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这个字，翻翻老字典，本事不小。《说文解字》里讲得斩钉截铁：“报，当罪人也。”
看“报”字甲骨文里的模样，左边一副刑枷，右边一只手拽着一个跪地的人，分明是治罪、判决的意思。判决完了要向上禀告，这才有了“报告”；犯了法受罚，这才有了“报应”。
造字的祖先大约没想到，几千年后这个杀气腾腾的字，竟会堂而皇之地登上学府的厅堂，从刑具变成文具，从判官的朱砂笔变成知识分子手上的电脑，而且用起来比从前还顺手，还普遍，还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殷勤。
今天的学术圈里，你随便拉住一个老师问：你这一辈子，哪个字跟你纠缠得最久、最深、最让人睡不着觉？十有八九会告诉你，不是“学”，不是“研”，不是“书”，而是这个“报”字。报名、申报、报奖、报销，四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你要评讲师、评副教授、评教授，得申报；你做了几年研究想出点头，得报奖；你把工资里垫出去的那点钱从公家账上划回来，得报销。一个“报”字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这帮自以为是独立人格载体的所谓读书人串成一串，牵着鼻子走，你还不能叫苦，一叫苦就显得你不够“程序意识”、缺乏“规则素养”。
申报职称是这出戏的主打剧目。鲍鹏山先生有段话说得痛快，不妨原样搬来：“评职称你要我们申报也就算了，你能不能不要别人报材料？你觉得他行你就给他不行吗？他不，他一定要你自己填表。这种做法是非常直接的一种人格的侮辱和一种顺从的规训。你知道你要求我们填表的时候，你首先就把我们的人格给打低了，就是我要要，你能不能给我？我瞬间就变成了低三下四的了。”
这位先生虽然登过央视《百家讲坛》，说话却不摆谱，倒像是替普天之下爬格子的教书匠喊出了胸口那口恶气。他话里的道理其实很朴素：一个有水平、够条件、够资格的教师，你给他职称就是了，何必要他自己来“报”？这一“报”，性质就变了。原本是应得的认可，是学术共同体自然而然的首肯；一“报”，就成了自己向上面伸手去讨，成了俯首听命、乞求施舍的姿态。好比一个厨子做了一桌子好菜，你不夸他手艺，反倒叫他端着盘子到跟前一样样报菜名，还要求把每道菜的配料、火候、创意都写成书面材料，签字画押，然后你才肯动筷子。厨子心里什么滋味，大概比灶台下的灰烬还堵得慌。
鲍鹏山自己就当过一次上海市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有一回他手里捏着五份材料，其中一位是个五十九岁的讲师，教了一辈子书，这是最后一次晋升的机会。论硬指标，这位老教师确实平淡无奇，论文不够亮，项目不够多。照章办事，打叉就是了。可鲍鹏山犹豫再三，还是给他打了勾。事后别人问他为什么破坏规矩，他说：“这个人都五十九了，今年评不上，明年一退休，就一辈子都是讲师退休。一辈子站在讲台上，临了连个副教授都不是。不光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回到家里，老婆孩子一问，都只能低着头说没通过。那心里该多难受、多委屈啊。”他还补了一句：“人心中，除了规矩，还有慈悲——这才是最高的原则。”
这话说得暖心，不过也反衬出规矩的冷酷与荒唐。这荒唐就荒唐在那个“报”字上。一个五十九岁的老教师，跟那些三十出头、论文刷得飞快的年轻人挤在同一张表格里，比数量、比级别、比项目经费、比获奖等次。老教师或许课讲得极好，学生十年后还记得他课堂上的一句点拨；或许他编的讲义深入浅出，被外校同行偷偷借去复印；或许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这些在表格里能填几分？表格只认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盖章、可以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那些润物无声的教育本分，表格看不见，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于是老教师只好低三下四地报，把自己那点单薄的成果搜肠刮肚地罗列出来，等着评委来打分。
这还只是职称。申报课题，又是另一番景象。每年到了三月份，各大高校的科研处门口就热闹起来。人们捧着厚薄不一的“本子”，也就是项目申请书，进进出出，神色凝重。曾经写一本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书，少则一两万字，多则三四万，要写选题依据、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创新之处、预期成果，还要附上前期成果、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光是“研究现状”那一节，就得把国内外同行近十年的文献梳理一遍，像给学生上课一样娓娓道来。可你心里清楚，真正的好点子往往是在散步、喝茶、跟朋友闲聊时冒出来的，哪能正襟危坐在电脑前，像做八股文一样“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呢？没办法，制度要求你“报”，你就得乖乖坐下来，把自己那点鲜活的思想榨干水分，压进一个个预设的方框里。有的人本子写得花团锦簇，中了项目，可做出来的成果平平淡淡；有的人本子写得笨拙老实，没中，可私下做的研究却掷地有声。这种事，谁说得清呢？
申报奖项就更妙了。学术圈的奖项名目繁多，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社科优秀成果奖，还有什么青年奖、创新奖、终身成就奖，琳琅满目，像中药铺里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红纸条。可不论什么奖，都得“报”。你自己写推荐书，自己找同行评议，自己跑盖章签字，自己装订成册，自己按时送达。一套流程走完，少说个把月，多则半年。这半年里，你的心思到底是在做学问上，还是在给自己写颂歌上？
而且有些奖项的评审标准里还赫然列着一条“申报材料完整性”，材料不齐，一票否决。于是大家的心思都花在怎么把材料做得漂亮上：封面烫金、目录清晰、附件齐全、装订考究，活像大户人家的婚庆请柬。至于学问本身，倒成了陪衬。好比选美比赛，评委不看脸蛋身材，先看报名表填得工不工整、照片贴得端不端正，那你说这选的是美人还是文书？
