上,放在桌上。
我笑了一下。
我说:"好。"
苏晚愣了一下。
她原本应该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劝说我的话术。
可是她一个字都没用上。
她看着我,眼神第一次出现了一丝裂痕。
她说:"你……就这样?"
我说:"嗯,就这样。"
我端起小米粥,喝了一口。
我说:"周一,我们去民政局。"
那天夜里,我没睡。
苏晚也没睡。
我们各自躺在床的两边,中间隔着一个枕头的距离,谁也没碰谁。
凌晨一点,我起身,走到阳台。
我点了一根烟。
这是我五年里,抽的第三根烟。
第一根,是我决定来这个市做普通科员那天。
第二根,是我和苏晚结婚那天的凌晨。
第三根,是今晚。
我抽完那根烟,摁灭烟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拨出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
那头是一个低沉的、熟悉的声音。
我只说了四个字。
"按计划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然后,一个字:"好。"
挂断。
我推开阳台门,回到卧室。
苏晚是侧着身子的,背对着我。
我躺下,听见她的呼吸——不均匀,不平稳,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清醒的节奏。
我知道她也没睡。
我知道她在等我躺下。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听见她轻轻地、几乎听不见地、对着她自己那部放在床头的手机,低声说了一句:
"哥,周一民政局,你放心。"
那一晚,我们各自闭着眼睛,装睡到天亮。
周六、周日,风平浪静。
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了菜,做了饭,看了一部不知所云的电视剧。
苏晚甚至还提议,周日下午去公园走走。
我们就真的去了。
我们坐在公园湖边的长椅上,看着远处的孩子放风筝,像一对结婚五年、感情稳定、从未吵过架的普通夫妻。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是我们以"陈默和苏晚夫妻"身份,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周末。
周一上午九点,民政局门口。
苏晚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手里拎着那个磨破了边的旧帆布包——和五年前我在班车上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
我穿了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公文包里装着那份签好字的协议、两本结婚证、还有一个我五年没动过的手机。
我们排队、取号、按手印、签字。
整个流程不到四十分钟。
工作人员把两本离婚证递过来的时候,多看了我们一眼。
大概是觉得这对夫妻太安静了,安静得不像在离婚,倒像在办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九月的阳光晃眼。
我把离婚证收进公文包,转身想跟她说"保重",她却忽然挡在我面前。
"陈默。"
她叫我的全名。
五年了,她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那不是妻子看丈夫的眼神。
那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在审视一个她以为自己一直在将就的对象。
"有些话,我憋了五年。今天离了,我也该跟你说清楚了。"
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一个最锋利的开场。
"陈默,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进市政府办公厅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跟你回老家、不让你见我家人吗?"
我安静地看着她。
"因为我哥——"她一字一顿,"是这个市的市委副书记,苏建国。"
风停了一秒。
她在等我的反应。
等我震惊。
等我愤怒。
等我意识到这五年我所谓的"平等婚姻"其实是她俯就;等我明白自己一个普通科员配不上她,等我开始懊悔,开始挽留。
她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下一句话的语气——那种带着怜悯的、施舍般的"算了"。
可她等到的,是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的动作很慢,慢得像在演一出她看不懂的戏。
我翻到通讯录的最顶端,那个置顶了五年、却一次也没拨出去过的号码——备注只有一个字:"爸"。
苏晚的眉头皱起来:"你打给谁?你爸不是早就……"
她的话没说完。
电话接通了。
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了这个九月的午后:
"爸,我离婚了。"
那头沉默了大概两秒。
然后,一个低沉的、苏晚这辈子在无数次新闻联播和省级会议直播里听过的声音,从听筒里清晰地传了出来——"小默,在哪儿?爸现在让司机过去接你。"
苏晚脸上的血,一寸一寸地褪了下去。
她认得这个声音。
整个省厅的干部,没有人不认得这个声音。
她踉跄着后退了半步,撞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我收起手机,看着她——五年来第一次,我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眼神,认真地、平静地、看着她。
"苏晚,"我说,"现在,轮到我跟你说一句——我也瞒了你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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