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观雨者
顾问：谈书
注：自制音频在次条。
前言
在文章的开头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电影主要是拍给谁看的？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电影当然是拍给观众看的啊。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总会有一些作者的自我表达在里面，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拍给作者自己看的。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电影创作者会在两个方向之间把握一个平衡：
既不能只考虑表达自我，因为那样观众未必买账；也不能只考虑讨好观众，因为那样作品会失去灵魂和特色。
不过现实中有一种电影比较特殊：
它既不是拍给观众看的，也不是拍给自己看的。
第一节·洋大人的认证
什么样的作品既不是拍给观众看的又不是拍给自己看的呢？
那些单纯以参赛拿奖为目的拍摄的“评奖型电影”。
（注：正常电影的获奖是一个结果而非目的）
对于这类电影来说，什么票房、思想表达根本就不重要，它们唯一需要服务的对象只有电影奖项的评委。
也就是说它们是拍给评委看的。
不过如果你真的走上这条赛道，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国内出名的奖项很少、竞争太大，不出名的奖项又没什么份量，拿了等于白拿。
怎么办？
格局打开，去国外拿奖。
没错，“走出国门”才是这条赛道里性价比最高的打法。
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西方国家是电影产业的开创者，确实积累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成熟的产业链条。
因此不管你角逐的那个奖项出不出名，在国内看起来都颇具说服力。
其次，虽然某个奖项的实际参赛规模可能只有十几部，但“争夺国际奖项”听起来就是在跟全球范围的对手竞争，给人感觉含金量十足。
最后，西方的电影奖项数量非常多。
据粗略估计，欧美设有奖项的电影节有1000多个，其中竞赛体系较完善的有200多个。
你就运作去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只要拿下任何一个，你的参赛作品和履历就可以贴上“在国际上拿了奖”的标签。
你别管这个奖野不野鸡，你就说inter不international吧？
之后你的江湖地位就会得到明显提升，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教育国内市场：
我的作品是洋大人盖过章的，你们不欣赏只能说明你们LOW。
由于国内还存在着一些崇洋媚外的风气，所以这种高人一等的气场甚至可以扩散到专业领域之外，使获奖者的人设从“行业精英”升级为“文化名流”。
这些人高考可能只有两三百分，却可以理所当然的在所有人面前以“导师”自居，然后收获一批追随者、获得进入更高圈层的入场券。
好处如此之多，有很多人热衷于这条赛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目的如何功利，“争取国际奖项”这个事本身似乎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很多行业都有国际赛事，电影拿奖也是个荣誉嘛。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节·西方定义的“东方”
电影评奖不是体育比赛，它没有什么可量化的指标。一个作品能不能获奖，完全取决于评委的喜好。
所以“拿到国际大奖”虽然听起来像是战胜了一众国际作品，但实际上不过是迎合了具体赛事的那几个评委而已。
而作为来自中国的作品，首先要迎合的，就是这些评委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什么是“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就逐渐构建出了一套定义东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东方主义。
（注：这里的“东方”并不特指中国，而是包括了亚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该体系的发展在20世纪达到巅峰，至今仍是西方国家定义和评价“东方”的基础。
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特点是什么呢？
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理论家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指出：
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与真实的亚洲、中东和北非关系不大，更多是西方自我认知的投射。
也就是说西方人口中的“东方”，完全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概念。
在这个想象中，“东方”是一个充满神秘感但发展早已停滞的地方。
那里的文明永远是野蛮的、社会永远是落后的、居民永远是愚昧的......