还有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报销。你如果没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待过，恐怕不会明白“报销”二字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出差开会，车票、住宿、餐饮，每一样都要发票，每一张发票都要写清楚事由、金额、时间、地点，还要找几个人签字。买一瓶矿泉水，要附上超市小票；坐一趟出租车，要记下起点和终点。到了年底，财务处的窗口前排起长龙，人人手里攥着一沓花花绿绿的票据，像集邮者交换邮票，又像赌徒手捏筹码。稍微出点差错，就会被财务处的同志打回来，说你这张票抬头不对、那张票日期不明、这单子缺个公章、那单子超了预算。于是你只好灰溜溜回去，重新粘贴，重新找人签字，重新排队。再厉害的教授，头上顶着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的帽子，手底下带着十几个博士，发过顶级期刊，拿过千万项目，到了财务处那扇小窗前，也得乖乖低下头，赔着笑脸说“麻烦您再给看看”。有时候一张发票被退回来三次，你恨不得把那张纸嚼碎了咽下去。这时候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报”销：“报”字当头，销掉的是你的时间、你的耐心、你残存的那点自尊。
有人会辩解说，这些程序不都是为了公平公正、防止腐败吗？不填表，怎么比较？不申报，怎么筛选？这话乍听起来冠冕堂皇，细想却经不起推敲。一个人有没有水平，他的学问摆在那里，同行心里有数，学生心里有数，甚至隔壁系的老师也有耳闻。一个教授够不够格，他的著作、他的论文、他的课堂、他培养的学生，哪一样不是活生生的证据？非要他自己写一份“个人总结”，把“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严谨治学”这些词工工整整抄上一遍，这算什么证据？这分明是让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还要求写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
鲍鹏山用了一个词，叫“顺从的规训”。这四个字像一把手术刀，犀利地剖开了“报”字的病灶。这套规矩，说到底不是为了识别人才，而是为了驯化人才。它让你明白，不管你肚子里装了多少墨水，不管你发了多少篇有分量的文章，你想往上走，就得按规矩来，就得低头，就得填表，就得申报。久而久之，你不再觉得这是屈辱，反而觉得这是天经地义。你不申报，反倒成了异类，成了不守规矩的怪人。当年陶渊明做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来视察，县吏叫他束带迎接，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当天就挂印回家。这位五柳先生要是活在今天，大概会被扣上“缺乏大局意识”“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帽子。束带算什么？今天你要迎接的不是一个督邮，而是一个完整的评审委员会，外加一沓表格、一份答辩PPT、三封推荐信、五份专家鉴定意见、八张盖了红章的证明。你折不折腰？不折腰，那请便。回家种地去，反正现在地也没几亩了。
所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就只能是个故事了。陶渊明能那么洒脱，一来他家里还有几亩薄田，饿不死；二来他那个时代没有“非升即走”，没有“聘期考核”，没有“科研积分”，没有“核心期刊目录”。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签的合同叫“3+3”，六年之内拿不到副教授，就得卷铺盖走人。你让他不折腰？他腰还没直起来，饭碗就先碎了。于是大家只好争先恐后地折，折得比谁都快，折得比谁都彻底。不但自己折，还教学生怎么折。有些学校甚至开设了“科研申报实务”的课程，专门传授填表技巧、本子写法、包装心得。学问还没做成，申报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就像学游泳的人不下水，先学怎么穿泳衣、怎么抹防晒霜、怎么在岸边摆姿势。姿势摆好了，水里的功夫怎么样，反倒没人关心。
回头再看这个“报”字。它的字形很有意思：左边一个“幸”，这个偏旁其实是从“手”从“卩”变来的，跟“幸福”的“幸”不是一回事，然而写得多了，看着总让人产生一种反讽的联想；右边一个“卩”，是一个人跪着的形状。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人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什么东西往上递吗？造字的祖先如果地下有知，怕也要长叹一声：我当初造这个字是给衙门审犯人用的，万没想到几千年后，你们这帮所谓知识分子会把它用得这么自觉、这么普遍、这么心安理得。
一个知识分子，从报各种名开始，到申报课题、申报职称、申报奖励，最后退休了还要办退休手续，一辈子都在“报”。这个字像一把无形的刻刀，把一个活泼泼的灵魂，一刀一刀地雕刻成符合规范的模样。你原本想做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自由舒展；可制度要你报，你就得把自己锯成一块块方木板，量好尺寸，钉上标签，整整齐齐码进集装箱。至于那些弯弯曲曲的枝丫、那些不规整的树瘤、那些被风吹斜的树冠，那些也许是一棵树最生动、最真实的部分，对不起，表格里没有它们的位置。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有个结尾。可这出戏没有结尾，它每天都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循环上演。那个“报”字依然当道，不管是博导还是青椒，不管是文科还是理工，谁也逃不掉。陶渊明的画像还挂在书店里卖，《归去来兮辞》还印在课本里让学生背诵。但背诗是一回事，过日子是另一回事。怪只怪这个字太厉害了，厉害到连陶渊明再世，怕是也躲不过。所以，他要是活到今天，大概会写一篇新《归去来兮辞》，开头第一句换成：“归去来兮，表格填罢胡不归？”然后叹口气，揉揉眼睛，又坐下来填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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