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项欧盟法律生效，要求塑料瓶盖必须与瓶身保持连接。这项规定一度遭到广泛嘲讽，社交媒体上的段子手和硅谷亿万富豪都拿它开玩笑。有人说，这正是布鲁塞尔最糟糕的一面：官僚事无巨细地干预，把公民当成连回收一个瓶盖都做不好的孩子。
但几乎没有人报道这项规定背后的证据。数十年的海岸清理数据显示，塑料瓶盖一直是欧洲海滩上最常见的废弃物之一。瓶盖体积小、重量轻，而且材质与瓶身不同，一旦与瓶身分离，就会单独漂浮，传播距离远远超过原来的塑料瓶。海鸟、鱼类和海龟更容易把它们误认为食物并吞下。
再看接下来发生的事。全球一些最大的饮料公司在游说反对这项规定之后，还是重新设计了瓶盖并作出调整。但可口可乐等公司还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它们一边把新瓶盖设计宣传为自己坚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一边却在几乎所有其他地区继续使用可拆卸瓶盖。
原因并不是不同大洲的塑料污染物理规律有什么不同，而是除欧洲之外，无论是美国还是亚洲国家，都没有通过要求作出这一改变的全国性法律。
瓶盖的故事，其实是欧洲政治高层一场更大争论的缩影。一方认为，欧盟规则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欧洲给企业套上了自我施加的标准负担，拖慢了自身步伐，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却在加速前进。另一方则认为，这些规则不是包袱，而是力量来源。对于一个没有单一政府的区域来说，这是它既能塑造自身经济未来、又能保护民众与环境的唯一工具。
眼下，前一种立场正在占上风。支持这一立场的政治联盟范围很广，从布鲁塞尔延伸到柏林、华沙和罗马。这个论点表面上听起来完全合情合理。基于这种判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推动了一项“简化”计划，内容包括削弱环境保护、数字规则、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要求。
即便是欧盟委托马里奥·德拉吉撰写、用于诊断欧洲经济弱点的那份具有标志性的2024年报告，也无法证实这种说法。德拉吉曾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这份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项数字是：2023年，超过60%的欧盟企业认为监管是投资障碍。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实际上只是说，大约25%的企业把监管视为“重大障碍”。这一比例后来虽然有所上升，但相比之下，更多欧洲企业仍然更担心其他障碍，比如能源成本。
更重要的是，德拉吉的核心主张并不是让欧洲减少监管，而是让欧洲变得更协调、资金更充足、战略能力更强。即便接受上述诊断，所提出的药方——放松监管——也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欧盟委员会自己的估算显示，整套“简化”计划，也就是这项议程核心中的那些立法方案，每年带来的节省为120亿欧元，约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7%。
欧洲的生产率问题确实存在。但把欧洲描绘成一个被监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区，并不符合事实。美国和欧洲之间看上去存在的增长差距，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口增长、购买力、工作时长，以及欧洲选择保留的那套截然不同的社会契约。
拆解欧洲的监管框架，不只是无法带来增长，还会让欧洲放弃自己几十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东西。看看这些被针对的规则究竟在发挥什么作用。欧盟要求苹果向竞争对手的应用开发者和支付路径开放应用商店后，苹果照做了——至少在欧洲是如此。
这说明，欧盟数字市场规则并不是什么代价高昂的打勾合规程序，而是欧洲消费者如今在应用、支付和平台上拥有选择的真正原因，而美国消费者至今仍缺少这些选择。更广泛的欧洲规则体系，也正是谷歌、元宇宙平台公司和亚马逊在整合、收集和变现欧洲用户数据方面受到限制的原因。削弱这些规则，只会让美国平台及其科技亿万富豪对欧洲市场和欧洲民众拥有更大的控制力。
推动放松监管的时机并非偶然。特朗普政府正式把欧洲的数字规则认定为贸易壁垒，并威胁说，如果布鲁塞尔拒绝削弱这些规则，就要施加惩罚性关税；同时还要求把撤回这些规则作为任何钢铁和铝协议的前提条件。
如今在布鲁塞尔上演的放松监管议程，恰恰就是华盛顿一直通过各种可用手段所要求的东西：削弱欧洲的规则制定能力，为美国企业争取更大准入，并让欧洲更难在经济上、甚至在理念上，提出一种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替代方案。
欧洲的规则未必一定是束缚。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它们其实是权力工具。它们把集体选择的负担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最有能力承担这些成本的企业身上。这也正是为什么企业往往反对这些规则，而一旦规则落地，它们通常还是会遵守。
在欧洲，瓶盖仍然连在瓶身上。问题在于，欧洲是否还保有做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政治项目，它通过规则保护自己的人民，并塑造全球市场；还是会以竞争力之名，把这种力量拱手让给那些最希望这种力量消失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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