凑在一起正好是“西方”的对立面。
更绝的是，在这套话语体系下，真实的东方压根就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利。
那么西方人为什么会构建出一套偏见如此严重的世界观呢？
除了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傲慢外，更重要的是为殖民掠夺提供理论支持和道德制高点。
在东方主义的叙事下，“落后的东方”急需“先进的西方”来拯救和启蒙，于是西方的殖民行径就成为了“播撒文明”的进步举动。
虽然我们抢了你们的资源杀了你们的人，但我们给你们带来了文明之光啊。
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渗透、政治干预和文化输出等手段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又粉墨登场。
东方主义依然好使，道德制高点依然要抢。
所以在评价东方电影时，西方评委自然会推崇那些符合东方主义的作品。
这些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东方世界必须是野蛮、落后和愚昧的。
而影片的基调则能搞多压抑就搞多压抑，千万别让观众看出一点希望来，毕竟他们还要等待西方的“拯救”。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经常被人们忽略，那就是所有的作品里都不允许出现东方角度的宏大叙事。
这是因为“东方需要西方拯救”本身就是一种西方角度的宏大叙事，要保证它能站得住脚，自然就不能允许东方宏大叙事的存在。
说到底，他们只想要东方的“苦难奇观”，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高不高、当地的观众爱不爱看，根本就不重要。
而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既然西方评委的口味如此明确，这边的评奖爱好者们当然就会源源不断的炮制出这类作品。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故事：
评委收获优越感，评奖爱好者收获奖项。
这跟围观的吃瓜群众有关系吗？
关系很大，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品。
第三节·认知战核武器
在国际博弈中有一种对抗叫认知战。
所谓认知战，就是争夺叙事主导权，然后根据自身战略的需要，改变目标群体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判断标准。
它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对手的凝聚力，在对手内部塑造出有利于本方利益的共识。
这跟电影有什么关系呢？
电影有一个其他文艺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它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感受。
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容易触发共情，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重塑观众的认知，对社会共识造成巨大影响。
至于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那就取决于电影的具体内容了。
所以在客观上，电影非常适合用来打认知战，堪称这个战场的“核武器”。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电影都是认知战的一部分，而是说：
如果有人想打认知战，那么他肯定不会漏掉电影。
2023年，北约战略转型司令部发布了一个报告，标题是《将性别视角融入认知战》。
该报告将“性别”从边缘议题提升为战略核心，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
这只是西方众多认知战行动中的冰山一角。
所以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如果有人想打认知战，一定不会错过电影这个“核武器”。
具体的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在对手的地盘上拍一些认知框架和价值判断标准都符合西方要求的电影。
不过西方团队人生地不熟，很难亲自出马干成这个事，他们需要一批熟门熟路的本地人来帮他们干。
这时候抬头一看，中国正好有一群“西方喜欢什么我就拍什么”的评奖爱好者。
啪，呼应上了。
于是现实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链条：
境外势力给特定群体打钱→该群体在国内拍摄符合特定需求的电影→电影获得西方奖项→获奖者挟洋自重，通过电影教育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选中的群体不仅和西方势力达成了利益上的合作关系，还往往打心底认同西方的那套叙事逻辑。
他们对本土观众是鄙视的，对不依靠洋人认证的本土优秀作品是嫉恨的，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抱在洋人大腿上“俯视众生”。
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一群文化买办，在西方的文化殖民中扮演的是代理人的角色。
在这个框架下，拍片拿奖就不再是追名逐利那么简单了。
它已经成为了“主人的任务”。
拍什么主题、主人给你安排什么奖，都是整个认知战PLAY中的一环。
而随着认知战打得越来越嗨、代理人的底线越来越低，这套系统终于憋出了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监狱来的妈妈》。
