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照顾孩子？在瑞典，几乎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学前教育这样，长期被赋予鲜明的意识形态光环。几十年来，瑞典的儿童照护一直被视为一种证明：性别平等、强大的福利国家与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并存。
普惠托育是社会民主党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任内推出的多项进步家庭改革之一。它既推动了女性大规模进入有偿劳动市场，也承诺无论阶层背景如何，儿童都能获得专业照护和早期教育。
学前教育原本并不只是父母上班时安置孩子的场所。它被赋予教育性、发展性和解放性的目标。这样的转变既体现在制度层面，也体现在语言层面。“日托”变成了“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变成了教育者。国家课程被引入。儿童照护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社会权利和教育事业，而不再只是家庭的私人责任。
瑞典儿童照护体系的扩张，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承诺之上：照护劳动不再完全压在单个家庭身上，女性在家庭内部对经济的依赖也会减轻。儿童的成长，不再完全取决于父母手中并不平等的资源。这个体系之所以在现实中可及，依靠的是高额补贴的收费制度和普遍供给。
按照这些政策，把孩子送进学前教育机构不应是一种奢侈。瑞典的“最高收费”制度，对学前教育和课后照护费用设定了全国统一上限，并根据家庭收入和子女数量，限制市镇政府可以向家庭收取的费用。由于这一体系高度依赖税收补贴，家长实际支付的只是照护真实成本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在瑞典，上学前教育从来不是法律强制义务，但入园率一直很高。瑞典1岁至5岁的儿童中，约有86%进入学前教育机构；3岁至5岁儿童的比例最高可达90%。
不让孩子上学前教育，如今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偏离主流的做法，并常常与“适应不良”的社群联系在一起。瑞典右翼阵营最近提出，3岁起实行强制学前教育，并将其描述为儿童社会化的必要工具，尤其针对那些被认为尚未充分融入瑞典生活方式的人群。在这种论述中，学前教育被视为非瑞典语社群儿童融入社会的关键环节。
在感人的纪录片《被围困的学校》中，尼尔斯·彼得·勒夫斯泰特记录了在学前教育机构、养老院和居家照护服务中工作的男女。片中人物谈到疲惫和倦怠，但对他们来说，最痛苦的似乎还是无法给予他人自己本想给予的照护与关注。
重要的是，这些抗争大多是向上的，指向国家和市镇政府，因为正是它们要为福利基础设施的恶化负责。但近些年来，围绕儿童照护的冲突越来越多地被横向改写成家长与学前教育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
我在大学期间曾在几所学前教育机构工作。我记得，工作人员会对那些一大早把孩子送来、直到快关门才接走的家长翻白眼。社交媒体上也常有爆红帖子，嘲讽那些在接孩子前先独自购物的家长，或者在照顾更小孩子的育儿假期间，仍把大孩子送去学前教育机构的家长。
许多家长则形容自己处在一种几乎无解的处境中。在许多市镇，失业家长或正在休育儿假的家长，每周只享有15小时的儿童照护资格，而不是全日制名额。尽管关于学前教育的官方说法一直强调，它是一个具有教育性、发展性和解放性的儿童空间，但在现实中，它更像是一种特权，主要向那些工作稳定、家中没有更小孩子需要照看的家庭开放。
“好父母”的理想越来越要求父母投入大量情感陪伴、尽早接孩子、减少工作时间，并几乎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孩子。家庭被期待一边维持全职工作，一边遵守高强度育儿规范。这种压力尤其沉重地落在母亲身上。
冲突并没有转化为对缩短工时、扩大福利投入和真正社会化照护基础设施的集体诉求，反而常常被转移成对个人选择的道德审判。“如果你不想自己照顾孩子，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你难道不明白，你的孩子需要你吗？”“如果你怨恨家长需要托育，为什么还要当学前教育老师？”
这场讨论不应停留在父母是否足够关心孩子，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更长的学前教育时长如何帮助家长兼顾全职工作与养育。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如此不愿意围绕照护需求来组织自身？而这种失败，又是如何作为一种共同处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不是把彼此变成对手，而是把我们绑定在同样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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