第四节·前无古人
要理解一部影视作品能惊世骇俗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先来看美国的一个案例。
1976年~1977年，纽约市发生了一系列连环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亡。
凶手名叫伯科维茨，自称“山姆之子”。
此人被捕后，底线欠费的出版商和影视公司居然争先恐后的购买其故事版权，意图把这起案件拍成精彩的影视作品。
当时的纽约州政府很快意识到，如果真让这帮人干成了，那么将会出现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受害者家属分文未得，却要在媒体上反复看到凶手成为“明星”。
这无疑会对美国社会的公序良俗造成巨大的冲击。
于是纽约州紧急出台了《防止罪犯从犯罪中获利法》，俗称“山姆之子法”。
该法律规定任何因描述犯罪而获得的收入，都必须交由州犯罪受害者委员会托管，优先赔付受害者。
其他州也有样学样，很快就有超过40个州也出台了类似法律。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裁定这类法律过度限制言论自由，所以各州又对法条进行了修改，放宽了限制。
但即便是放宽后的法律，对罪犯的获利也依然是要追缴的。
在法律和社会共识的共同压力下，美国的影视行业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无论如何不能让罪犯本人以主角身份出演自己的犯罪故事。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限制，欧洲日韩等地甚至不允许罪犯以任何理由出镜。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以“自由世界”自居的西方，不让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获利也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
大家都不是傻子，如果罪犯可以通过出演自己的犯罪故事赚钱，那就相当于打通了一条“犯罪→出名→发财”的产业链。
细思极恐。
而这种突破人类社会底线的事，硬是让中国导演给干成了。
2026年5月10日，电影《监狱来的妈妈》高调上市，官宣将于5月30日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正是前文提到的那种“评奖型电影”，它在上映前就已经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最佳主角“银贝壳奖”。
获奖的主演赵箫泓是第一次出演电影，堪称“首演即影后”，还是“国际影后”。
洋大人背书一到，国内影视圈的大咖们也“共襄盛举”，纷纷为其站台宣传。
表面上看，这不过是评奖爱好者们的又一次常规操作。
然而广大网友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主演是个杀人犯，这部电影拍的就是她自己的犯罪故事。
更离谱的是，影片内容还对案件真相进行了篡改。
根据该案的判决书，赵因琐事争吵持刀刺死丈夫，被判故意伤害罪。
而影片将其美化成了“反抗家暴失手杀人”，意图把关注重点引向性别议题和政治议题。
但事实上，“家暴”之说只是赵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支撑，也没有被法院采信。
据法医鉴定的结果显示：死者的刀伤创角上钝下锐，斜向右下刺入胸腔，致使主动脉根部破裂。
要造成这种从上往下的刺入效果，拿刀的时候肯定要刀刃朝下握持。
这是典型的攻击姿势，绝非“随手一挥”。
示意图：
而且造成主动脉根部破裂说明刺入的力度极大。
所以法院认定其伤害故意明显，驳回了“过失致人死亡”的上诉主张 。
可见真实的案情远比电影里展现的恶劣得多。
现实中不是说不允许罪犯参与任何拍摄活动，但需要遵循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你要让犯人亲自出演，那就只能拍纪录片，严格根据事实进行讲述是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要拍故事片，搞所谓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那就不能找犯人亲自出演，这是全球主流社会公认的底线。
而《监狱来的妈妈》不仅让罪犯通过出演自己的犯罪故事获利，还篡改了原本的犯罪事实。
这等于是让罪犯在大银幕上公然洗白自己。
理解了这点，你就能体会到这部影片有多逆天了。
很显然，西方评委在颁奖时从未关心过东方社会的公序良俗，东方的电影越没底线他们越兴奋。
不过由于这个操作实在太过骇人听闻，以至于即便是国外网友，看到该作品时主要关注的也不是所谓的性别议题和政治议题，而是：
中国电影产业竟如此无下限，把杀人犯捧成偶像。
但这种作品就是拍出来了，而且还打通了上映前的所有环节，并获得了众多大咖的鼎力支持。
整个事件比电影本身精彩得多。
5月16日，《监狱来的妈妈》在上海首映，西方的认知战即将拿下重要一局，代理人团队已经打开香槟，中国社会的公序良俗瑟瑟发抖。
那么，他们赢了吗？
第五节·最后的防线
从技术上来说，这部电影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相关团队通过这场“战役”证明了自己人脉很广、办事能力很强，对得起洋大人的提携。
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认知战的最终目的，是PUA中国的老百姓。
所以如果老百姓不买账，你的手腕再高明也白搭。
那么老百姓会买账吗？
在代理人看来，他们端上来的这坨作品既有国际奖项的光环，又有国内大咖的站台，广大“乌合之众”岂有不跟风跪舔之理？
很快啊，他们就等来了中国老百姓的回答：
滚!
就在这部奇葩电影首映的时候，亿万网友不请自来，携手深挖起了这部作品背后的真相。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指示”或“好处”，而是清醒的意识到：
在这一刻，自己已经是这个社会最后的防线了。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不想有人毁了它。
随着网友们的不断深挖，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这部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制作过程都充满了各种问题。
于是人们纷纷转发相关的证据和资料，将真相公之于众。
虽然你们有洋人背书、大咖站台，但我们人多。
这部头顶国际光环的电影在一夜之间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5月18日，片方撤档，主创社交媒体被禁言，各路参与者光速切割。
5月21日，上海市电影局发布正式通报，停止该片上映，并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
继创造了“首演即影后”的历史后，这部电影又创造了“首映即下架”的名场面。
此次事件也体现出了我国老百姓的几个特质：
不迷信权威，拒绝盲目相信有国际认证和大咖站台的事物；
认知水平很高，能够敏锐的捕捉到事件疑点并层层深挖出真相；
有家国情怀，会积极的为国家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哪怕这些事并不会给自己带来直接的收益。
所以西方的认知战在其他地方或许可以攻城拔寨，但到了中国就会踢到铁板。
他们再这么傲慢的搞下去，西方奖项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怕不是要变成扣分项了。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能胜利，只要社会还没有完全对西方祛魅，西方的认知战就永远有机会。
所以我们也需要电影行业拿出优秀的作品，成为我们反击文化殖民的助力。
结语·什么是真正的好电影
如何才能拍出一部好的电影呢？
文章开头提到过，电影创作者需要在“拍给自己看”和“拍给观众看”之间找到一个“既要又要”的平衡。
不过最理想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刻意去寻找这个平衡，而是创作者的思想和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本来就很接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这种状态下，创作者很容易就能拍出既拥有灵魂又受观众喜爱的作品。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难不难呢？
并不难，只要做到一件事就可以了：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已有2200多年，社会中天然就存在着巨大的共识基础。
所以只要你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么你喜欢什么，观众们就大概率也喜欢什么。
4月30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
这部电影没有宣传广告、没有大咖站台、更没有洋大人的背书，首日排片率仅为1.6%，首日票房更是只有可怜的377万元。
当时业内预计它的最终票房不会超过5000万元。
这样的成绩并不奇怪，毕竟它的总投资也就1400万元。
全片没有请来任何明星，主演也不是专业演员，甚至连导演都是圈外人（蓝鸿春，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它唯一的优势，就是主创团队确实是一群有文化的文化工作者；它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观众的口碑。
而观众的口碑，真的爆了。
该电影从上映第二天起票房就逆势上扬，到5月10日的时候已经成为单日票房冠军，5月16日~17日更是连续两日单日票房过亿。
截止到5月25日，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现在正在向20亿冲刺。
这已经是一部中国影史上的现象级作品。
而这个奇迹的关键，就在于它真正拍出了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影片故事开始时的背景是1940年代的中国潮汕地区。
和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这里不仅经济凋敝，还饱受战火的侵袭，所以很多青年被迫下南洋谋生，故事也由此展开。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
但影片里的中国人并未陷入颓丧与麻木，而是一直用坚韧与乐观对抗着世界的不公。
我们在角色身上不仅能看到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情义，还能看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而当真正的中国人出现在大银幕上时，中国的观众自然都会与他们产生共情。因为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仿佛就是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
尊重人民的作品，人民会把它高高举起。
最后，就让我用《给阿嬷的情书》里的一句台词来结束本文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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